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時評異地監督的勃興及其原因分析

近年來，我國新聞評論界出現了一種有違常規的現象，這就是具有典型中國特色的新聞時評異地監督。筆者認為，所謂新聞時評異地監督，是新聞時評在輿論監督中的一種表現形式，囿於種種原因無法實現本地監督，致使新聞時評在選題、創作、刊發等環節出現的異地化現象，即發生在本地的新聞敏感事件，本地媒體不能刊發相關時評，被迫通過異地媒體刊發新聞時評以實現輿論監督，本地受眾的知情權和表達權在異地媒體得到實現。

一、我國新聞時評異地監督的勃興

近年來，我國包括廣播電視在內的傳統媒體輿論監督經歷了一個由盛轉衰的過程。但隨著新興媒體的快速發展，新聞事業傳播信息的廣泛性和速時性特征，又帶來了我國輿論空間的空前開放，為廣大公民積極參與和評論各類社會事件特別是事關群眾公共利益的社會事件，提供了輿論空間和公開發表時評、言論的平台。人們以新聞媒體作為公共論壇，積極撰寫和公開發表與公共權益等相關的新聞時評異地監督作品，由此催生了一個全民記者、全民時評員和不同觀點的辯駁時代，引發了我國“新聞時評異地監督熱潮”，有人稱之為“第三次時評熱”。當前包括廣播電視等在內的諸多新聞媒體，皆有為新聞時評異地監督而設置的時評專欄或時評版面。

和消息、通訊體裁不同的是，新聞時評異地監督作品能夠“表達人們對新聞事件的判斷和對由新聞引發的各類社會問題的思考”，具有思辨的放射性和理論的獨特性，更加符合受眾的心理需求。它以新聞事實為依托，重在對新聞事實開展有針對性的評論，往往針對社會熱點、疑點、冰點和焦點問題進行剝繭抽絲式解讀，對新聞事實展開有選擇性和補充性的敘述和分析，指陳得失，褒貶優劣，言自成理，並在風格上講究快、近、透，即出手快，貼近事體，說理透徹，既能起到消息和通訊的信息告知功能，又能揭示和剖析蘊藏在新聞事實背后的深層次原因，向人們傳達比較成熟的思想觀點。

說到新聞時評異地監督，首先應該提及具有旗艦意義的四大功臣：一是1998年11月《中國青年報》開辦的《冰點時評》專欄，為我國新聞時評異地監督的開端﹔二是央視創辦的《焦點訪談》欄目﹔三是2002年3月4日《南方都市報》推出的《時評版》﹔四是2003年11月11日《新京報》開辦的《評論版》。央視《焦點訪談》欄目以新聞訪談兼有新聞時評的形式，對2001年廣西南丹礦難等事件開展新聞時評異地監督，在2001-2002年成為我國具有重要標志性的電視媒體輿論監督主力之一，並因此成為我國電視媒體新聞時評異地監督欄目的“標簽”和“領頭羊”，帶動全國媒體掀起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二輪輿論監督高潮。到2003年1月-2004年9月，全國新聞媒體輿論監督全面推進，幾乎達到“無台不監督、無報不監督、無記者不監督”的程度。

2004年中央某部門下發文件，要求媒體禁止跨地區監督，禁止異地監督。該文件使得作為新聞媒體輿論監督主要形式的新聞調查報道幾乎陷於停頓。這時，隻有央視和《中國青年報》等幾家國家級媒體，偶爾還在開展一些異地監督。媒體因政策限制，被迫轉變輿論監督形式，以新聞時評異地監督形式開展輿論監督。可以說，新聞時評異地監督已成為我國輿論監督的主要形式，並呈現日益勃興的趨勢，在很大程度上成為輿論監督的代名詞。

從某種意義上說，新聞時評異地監督是由地方本位主義催發和培育出來的，並備受人們喜愛的新聞媒體輿論監督的畸形兒。新聞時評異地監督的勃興，正是緣於新聞報道渠道的嚴重不暢或梗塞。新聞時評異地監督在很大程度上承擔了消息、通訊體裁的信息告知功能。在當前我國某些地方，即使按照傳統的新聞模式報道了當地的新聞敏感性事件，但很難保証它的客觀性和真實性，甚至會出現不全面、不客觀、不清楚和以偏蓋全、挂一漏萬的現象。而新聞時評異地監督是人們對新聞事實信息得不到滿足和求証時的一種宣泄，是對真理真相的一種追問，也是對我國民主和法制建設的廣泛參與和監督。

新聞時評異地監督大多是揭露性和批判性評論，往往是針對某一重大新聞敏感性事件，全國媒體幾乎是不約而同地發聲、追問、聲討，最后促進被監督問題得到及時妥善解決。據粗略估計，全國每年差不多出現幾十甚至是上百件新聞時評異地監督典型案例。

