延安《解放日報》對新聞理論的探索

【摘要】：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政黨報刊延安《解放日報》對當時宣傳中共的政策、方針起到了不容忽視的作用，它的誕生也是新聞事業史上的一個成功性事件。其中，其對於新聞理論的探索，不僅為當時的新聞領域提供了理論基礎，指導新聞實踐不斷向前發展，而且對抗戰以后各個階段的新聞事業都提供了寶貴的借鑒意義，此外，當時報人對理論探索的精神也值得當下處於新媒體環境下的新聞從業者學習。

【關鍵詞】：《解放日報》﹔新聞基本理論﹔新聞業務理論

延安《解放日報》創刊於1941年5月16日，這是抗日民主根據地出版的第一個大型日報，在發刊詞中，該報闡明了報紙創刊的宗旨和任務，論証了黨報使命與中國共產黨使命的一致性。實踐中，它在黨的方針、政策的宣傳，加強根據地間的信息溝通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它也是外界了解中共的主要信息來源。《解放日報》不僅在實踐方面為新聞史寫下光輝的一頁，在新聞理論探索道路上也在一直辛勤耕耘。其第四版特辟新聞學研究專欄的《新聞通訊》副刊，更是新聞理論探索的一個顯著標志。筆者通過翻閱所有的延安解放日報發現，它的新聞理論文章除了在《新聞通訊》上，在其他版面也有成果。

一、關於新聞基本理論

1.新聞定義。在我國，新聞學界認為最早對“新聞”一詞作出定義的是民國時期被尊稱為“新聞教育第一位大師”，“新聞學最初的開山祖” 的徐寶璜，其在1919年對新聞作出的定義是：新聞者，乃多數閱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實也[1]。1922年李大釗《在北大新聞記者同志會成立大會上的演說詞》上對新聞所作的定義是：新聞是現代的、活的、社會狀況的寫真[2]。1924年邵飄萍對新聞的定義是：新聞者，最近時間內所發生的，認識一切關系社會人生的興味實益之事物現象也[3]。1927年，著名報人戈公振對新聞的定義是：新聞者，讀者所預知之事物也[4]。這是我國早期對新聞定義最具有影響力的四種說法。這些先輩對新聞定義的共同點是1.建立在經驗直觀基礎之上﹔2.隻提出新聞定義的客觀內在聯系而沒有深層次揭示新聞本質﹔3.他們對新聞的定義都是靜態的。

延安《解放日報》關於新聞的定義體現在陸定一的《我們對新聞的基本觀點》一文，他對新聞所作的定義是：新聞是新近發生的事實的報道。陸定一說：新聞是什麼？對於這個問題，有兩種回答。由於對於新聞的本源理解不同，一種人對於新聞是什麼，作了唯物論的解決，另一種人則作了唯心論的解決。唯物論者認為，新聞的本源乃是物質的東西，乃是事實，就是人類在與自然斗爭中和在社會斗爭中所發生的事實。因此，新聞的定義，就是新近發生的事實的報道。新聞的本源是事實，新聞是事實的報道，事實在先，新聞（報道）在后，這是唯物論者的觀點。首先，這個定義以唯物辯証法為基礎，認為事實是新聞的本源，事實是第一位的，新聞是第二位的，先有事實，后有報道，沒有事實就沒有新聞，他沒有將新聞與事實等同起來，很有見地的認為新聞不是事實，而是事實的反映。其次，這個定義還突破原先的新聞靜態說，將新聞看成是一個動態過程。正如有學者指出，陸定一的新聞定義將新聞納入到生產和傳播的動態過程，更接近新聞生產和傳播的實際[5]。所以后來的新聞理論研究者將這一定義稱之為是報道說。最后，在這篇文章中，陸定一還對新聞進行分類，認為新聞分為無產階級新聞和資產階級新聞，這種分類方法受到當時中國社會整體環境和意識形態的影響，具有一定的時代性和政治性烙印，對當時的共產黨政治宣傳起到不可忽視的作用。這種新聞分類方法現在仍被很多學者繼續研究。綜上所述，陸定一對新聞定義的界定非常准確，符合馬克思主義新聞觀，這種報道說至今仍被新聞學界所運用。李良榮教授在《實踐呼喚理論理論需要更新》一文中就說到，從我們黨的新聞學史來看，在延安整風運動時期，在第一次新聞改革過程中，奠定我們新聞學理論的基礎（那個時期新聞理論研究的成果, 像陸定一等同志的論文和《解放日報》《新華日報》的有關社論至今還是新聞理論課的必讀文章），1956年和近幾年來的新聞理論探討在此基礎上作了發展和完善[6]。這足以看出陸定一對新聞定義的本質認識，延安解放日報對新聞理論探索的深遠影響。

