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前后中文教會報刊性質激變原因初探

摘 要：鴉片戰爭之前，傳教士們在馬六甲及廣州等地創辦的中文報刊，這是中國近代報刊事業的萌芽，而這些報刊基本上都是宗教性質的﹔鴉片戰爭以后，大批傳教士來華辦報，所辦的報刊數量也劇增，這一時期傳教士所辦的報刊，性質也由宗教報刊向“世俗化”報刊轉型。鴉片戰爭前后，傳教士創辦的報刊性質的激變，是建立在中國社會政治格局、思想激變等大環境下，中西方雙向互動的體現。

關鍵詞：中文教會報刊﹔性質﹔激變﹔鴉片戰爭

一、鴉片戰爭前后傳教士在華辦報活動

1807年，英國倫敦會傳教士馬禮遜來華傳教，標志著基督教在華辦報活動的開始。英國倫敦布道會在馬禮遜的積極倡導之下，先后在南洋等地區創立了幾種中文近代報刊：《察世俗每月統記傳》《特選撮要每月統記傳》《天下新聞》《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除此之外，這一時期還有《各國消息》等。這幾份主要的報紙中除《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完全脫離宗教刊物范疇以外，其他幾份都是宗教性的報刊，或者是以宗教性內容為主的，可以看出，鴉片戰爭以前傳教士創辦的中文近代報刊的性質傾向於宗教性。

鴉片戰爭以后，西方傳教士的傳教活動在不平等條約的庇護之下，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上海被開辟為通商口岸以后，逐漸成為全國報業發展的主要基地。在這一背景下，傳教士創辦的報紙主要有：《中外新報》《六合叢談》《上海新報》《中外雜志》《中外新聞七日錄》以及《教會新報》（后改為《萬國公報》）《申報》等。根據第二次在華傳教士大會上范約翰提交的報告《論報刊》之附錄《中文報刊目錄》統計顯示，在1815年到1890年之間共出版76種中文報刊（含《京報》），在1868~1890年間出版的有31種，包括15種宗教報刊和16種“世俗化”即非宗教報刊 [1]。這意味著，傳教士辦報的價值取向已經發生了變化，由辦宗教性報刊向辦“世俗化”報刊轉變。

這種轉變的判斷是根據，報紙宣傳的內容由宗教教義為主向傳播“西學”為主的轉變。不可否認，鴉片戰爭教會報紙，也把“西學”作為重要內容大加宣傳。這一時期對於“西學”的介紹，是為了炫耀西方的文明，改變長期以來中國人固有的優勢心理。正如郭士立在創辦《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所坦誠的一樣：“這個月刊的出版就是為了消除中國人的這種高傲心理，讓他們認識到我們的藝術、科學和工藝……向他們表明我們不是‘蠻夷’”[2]。

早期的傳教士辦報把“西學”當做重要內容進行傳播，是為了以“西學”為亮點，改變中國人的固有心態，佔領中國人的精神世界，來達到傳教的目的﹔鴉片戰爭，當時的清政府正值多難之秋，“西學”恰好符合愛國知識分子的口味，他們從中看到了民族的希望於曙光，以至於以康梁為首的民族資產階級維新派和隨后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都試圖從“西學”中尋找救國之路。根據這種社會環境和傳教的需要，傳教士報刊加大了對“西學”內容的傳播，以降低宗教內容所佔的比重。

這種變化，我們不難看出，傳教士在華辦報的宣傳重心經歷了一個“拐點”，而這個“拐點”就是鴉片戰爭。這種轉變絕不是一個偶然現象，而是由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才促成了這樣一種變化。