例如，2010年 11月 7日, 廣東人民廣播電台播發的廣播評論《政府“拍腦袋”決策 好事也難辦好》, 針對“廣州市政府緊急叫停剛剛實行了一周的‘亞運公共交通全民免費’政策”, 在全面深入調研基礎上，發現廣州市政府在對這一涉及上千萬人出行的公共政策決策方面存在明顯失誤，從中剖析其決策失誤的根源在於“政府出台公共政策一而再不征求民意，只是政府官員拍腦袋的閉門‘造車’”，一針見血指出“朝令夕改，政府的決策顯得兒戲”，並揭示出深刻主題：“政府辦惠民的好事，也不能拍腦袋出政策”。文中既有政府部門官員承認此前政策存在失誤的錄音，也有市民的看法和政協委員的點評等，對推動問題整改起到很好作用。

近年來，新聞時評異地監督在全國各地開展得如火如荼，可謂是風起雲涌，蔚為壯觀。當前，新聞時評異地監督已成為各級各地媒體搶佔受眾市場和樹立媒體公信力的主要方式之一，也是廣播電視等媒體尤其是晚報、早報和都市類報紙的一大亮點。尤其是在廣東、浙江等南方一些省份，新聞時評異地監督作品幾乎佔到每天報紙版面一半以上，有時甚至佔整個報紙三分之二左右的版面。

在當前一段時期，新聞時評異地監督文體縱橫捭闔，所涉及的范圍幾乎是達到了“無所不問、無人不用”的程度。而且，“新聞時評異地監督熱”贏來了全民寫作和全民言說的新時代，更有一大批意見領袖活躍在新聞時評異地監督的前沿陣地上，代表著社會的良知，傳播著真理的力量，閃爍著民主法治的光芒。可以說是，新聞時評異地監督的誕生和勃興，在某種程度上已經促發了中國新聞傳播史上的一個嶄新時代。

二、新聞時評異地監督勃興的原因分析

（一）新聞時評異地監督勃興的外部原因

1.媒體從屬於政治權力，被迫放棄輿論監督原則

大眾媒體自在西方國家誕生之日起就帶有非常強烈的政治痕跡，從來就沒有享受過真正完全意義上的言論自由。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一是大眾媒介從屬和依附於政治權力，政治上的專制限制著大眾媒體的內容取舍和發展規模，政治局勢的發展變化直接影響著大眾媒體的命運﹔二是政府通過制定和頒布法律，用來約束大眾媒體的新聞傳播行為﹔三是政黨和政府機構採取轄制方式，對大眾媒體新聞傳播行為進行直接領導和控制﹔四是政黨和政府利用政治派別和利益集團對大眾媒體施加影響①。

當前，我國各行各業和各個部門幾乎都制定和頒布了行業法和部門法，唯獨新聞出版行業尚未制定和頒布《新聞出版法》。新聞時評在實施本地監督時所遭遇的最大阻力，主要來自於地方黨委政府政治權力的管制和利益集團的制約，來自於地方黨政宣傳部門的“行政意志”和“長官意志”。一方面，地方黨政宣傳部門簡單地採取行政高壓手段，常以“內部通告”和“手機短信”等形式，強行逼迫事發當地的媒體“不得發表相關信息”“不得評論相關事件”等，導致當地媒體主要領導因“擔心頂風違紀、丟失官帽”而不願意披露和發表對新聞事件的相關負面信息，由此引發事發當地媒體對相關新聞事件“集體失語”。另一方面，從媒體和政治權力的關系來看，媒體從屬和依附於事發當地黨委政府的政治權力，從屬於事發當地黨政部門宣傳的直接領導﹔同時，事發當地媒體對地方黨政部門和利益集團存在著很強的經濟依賴性，需要依靠當地黨政部門和利益集團的支持才能贏得自身生存，經濟利益促使媒體願意同權力結成利益共同體，導致事發當地媒體對負面報道“自願性”“集體失語”。這是新聞時評異地監督勃興最為重要和最根本性的外部原因。

2.地方保護主義制約和扼殺本地媒體監督

在西方國家，人們常把媒體輿論監督看作是“第四權力”。由於當前我國新聞法制尚不健全，媒體在實施輿論監督中遭遇諸多“瓶頸”。從理論上講，媒體所具備的輿論監督權，只是用來表述民意的“軟實力”，這雖然能對我國現有的立法、司法和行政部門的“硬實力”起著一定的權力平衡作用，但在地方權力框架內，媒體“軟實力”往往遭遇眾多權力部門和地方保護主義的巨大壓力與制約，甚至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剝奪”和“扼殺”了本地媒體的輿論監督功能。

3.慘烈的市場競爭，迫使媒體爭奪“第一評判權”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 伴隨我國媒體管理體制從過去單純的“事業單位”向現在的“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體制轉變，以及都市報的崛起和新興媒體的社會影響不斷增強，媒體間的競爭日趨激烈和白熱化。例如，對電視媒體來說，既有來自報紙、廣播、網站、手機等媒體的沖擊，更有央視和地方電視台之間幾近白熱化的激烈競爭。特別是在當前網絡媒體時代，新聞瞬時傳播，更講究時效。傳統媒體如果不能在第一時間和第一現場及時採寫與傳播新聞，就有可能失去市場競爭力。許多媒體為爭奪“第一評判權”，相繼開設了一系列的新聞時評版面和欄目，先后推出了24 小時直播、同步播出、現場直播等，逐步形成了“焦點新聞+原創時評”的新聞時評異地監督運作模式。這也是新聞時評異地監督勃興的一個重要外部原因。