2.新聞真實。真實，是新聞的第一生命。延安解放日報對新聞真實的探索對當時的新聞宣傳，信息傳播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其對新聞真實的解讀還對后來的理論研究奠定了基礎。《從五個W說起》一文中要求新聞必須有五個W，這是把事實弄清楚的最起碼條件。但是五個W又不一定都能做到新聞真實。陸定一在《基本觀點》一文中除了對新聞的定義做出實質性的界定之外，還對新聞如何能真實、要怎樣才能得到真實的新聞作了詳細的說明，比如他認為五要素的完備不一定意味著新聞真實，記者主觀主義的存在影響新聞真實，攝影技術可以偽造造成新聞不真實等等，這些認識現在看來對於新聞從業者也是適用的。可見，解放日報對新聞真實理論的探究具有長遠的眼光。

維新派報人曾經強調董狐直筆精神，要做到新聞真實。延安解放日報不僅繼承了這種對新聞真實的認識，而且就新聞真實結合當時的社會環境進行了進一步的闡釋和說明。在其發表的社論《新聞必須完全真實》一文中，對新聞真實的認識就很全面。文章指出：檢查我們已往的許多新聞，自整風以來，向壁虛造的是找不到了，每條新聞都是實有其事的。但是我們還有毛病，這個毛病就是有些新聞還有分寸上的夸大。這可以看出解放日報要求新聞必須是完全真實的，微觀、分寸上的夸大也不行，也是失實。之后還列舉了很多不真實的實例來說明新聞不真實的現象，比如 “提高一步的報道”方法、數字上的夸大、分寸上的夸大、文藝作品與新聞相混淆的報道、新聞實踐中運用聯想等等對這些不真實的新聞報道做法進行批評。解放日報對新聞的真實性有極其嚴格的要求，將其稱之為最主要的毛病，“雖然這種毛病隻見之於個別的新聞、個別的標題，在幾千條新聞中隻佔極少數，可是這今天在我們說來，還算是主要的毛病，必須力求改革。”

日報還從報道內容的宏觀方面來闡述新聞真實的要求，“我們的抗戰成績與建設成績還宣傳得不夠。”報紙認為對於當時的社會整體現實報道沒有做到宏觀把握，沒有做到完全真實，這對當代的新聞事業也很有指導意義。一個新聞從業者必須把握社會的整體趨勢對新聞進行報道，一味的報道負面或一味的報道正面新聞都不能反映社會的整體情況，都是不可取的做法。解放日報對新聞真實的強調貫穿整個辦報時期，《把我們的新聞事業更提高一步》中也強調在報道方面要確實、迅速。

3.新聞功能：西方學者對新聞功能的認識是不斷變化的，從拉斯韋爾的三功能：環境監視、社會協調、社會遺產繼承功能到賴特的四功能：環境監視、解釋與規定、社會化功能、娛樂功能再到施拉姆的政治、經濟、一般社會功能。在我國，新聞功能的認識也是這幾個方面，如維新派報人的開民智、促進經濟功能、監督功能等等。

延安解放日報對於新聞功能的認識主要體現在1943年1月26日胡喬木發表題為《報紙是教科書》的文章。他指出：“報紙是人民的教科書，而黨報，就還是黨的教科書”。 這些話體現了報紙的教育功能，跟維新派提出的開民智有相似之處，就是要教育大眾，黨報就是要對黨進行教育。

文章還說，報紙要“能夠表現人民的感情和意志”，“對於我們，沒有比人民的要求更神聖的標准了”。“一定要熟悉人民的生活人民的心，要熟悉黨的方向，政策和工作的具體過程，要跟黨有十分密切的聯系，要絕對忠實於黨的意圖和黨的指揮。”表現人民的感情和意志體現了報紙反應輿論的作用，同時他還明確提出報紙要絕對忠實於黨的意圖和黨的指揮，就是要做好黨的宣傳，對於這一點，1942年報紙改版在第一版《致讀者》中明確解放日報具有黨性、群眾性、戰斗性、組織性，報紙的政治功能顯得尤其突出。

最后，解放日報還注重推動人民生產，促進經濟發展，《利用報紙改進生產》《利用報紙推動工作》《讀報組推動了生產》《熱心讀報推動生產》《利用報紙推動工作》等文章的發表，充分表明報紙在促進革命根據地的生產、生活方面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4.新聞自由：古今中外，新聞自由一直都是新聞領域所追求的目標，西方國家為了新聞自由一直在和限制新聞自由的政府或者專制制度作斗爭。我國新聞事業在發展期間，也面臨過報館被封、記者被殺的慘劇，如袁世凱時期的“癸丑報災”，“萍水相逢百日間”的林白水和邵飄萍被害，新聞自由一直是新聞人夢寐以求的環境。

