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1949年中華民國新聞傳播制度研究

摘 要：中華民國時期的新聞傳播制度分為兩個階段，在從民國初期到抗戰勝利的這一階段中，其有著優秀的歷史貢獻，在推翻盤踞千年的封建主義以及取得抗日戰爭勝利的過程中起到了不可磨滅的傳播作用。而在1945∼1949年，卻由於錯誤的領者逐漸的走向了消亡。本文主要研究了其最后的幾年間的政策以及行動，並分析了其最終失敗的必然原因。

關鍵詞：中華民國﹔傳播制度﹔失敗原因 

中華民國是中國歷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個時期，推翻了長達千年的封建專制主義制度，將中國的歷史帶入了真正意義上的近代﹔同時，也是新中國成立之前重要的過渡時期。而中華民國時期的新聞傳播業，也體現了中國近代新聞史的發展歷程。抗戰勝利以前，其新聞傳播與宣傳為取得抗戰勝利做出了很大貢獻，然而在隨后的內戰時期，其傳播制度卻扮演了不那麼光彩的角色。反思1945∼1949年這幾年間中華民國的新聞傳播制度，理應是每一個新聞工作者應做之事。

一、全國新聞事業的遷移和擴張改革

抗日戰爭的勝利，使中華民國有足夠的喘息時機，大片的淪陷區等待著中國政權的重新接管。彼時中華民國數十年的經營，留下了豐厚的軍事和政治基礎。進入抗戰中后期民國政府的任務重心已悄然地轉移到了內戰准備上。而這個任務，就是由中華民國的中央和各級宣傳部門來完成的。進行其政治宣傳的前提，則是對原來日偽侵佔下的淪陷區的新聞事業進行接收和重新改造，並入到原來大后方時期中華民國已經建立起來的中華民國新聞宣傳網絡，建立起一個覆蓋更大面積的新聞事業網群。

（一）對舊有新聞宣傳系統的接收和重新改革

對於各地原來舊有的新聞宣傳系統，尤其是日偽政權所創辦的報紙，民國政府採取的是直接全盤接收的政策。他們利用日偽新聞系統留下的資財，對該報進行名稱和刊號的更換，然后重新出版，搖身一變，就成為了一份黨報。舊有的新聞宣傳系統主要包括報紙和電台兩個板塊。報紙大多都集中在大城市，比如北平和上海，恰好這些大城市又是中國社會政治的輿論中心，中華民國對此是更為重視。例如在上海，民國政府上海市黨部主任和上海市副市長吳紹澍運用其在上海的權勢，很快接收了原來的漢奸報紙《平報》，利用該報的資財設備，復刊了《正言報》，成為中華民國上海市黨部機關報，成為中華民國系統抗戰勝利后在上海出版的第一家報紙。

中華民國對日偽新聞宣傳系統的接收，其主要的目的還是為了鞏固和壯大自己的實力，抗衡大勢所趨的延安政權。通過對新聞傳播資源的搶佔，從而達到搶佔戰后中國政治話語權的目的。而最終的目的，則是為了通過新聞宣傳系統的掌握，制造輿論，為戰后對延安方面發起進攻做好思想上和政治上、輿論上的准備。

（二）對民營報刊的接收和改造

抗戰結束后，中華民國急不可耐地先是以附逆的罪名進行了沒收，然后對這些報紙進行了全面改版。但是因為例如《申報》這樣的報紙在中國報界所擁有的特殊的地位，又是民營報紙，因此對這些報紙的處理和日偽所創辦的報紙還是有所區別。而其中最為典型的是中華民國對兩份商業大型報紙《申報》和《新聞報》的改造。

中華民國先公布了《管理申報新聞報辦法》和《中華民國改組申報新聞報辦法》，先后就上述兩份報紙的處理和改造制定了詳細的方針和政策。通過改造，兩報的報名得以保全，但納入中華民國宣傳部管轄之下，人事任免和改組事宜均由宣傳部負責，雖然在編輯方針、報社的經營上都還是保留了商業化的性質，但在管理上使這兩份報紙成了中華民國實際控制的報紙。

（三）對新聞宣傳部門的企業化經營管理改革

在完成了對舊有新聞宣傳系統和民營新聞組織的接收和改造之后，中華民國就建立起了一個包括黨營媒體和親中華民國媒體共同編織起來的龐大的新聞宣傳網絡。但維持這一龐大的新聞網絡單單依靠中華民國中央的財政補貼是遠遠不夠的，加之通貨膨脹所伴隨的物價上漲已讓中華民國的中央財政發生危機，在這樣的情況之下，1945年6月，中華民國中央宣傳部門開始對新聞宣傳系統的經營和運作進行企業化的改革。

通過改革，中華民國政府試圖建立起一個新形式的新聞系統：以企業化經營管理方式運作的黨報網絡，和以依靠政府津貼來保持運營的通訊社和廣播電台，三者共同構建起來的一個半官方半商業化的新聞宣傳網絡。改革首先是從黨營的報業開始的。作為主要核心黨報的《中央日報》率先成立了董監事會，其他的黨報也開始進行類似的改革，但由於改革的成本過高，無法通過政府津貼以外的其他經濟來源維持日常的運作和財務支出，最終對通訊社和廣播電台的企業化改革很快以失敗而告終。