（二）新聞時評異地監督勃興的內部原因

1.公民意識、法制意識和維權意識的覺醒

當前，我國已進入信息社會。以互聯網和手機等新興媒體為標志的信息傳播活動變得空前活躍，不僅塑造了一批有思想、有發表意見能力的人物群體，而且促進了廣大人民群眾公民意識、法制意識和維權意識的覺醒。一方面，人民群眾迫切需要了解自己身邊和國內外所發生的重大新聞事件，依法維護和保障自身的合法權益﹔另一方面，媒體通過議程設置和傳播信息，進一步啟蒙和提醒了人民群眾的公民意識、法制意識和維權意識。

同時，人民群眾公民意識、法制意識和維權意識的覺醒，反過來又刺激和促進了他們了解和掌握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等各方面信息的心理需求。新聞時評異地監督作品通過“擺事實、講道理”的方式，不僅滿足人民群眾的知情需求，而且讓受眾學會培養獨立思考的習慣和能力，這為新聞時評異地監督的產生和發展奠定了廣泛而良好的社會基礎。

2.傳統新聞評論的積弊，為評論寫作創新提供了機遇

“文革”期間，我國黨報及其新聞評論被推到了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斗爭的第一線，扮演了極為不光彩的可悲角色，在中國新聞評論史上可以說是一次歷史大倒退。《人民日報》多年從事新聞評論工作的范榮康，將“文革評論”稱之為“四無評論”，即無中生有、無需論証、無限拔高、無限上綱，這種反科學的“文革評論”荒謬絕倫，給黨和人民帶來了無窮的災難②。

柳俊偉認為，我國傳統新聞評論的弊端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第一，在宣傳模式上採取高高在上的強行灌輸、訓導模式，內容是“虛多實少”，對民眾利益相關的生活話題關注不足。第二，在說理論述上注重嚴密的邏輯推理，追求理性的思辯色彩，通常是對一類現象或問題進行邏輯組合，從而分析推導出結論，但其缺點也很明顯：居高臨下、感性弱化、不形象生動、可讀性不強。第三，許多評論大多集中於對黨和國家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解讀，與老百姓實際生活的隔膜決定了它在語言寫作上抽象空洞和單調乏味。第四，寫作具有封閉性，往往只是總編、評論員的專利，而漠視或忽視受眾的心理需求，使其受到冷落③。

正是因為傳統新聞評論存在著上述弊病，造成了我國歷史上傳統新聞評論功能的缺位。這為新聞評論寫作走向創新和新聞時評異地監督的勃興，也為新聞時評貼近受眾的生產、生活和工作實際，真正承擔輿論引導、解疑釋惑等功能提供了難得的發展空間和機遇。

改革開放以后，伴隨我國市場經濟和新興媒體的快速發展，媒體刊播包括新聞時評異地監督在內的新聞評論，逐步擺脫了“文革”極左思潮的影響，開始恢復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並經十多年發展，已形成良好局面。“一是新聞評論開始注重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以情動人。那種居高臨下、盛氣凌人的‘官腔’弱化了。二是開始注重從人們的實際工作和社會生活中拓展評論題材，選取評論的議題和立論角度。三是報刊評論的品種不斷增加，特別是個人署名的專欄評論競相斗艷。四是經濟評論開始普遍引起重視，數量大，品種多。”④當前我國正處於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社會轉型時期，新聞時評異地監督正是因為適合受眾的心理需求而“橫空出世”，並呈現日漸勃興和繁榮的局面。

3.受眾對新聞時評形成巨大的心理需求和依賴

當觸及地方黨委政府和利益集團既得利益和敏感問題時，觸及當地或當事者形象趨於負面報道時，我國媒體目前還不能完全遵循新聞規律辦事。媒體受到諸多的條條框框限制，以及方方面面的管束和掣肘，在地方媒體中表現得尤其明顯，致使不少“大魚”“活魚”每到關鍵時刻被迫胎死腹中，或由大新聞變成小新聞或無新聞。

這時，新聞時評中的“評”就成了傳者和受眾無奈的次要選擇。人們總希望從時評作品那裡得到對新聞事實信息的補充和跟進，並藉此判斷是非曲直和掌握事實真相。同時，新聞時評異地監督作品的選題大都突出熱點、焦點和難點問題，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並在敏感新聞事實基礎上發表觀點，不僅幫助廣大受眾及時了解重大事件，而且受眾無須動腦思考就能從中獲得觀點，人們就對新聞時評異地監督逐漸形成了心理期待和依賴。（作者系寧夏大學新華學院特聘教授）

注釋

①劉華蓉：《大眾傳媒與政治》[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2-7頁。

②③柳俊偉：《都市報新聞時評研究》[D]，中央民族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5年。

④胡文龍，秦硅等主編：《新聞評論教程》[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51頁

來源：《視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