解放日報在特殊時期創辦，經常受到國民黨當局的檢查和控制，新聞自由很難保障，在宣傳中共在革命根據地的實際情況、抗戰思想、抗戰策略、抗戰政策和抗戰成就方面帶來很大的不便，同時不能讓外界對中共有一個客觀真實的了解和認識。為此，解放日報在辦報過程中，多次強調新聞自由的重要性，並列舉國民黨限制新聞自由的做法。解放日報涉及到新聞自由的文章共19篇，其中國內主要是針對國民黨進行新聞審查的反抗而進行的呼吁性文章。國外關於新聞自由的闡述，如日人要求新聞自由，美國在菲律賓進行新聞審查等等，筆者認為，解放日報也在借外國人民反抗新聞檢查制度來說明新聞封鎖制度在全世界范圍內都是不受歡迎的。

新聞自由是解放日報關注的一個重要方面，在當時受到日本侵略的大背景下，國民黨對新聞進行封鎖、審查嚴重損害了中共在革命根據地宣傳抗戰、宣傳根據地的實際情況的利益。解放日報對於新聞自由的追求，對新聞審查的反抗在當時具有重要的戰略性意義。遺憾的是，解放日報只是提出受到新聞審查的限制，列舉國民黨對共產黨新聞的檢查制度，以及共產黨反對這種限制新聞自由的做法，但是並沒有給出明確的關於新聞自由的理論總結。例如，《國民黨摧殘新聞事業》《新聞檢查制度有錯誤》《反對新聞檢查譴責新聞歧視》《反對國民黨的反動新聞政策》《壟斷輿論剝奪言論自由》《國民黨當局蹂躪人身言論自由北平解放報人員被捕》《抗議西安新聞界血案》等。

二、新聞業務理論探索

解放日報對新聞基本理論不間斷的探索，指導了新聞實踐，其在新聞業務方面的實踐經驗又不斷深化為業務理論。尤其是其《新聞通訊》一欄的開辟，總結了許多供新聞從業人員實踐的經驗和業務理論。

1.編輯採訪寫作。解放日報在辦報的過程中，不斷積累辦報的經驗，總結辦報的方法。《把我們的報紙辦得更好一些》中，對文章有骨無肉、千篇一律的做法進行批評，而是要做到對於新生活的建設，對於當時建設的各種事實進行報道，要對每天發生著的豐富和有教育意義的新的東西寫成新聞和通訊來供給報紙。《怎樣把地方報紙辦得通俗》一文中，強調要做到內容地方化、編輯雜志化、文字通俗化，要讓百姓都能看得懂報紙。《關於新聞寫作上的文藝性》要求內容和形式上力求豐富的形象性，要讓百姓喜歡閱讀報紙。《給黨報的記者和通訊員》要求記者要放棄主觀主義和資產階級思想，要做到新聞客觀真實，要用無產階級的思想辦報。第一期新聞通訊中劉文怡的《新聞導語》和第二期他的《新聞導語的作法》兩篇文章中，通過對幾則電訊的剖析，細致全面的闡釋了導語的內容以及其在新聞中的作用，具體論述了新聞導語做法的六條原則。《編寫國際消息的幾種形式》一文中王揖根據自己的業務實踐經驗，總結出編輯國際消息的四種形式，並指出這四種形式的優點及其應該注意的地方。鄧儀的《新聞觀點和採訪路線》中旗幟鮮明的表達了對新聞的看法：“新聞是群眾所未知、預知和應知而能啟發群眾斗爭性的最新事件，通過簡明有力的文字而表現出來的社會政治斗爭和對自然的斗爭。”還提出我們的採訪路線就是群眾路線，認為“坐在辦公室抄寫的新聞，不能不是黨八股”，他明確提出反對“八股新聞”，號召記者必須要深入群眾採訪新聞。《在延安地委會議上採訪寫作的幾點經驗》中從四方面總結了採訪寫作的經驗：“從何處著眼” “抓住特寫” 和“寫出事件的過程”“集體的力量”要求記者寫新聞放棄一些模式化內容，結合實例強調避免新聞流於一般化和形式主義，要將新聞的過程呈現給受眾，記者還要注意團隊協作，在新聞來源和新聞稿件方面互相幫忙，共同完成新聞的採寫。《目前報道些什麼？——致各地記者和通訊員的一封信》一文中要求記者結合當時的社會狀況進行報道。上述這些文章都具體說明了在採訪寫作中應該注意的事項，為以后辦報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理論基礎。