二、1945∼1949年中華民國政權的錯誤政策對新聞傳播事業的摧殘

（一）1945年的“拒檢運動”

1945年，民主派人士黃炎培訪問延安回到重慶后，寫作了《延安歸來》一書，詳細介紹了他本人到延安訪問的所見所聞。明知道該書會被中華民國書籍檢查官刪改，為了保持作者的自由表述，決定不送中華民國檢查。緊接著重慶的各大雜志報刊和書店都發表聲明，從此不再將印刷品送交中華民國檢查。這就是當時轟動全國的新聞界“拒檢運動”。

事實上，書報檢查是中華民國管理和控制新聞宣傳事業的重要手段，在全國長期實行。而拒檢運動實際上所針對的就是中華民國的這項制度，民眾的支持也反映出長期以來人們對新聞宣傳事業檢查的不滿。這次運動，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和新聞宣傳出版人主動發起的，徹底將中華民國意圖利用媒體和管制媒體取得和談主動地位的意圖打碎，反而成為了中華民國飽受攻擊的一個傷疤。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爭取新聞自由的運動，從新聞史的角度來看甚至可以同“五四”運動相比。重壓之下，中華民國不得不廢除了新聞檢查制度，這對於中華民國對新聞宣傳控制造成了巨大打擊。

（二）1946年∼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對新聞傳播事業的摧殘

拒檢運動的爆發讓中華民國中央宣傳部始料不及。在新聞事業深受重創的形勢下，中華民國政權不但沒有對自身問題作出積極回應與調整，而是進一步加強管制，以更廣更深的力度對全國新聞事業進行殘酷摧殘。

抗日戰爭以后中華民國已經宣布結束訓政，進入了憲政時代。根據孫中山對民主社會建立的步驟來看，憲政社會恰恰是建立在法制的基礎上。解放戰爭爆發前，中華民國政府對新聞的管理主要以法律法規為主要手段，但進入解放戰爭以后，特務和暴力成為主要手段，法律手段幾乎形同虛設。通過暴力活動來干擾和恐嚇進步媒體，使之服從或者服務於中華民國的宣傳，這是解放戰爭期間中華民國對於新聞宣傳事業最為主要的管制手段。

解放戰爭爆發之初，民國政府就指令各個地方宣傳部門“以各種技術打擊一切反動刊物之流行及散布”，而打擊進步新聞宣傳事業也正式納入了特務活動的工作范圍。他們通過採用經濟收買，安插特務，內部破壞，強行收購等手段妄圖控制住全國媒體。對於不聽話的報人和記者，盯梢、逮捕、暗殺等赤裸裸的暴力行徑也派上用場。1947年2月中下旬，和談破裂前夕，中華民國當局決定在北平市對中共地下黨員、民主人士及其他“嫌疑分子”實行大逮捕，幾天之內就逮捕了2000多人。暴力管制手段的運用幾乎是毫無顧忌，不斷在新聞界制造恐怖氣息。在1947年，還先后出台了《出版法修正草案》《白報紙配給標准》《特種營業管制方法》等不勝枚舉的法規，從法制上配合特務對新聞宣傳事業進行摧殘。這種違背孫中山的革命精神的國家行為是中華民國的精神背叛，因而激起了整個新聞傳媒界的強烈反對，新聞界為爭取新聞自由的斗爭一浪高過一浪。整個解放戰爭期間，中華民國的“一文一武”，讓中國進步新聞事業遭受到了慘重的損失，大批的報紙被查封，報人被逮捕，甚至被槍殺。中國新聞界在解放戰爭的國統區迎來了整個中華民國在大陸統治時期最為黑暗的一段。

三、總 結

抗日戰爭結束后，中國社會結束了一直對外的局面，獲得了短暫的和平喘息之后，各方力量又重新在和平思想、建國思想和民主思想上的差異陷入了激烈的國內紛爭。民國政權在抗戰結束后短短的時間內經歷了一個短暫的繁榮，隨后又迅速滅亡的過程﹔新的新聞傳播政策和法律無論是從政治上，還是在新聞傳播產業上，都沒有能夠挽救中華民國在大陸的全面潰敗，尤其是新聞傳播的統制，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強烈反對，加劇了中華民國在政治上的孤立狀態，從而加速了中華民國政權向新中國的過渡。

抗戰后的民國政府，已經徹底淪為了尋求獨裁專制統治的利益集團，對於他們來說，媒體應該為他們所用，做他們獨裁專制的吹鼓手，是他們進行內部爭斗的政治工具。目的決定手段和方式。中華民國的獨裁專制目的決定了他們對待新聞媒體的態度、政策和方針。歷史的發展往往都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這也是歷史發展的鐵的規律。中華民國的“以特務暴力手段為主、以新聞法規為輔”的新聞管制政策是中國新聞事業發展史上的一次巨大的倒退，是對中國民主新聞事業的嚴重摧殘，完全違背了新聞自由的專制主義法制制度。然而，“拒檢運動”最終以民主和進步新聞媒體的勝利而告終，迫使中華民國廢除了新聞檢查制度，也証明了中華民國對於新聞事業的管制注定以失敗而告終。 （作者系上海大學影視藝術技術學院新聞與傳播專業碩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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