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環境與新聞道德堅守

談到新聞職業道德問題，會說到很多客觀原因。常提及的是，與媒體在向市場化和全媒體轉型中形成的壓力有關：同行競爭、與新媒體競爭、公關機構的誘惑、績效考核、生活壓力等。的確存在這些內部和外部社會環境的影響，問題在於，社會環境是否就可以成為不堅守新聞道德的理由？

毫無疑問，新聞職業道德問題是會受到社會環境影響的，但不同時期的社會生態尤其是政治生態，對新聞職業道德的影響是有差異的。在社會政治生態極為不正常的年代，新聞道德的失守幾乎都源自於這種惡劣生態﹔而在社會政治生態比較正常的年代，雖然依然有不良社會環境，但這不應成為新聞人道德失守的理由或借口。

我們的媒體經歷過虛假新聞盛行的年代，也是新聞操守不易堅守的年代。20世紀50年代“反右”之后接著而來的“大躍進”，黨內隻講形勢大好，不講問題，吹牛、浮夸風氣盛行，報紙跟隨報道，“滿紙謊言”。當時，報紙刊登糧食畝產放“衛星”的報道，從水稻畝產36900斤到畝產最高為130435斤。生產體制的盲目冒進、黨內不良風氣和媒體的浮夸報道，帶來的巨大災難就是隨后而來的三年經濟困難時期。當時媒體的情況就像《紅樓夢》裡的話——“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雲作者痴，誰解其中味”，可以看出當時黨風不正，文風很難正。但那個時候既有指令性的造假，也有媒體人自己頭腦發熱主動參與造假。

“文革”時期是媒體人面對惡劣環境幾乎無法抗拒的年代，也是新聞道德完全失守的年代。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和真理標准討論之后，隨著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的回歸，媒體撥亂反正，掃除“假大空長”的文風，恢復了報紙的傳統作風，媒體的職業道德建設出現新面貌。但這並不意味著職業道德問題已經解決，這既有老問題的延續，比如虛假新聞的問題一直都存在，也有隨著社會轉型期到來出現的新聞職業道德的新情況、新問題。在新的形勢下，媒體的道德問題有哪些方面依然受社會環境的影響？作為媒體人應該怎樣做？是一味強調社會環境的影響，還是我們需做出自己應有的主觀努力？值得我們研究、探討。

轉型期新聞職業道德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有全社會共性的問題，也有媒體自身特有的現象。

收“紅包”現象，就是共性問題，不是媒體獨有的現象。有人曾問筆者，香港記者、西方記者不收“紅包”，為什麼中國大陸記者收“紅包”。筆者回答：“首先我反對收‘紅包’，此外也要看到香港和西方的其他行業也不收‘紅包’，而中國大陸這不是媒體一個行業的現象。”相信隨著整個社會的淨化，媒體也會逐步消除這種不良風氣。媒體是社會的守望者，媒體人不能借口社會存在這種不良風氣就原諒自己的行為，也不能消極地等待社會環境淨化的到來。媒體人應以積極的態度，在淨化社會環境中承擔義不容辭的責任。

媒體自身的職業道德問題主要表現為虛假報道、有償新聞、新聞敲詐等。虛假報道歷來就有。20世紀80年代之前，新聞職業道德的問題主要表現為採訪作風、文風乃至虛假報道。有償新聞、新聞敲詐方面的職業道德問題則是社會轉型期到來之后才發生的。

虛假新聞雖是過去存在的現象的延續，但在轉型期有其產生的動因和新的特征。媒體在往市場化轉型的過程中，媒體之間競爭搶時效、與記者績效挂鉤力求多發稿，這就有可能因急功近利而出現失實乃至虛假報道。同時，全媒體時代，網絡等多種渠道的傳播為記者獲取材料提供了便利條件，如果記者一味圖方便，不認真核實網絡新聞線索，就有可能發出虛假報道。

最為嚴重的就是新聞敲詐。有償新聞的性質一般來說屬道德層面，而新聞敲詐則與違法犯罪沾上了邊。因此，新聞敲詐其實就是有償新聞延伸發展后的質變。媒體的報道有社會影響力，有些題材報不報道涉及了一個機構或一個人的利益、命運，於是有人願意花錢去擺平。有些媒體和媒體人陷入之后不能自拔，發展下去就有可能實施新聞敲詐。最近，新華社報道了一個案例，2011年7月至2013年1月間，有家報紙的記者李某等人利用記者或虛假新聞單位身份，以負面曝光相要挾勒索財物，李某被判處有期徒刑3年。綜觀新聞敲詐行為，有些是瞞著單位的個人單干，有的已上升到媒體單位的集體決策，這是最為可怕的。這種情況常表現為通過做批評報道或反映問題的內參去要錢。寫好批評報道或內參，有意送給當事機構看，然后就進行討價還價的談判，迫使當事機構以投放廣告、贊助等形式擺平、撤稿。有的機構也就對此心領神會，一旦發生災難性事故等，就趕緊給前來採訪的記者發“封口費”。

如果媒體以“社會環境不好”為擋箭牌，不積極主動解決職業道德的問題，將會使整個行業的風氣衰敗下去，也會對社會風氣造成影響。有的地方發生“封口費”事件，查下去之后發現假記者比真記者還多。話又說回來，假記者的問題折射出真記者的真問題。正因為有真記者營造了不良道德的土壤，才讓一些假記者“專業戶”得以生存。

當今的新聞道德問題，盡管依然受到社會環境的影響，但恪守良好的道德操守是主觀努力可以做到的，也是做新聞人起碼的要求。我們可以看到絕大多數媒體人對敗壞媒體形象的行為，尤其是新聞敲詐這樣的違法犯罪行為，是深惡痛絕的。而且，許多媒體人生活艱辛，卻非常敬業。良好的隊伍，是我們堅守良好職業道德的最為重要的組織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