2.新聞語言、文風。解放日報對於文風特別重視，有許多關於改變文風的文章。《漫談新聞八股》中楊永直對新聞八股的各種表現作了分析和批評，指出不能用空泛的議論、陳舊的材料、干巴巴的數字等代替新聞，社論《宣布黨八股的死刑》中，列舉報紙語言的黨八股罪行：空話連篇，言之無物、無的放矢，不看對象、語言無味，像個癟三，指出要對這樣的文章宣判死刑，並對這樣的罪行提出最嚴厲的控訴。1942年8月4日，《解放日報》發表胡喬木寫的《報紙和新的文風》的社論，提出當時報紙文風的重要性：“建立新的文風，是整頓三風中的一件大事，同時又是報紙、和報紙有關的一切工作者應當首先來倡導的事情”﹔“報紙不僅是報道消息，而且要作為建設國家、建設黨、改造工作、改造生活的銳利武器。要把我們這偉大時代中各方面各角落沸騰的生活反映到報紙上來。”指出“如何來建立新鮮活潑生動有趣的文風”的問題。對如何應對這些問題提出自己的見解，要求“打破一切固定的格式”，“不公式化”，“少點‘八股’氣”﹔“內容要有新的東西”，要尋找新的材料，同時又要寫得“具體細致”、“親切有味”、“深刻精到”。社論還一語中的抓住解決文風問題的兩個方面：“要充實報紙的內容，要把文字寫好，就要解決兩個問題，一是寫什麼材料，一是用什麼語言來寫。”“建立新的文風，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辦到的。這是長期學習和工作的過程。”最后，社論還強調：“廢除黨八股，建立新文風，隻有在不斷的刻苦的努力中才能達到。”可見其對文風問題的重視程度。此外，胡喬木在《報紙是人民的教科書》中還提出編寫新聞的三點要求，即：新、短、具體。所謂具體就是事實要極具形象化。對於新聞的短的要求他於1946年9月27日在《解放日報》上發表了《短些，再短些》的著名評論，胡喬木向《解放日報》編輯提出具體建議：新聞、通訊和副刊稿件要五分之四是100字到400字，研究論文、專文等等五分之四400字到2000字。后來，他對《解放日報》的副刊提出過這樣的希望：“讓我們有這樣的副刊吧，它沒有太多的可有可無的以各種名義出現的列寧所謂‘知識分子的議論’，可是每天萬把字的版面上擠滿各種作者讀者各種內容形式的幾十篇稿件信件，切實而緊湊地傳達著生活和戰斗的各個側面，傳達著群眾的嘈雜，好比生意旺盛的花園一般！”日報重視新聞編輯工作和文風，重視新聞語言的精煉和活潑，要求新聞不僅能夠讓知識分子看懂，讓一般的群眾百姓也能讀懂。

3.典型報道。解放日報對於典型報道可謂具有開創性意義。在1946年1月15日《把我們的新聞事業更提高一步》一文中，文章在強調報道要有系統和連續這一點時說，“往往一個典型的創造可以成為全盤運動開展的萌芽。而某一或然小事很可能演變成推動世界的大問題，如張瑞合作社，吳滿友運動等是。記者的責任就在於發現這種看起來很小而實際意義很大的事件和典型，加以介紹和推廣。”……並且加強了典型報道，典型事件、典型單位、典型人物都大量登上了報紙舞台，這些典型的人和事都具有鼓舞人、教育人的作用。以上這些，都是延安整風運動中，特別是《解放日報》辦報過程中遺留下來的重要思想遺產，這些思想遺產是中國近代以來新聞界的理論財富……[7]關於解放日報典型報道的開創意義以及后世影響已經有很多學者做過專門的研究，筆者在此不再贅述。但是其典型報道的創立，確實為我國新聞實踐開辟了一條道路，創造了一種新報道方法，為新聞領域豎起一座豐碑。

三、結 語

延安《解放日報》對於新聞理論的探索是在摸索中前進，期間有許多值得后人借鑒和學習的地方，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其的理論探索由於所處的時代環境和社會環境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對新聞自由沒有從本質上進行理論闡述，只是進行了簡單的羅列破壞新聞自由的行徑，對新聞業務也沒有形成系統的認識和理論。但是總的來說，延安《解放日報》對新聞理論的探索是一直朝前進的方向發展，當時報人在極其艱苦的環境下進行新聞理論探索的精神也是值得后人稱頌和學習的。（李偉和郝亞暉均為湖南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碩士研究生）

參考文獻：

[1] 徐寶璜.新聞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

[2] 李大釗.李大釗全集(第四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3] 邵飄萍.新聞學論集[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4]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M].長沙:岳麓書社,2011.

[5] 黃旦.中國新聞傳播的歷史建構——對三個新聞定義的解讀[J].新聞與傳播研究,2003(1).

[6] 李良榮.實踐呼喚理論 理論需要更新[J].新聞大學,1985(39).

[7] 甘惜分.解放日報遺產[J].新聞與傳播評論,200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