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語境文化下的當代中國高語境文化交際傳播 

【摘要】：文化與交際密不可分，相互依存。美國人類學家霍爾在《超越文化》一書中首次根據交際時依靠語境程度的不同，把文化分為高語境文化和低語境文化。但是隨著國家間接觸日益頻繁，兩種語境文化之間相互影響加深。本文通過針對大學一年級本科生和研究生三年級學生交際風格的調查問卷，試圖從被試者言語和行為風格差異入手，証明在西方國家低語境文化沖擊下，中國大學生的交際風格呈現由高語境向低語境的動態變化過程，這也側面反映出他們在價值觀等方面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關鍵詞】：高低語境﹔個人主義﹔集體主義

一、研究背景

在人們跨文化的頻繁接觸中，語言作為人們交流的工具體現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除了編碼於語言中的信息，更多的信息則蘊含在其它因素當中，例如語境。語境這個概念最初是由德國語言學家Wegener[1]提出的，他指出，語境包含三個方面：一是說話時的客觀情景，二是聽話者能夠直接聯想到的各種成分或因素，三是交流雙方對各自身份的感知。美國文化人類學家愛德華霍爾尤其重視文化語境在交際中作用的體現。正如他（1988︰17）[2]所言“文化即交際，交際即文化。”他還提出了文化具有語境性，並將語境分為高語境和低語境。區分的標准則是信息的編碼依賴於語境的程度，即“高語境事物具有預先編排信息的特色，編排的信息處於接受者手裡及背景中，僅有微小部分存在於傳遞的信息中。低語境恰好相反，大部分信息必須處在傳遞的信息中，以便彌補語境中丟失的部分”（Hall，1988︰96）[2]。美國傳播學學者William Gudyknust[3]發展了霍爾的高低語境理論，將十二個不同文化的國家按“高語境”到“低語境”的方式排列，說英語的北美國家，屬於低語境文化，東亞國家如中國文化，則具有高語境特征。學者M.W.Lustig和J.Koester[4]總結了高語境和低語境傳播方式以及它們代表的兩種文化的特點（如表1所示）。

在文化差異的研究中，20世紀80年代，荷蘭學者Hofstede[5]提出了“文化是在一個環境中的人們共同的心理程序，不是一種個體特征，而是具有相同的教育和生活經驗的許多人所共有的心理程序。不同的群體、區域或國家的這種程序互有差異。這種文化差異被歸結為四個維度“權力距離，不確定性避免，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以及男性度與女性度”。按照Hofstede[5]的劃分，美國是崇尚個人主義的社會，追求個性自由和競爭。中國則崇尚集體主義，個人對集體有深厚的情感依賴，看重團隊的整體利益。

二、研究方法與研究設計

本文就以Hofstede的個人/集體主義文化維度和交際風格的相關理論為支撐，將高低語境與集體主義-個人主義這一文化背景緊密聯系起來，通過針對中國當代大學生言語交際風格和行為方式的問卷調查和訪談，探究在西方低語境文化的沖擊下，當代年輕人文化價值觀的動態變化。我們採用重慶大學碩士研究生李陽設計的問卷[6]，針對研究生三年級和大學一年級兩個樣本學生的日常交際風格做調查。之后，我們隨機選取了每個樣本各100名學生的問卷，用SPSS和Excel等軟件進行數據分析，得出兩個群體所體現的交際風格的異同。問卷大體分為兩個部分，分別為基本信息和交際風格的調查。在第一部分，主要是了解學生的性別、年齡、專業、有無國外留學工作經歷等相關信息，便於在選取數據時進行篩選。為了排除其它影響因素，我們對研究對象的年齡、性別、出國經歷進行了嚴格的控制。從發放的問卷中隨機選取了100名平均年齡在18歲的大一學生和100名平均年齡在26歲的研三學生。其中男女比例相當，均無海外學習、工作經歷。第二部分對於交際風格的調查。共分為八個部分，即主語使用我/我們、直接/委婉、正式/非正式、表述/描述、主導/服從、競爭/合作、獨立/依賴、堅持/妥協。八個方面又可以分為語言（1∼4）和行為方式（5∼8）兩大部分。每部分四個題目，共32道題目。選項採用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加總方式來計分。每個被調查者的態度總分就是他對各道題的回答所得分數的加總。

三、實驗數據採集及分析

（一）方差齊性分析

在數據分析過程中，我們對於八個言語和行為體現的交際風格進行了方差齊性檢驗。得出八項指標的p值分別為0.820、0.942、0.854、0.610、0.428、0.475.0.229、0.465，均大於0.05，滿足方差齊性檢驗的前提條件。

（二）均值分析

之后，我們又對這八個交際風格進行了平均值的運算。其中樣本1為大學一年級學生，樣本2為研究生三年級學生。

如表3所示，八項指標中有五項指標樣本1比樣本2分值高，分別為“我/我們、主導/服從、競爭/合作、獨立/依賴、堅持/妥協”。在“正式/非正式”這一指標上，兩個樣本持平。在“直接/間接、表達/描述”兩項指標中，樣本1的平均分要略低於樣本2。由此可以初步推定，在交際風格方面，被試的大一學生總體上比研三學生體現出低語境交際風格的比重要高，個人主義色彩要濃烈一些。

（三）方差分析

為了進一步確定這些差異是否具有顯著性，我們又用SPSS進行了方差（ANOVA）分析，以探究兩個樣本在八個交際風格的哪些方面存在著顯著性差異。在8個指標中，兩個樣本在言語交際風格中的“我/我們”主語選擇，行為模式風格中“主導/服從、競爭/合作”存在顯著性差異，p值分別為0.019（0.01<p<0.05）、0.045（0.01<p<0.05）、0.000（p<0.01）。其中，在“競爭與合作”的選擇上，差異非常顯著。也就是說大一的學生更傾向於選擇“我”而非“我們”做主語﹔更習慣於在各項活動中擔任策劃或者主導談話的話題﹔喜歡競爭，追求與眾不同。而研三的學生則更傾向於在談話和寫文章時選用“我們”而非“我”做主語﹔習慣被人安排做事﹔在以小組為單位完成任務時，注重集體和諧。

四、結 語

我們認為，兩個年齡相差7歲的群體之間產生這種言語交際風格差異並不稀奇。隨著全球化的發展，跨文化交際越來越頻繁。語言作為文化的重要表現形式，如實地反映表象之后蘊含的深厚的文化價值體系。這種話語風格的動態轉變正體現了中國年輕人的交際模式，在歐美等西方國家低語境文化的沖擊下，也呈現出由高語境文化向低語境文化的位移，人們越來越重視個人價值的實現和凸顯，無形之中淡化了集體主義價值觀。

 （王靜和王曉琳均為河北科技師范學院外國語學院講師﹔崔海英為河北科技師范學院外國語學院副院長，教授）

參考文獻：

[1] 趙胤伶,曾緒.高語境文化與低語境文化中的交際差異比較[J].西南科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2).

[2] Hall, Edward. T著.居延安等譯.超越文化[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8.

[3] Gudyknust, W. B. Bridging Differences (3rd ed.) [M]. Thousand Oaks, CA: Sage.

[4] 賈玉新.跨文化交際學[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7.

[5] Hofstede, Geert. H. Culture’s Consequences: Comparing Values, Behaviors, Institutions, and O rganizations across Nations, 2rd [M]. Thousand Oaks,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2001.

[6] 李陽希.個人主義/集體主義對校園背景下的交際風格的影響[D].重慶大學,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