二、鴉片戰爭前后，中文教會報刊性質激變的原因

（一）社會政治環境的激變刺激傳教士辦報環境的變化

清初，傳教士憑借自己的能力為朝廷服務，得到了統治者的認可。但是到了清朝前期，“禮儀之爭”發生之后，極大地改變了康熙皇帝對於西方人的態度，最終，康熙皇帝不得不以羅馬教皇干涉中國內政為由，禁止西方傳教士在中國傳教：“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國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3]這一政策為后代皇帝所繼承。在禁止傳教的同時，對於傳教士刊印的書籍，清政府也是採取了極為嚴厲的控制措施。嘉慶皇帝就曾多次發布詔令，對傳教進行控制。1811年7月，就有諭旨禁止西洋人在外省傳教“除廣東省向有西洋人來往貿易，其居住之處應留心管束，勿任私行傳教，有不遵禁令者，即案例懲治。[4]”相反，在鴉片戰爭以后，傳教士有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作“護身符”，在條約的庇護下，傳教士的傳教活動由地下發展到了地面。比如1844年簽訂的中法《黃埔條約》就規定傳教士可以自由在通商口岸傳教，並逐漸深入到內地。這與鴉片戰爭以前，傳教士的活動截然不同。早期，迫於中國的政治環境，隻能通過刊印小規模的宗教報刊進行傳教，更是不敢過多涉及其他領域。鴉片戰爭以后，傳教士可以在“五口”自由傳教，也可以自由刻印西方各樣書籍，中國的封建律法對於傳教士而言，已經不起作用，這對於傳教而言更是極大的便利。他們不再有所畏懼，公開布道，刊印宗教書籍，這種傳教方式更為直接、更為有效。對宗教報刊的創辦與生存產生了很大的沖擊力。

（二）社會思想的改變決定著傳教士辦報環境

雖然世界歷史已經進入近代，但在中國，長時間影響中國人的儒釋道諸家思想，特別是孔孟之道仍然是中國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祭祖、祀天、尊孔等觀念潛移默化，成為中國文化最深層的文化素質，並且一直在整合中國社會[5]。更重要的是，在鴉片戰爭以前，中國文化的發展一直是在世界前列，在對外的文化交流中，一直保持著優勢。面對這種大環境，中國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種民族優越感，認為其他民族是“化外之邦”，是蠻夷。

鴉片戰爭以后，中國戰敗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巨大的社會變革，極大地沖擊著中國傳統社會結構，引起中國社會的極大變動。不斷加深民族危機，使得許多有志之士認識到，“老祖宗”的那一套，已經不能挽救中國的沉淪，因此，他們將目光轉向西方，開始關注新事物、新世界，向 “化外之邦”、，有了“西學” 的需求。

為了適應中國歷史條件的變化和傳教的需要，傳教士報刊的宗旨和內容也進行了相應調整，即用西學作為傳教的輔助手段。除了一小部分純粹性宗教期刊外，其他的期刊都增加了關於西方科學、歷史、地理等內容。當時發行量最大、影響最廣的是《萬國公報》，其中寫道“本刊是為推動與泰西各國有關的地理、歷史、文明、政治、宗教、科學、藝術、工業及一般進步知識的期刊。”[6]

任何新事物的產生都是建立在社會需要的基礎上，新聞事業自然也不例外，在鴉片戰爭以后，宗教報刊向“世俗化”轉變，正是由鴉片戰爭以后中國的社會環境與社會需求所決定的。

（三）中國人反教情緒高漲，宗教色彩太濃的報刊遇阻

基督教來華是為了佔領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其宗教立場是基督教要征服世界。他們不但是殖民侵略活動的急先鋒，同時也與鴉片貿易、鴉片戰爭等戰爭或沖突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在此過程中，他們扮演著極不光彩的角色，戰后又參與一些條約的起草，成為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受益者，部分傳教士甚至私自添加原本兩國條約不存在的條款，為自己謀利。如在《南京條約》簽訂過程中，郭實臘、馬儒翰在談判中更是極盡勒索。又如，面對列強的劫掠，傳教士丁韙良甚至自己脫下道袍，背起長槍，參與到掠奪的行列當中……

20世紀初的義和團運動、非基督教運動等反教活動接連發生，截止到1867年，在華服役的338名傳教士中，有很多人病逝在中國，這其中包括了6位傳教士在華服役期間遭受襲擊致死[7]。這些情況，無疑揭示了中國各階層對傳教士及其刊物的仇視。

（四）傳教士身份性質的轉變

鴉片戰爭以前，傳教士的報刊集中在沿海，而且主要是附會中國傳統文化、附會儒學、穿漢服、講漢語等，利用中國話語來闡釋西方基督教教義和文化觀念，辦的報紙也是“中國化”的，這一時期的傳教士，更多地偏向於一個友好的文化傳播使者的形象。鴉片戰爭以后，這些報刊一方面，在中國傳播著先進的“西學”，另一方面，又擴展到了中國的內政、外交等諸多方面。正如戈公振所說：“初外報對於中國，尚知尊重，不敢妄加評論。及經幾度戰事，窘象畢露，言論乃肆無忌憚。挑舋飾非，淆亂聽聞，無惡不作矣。”[8]這個時期的傳教士，已經不是單純的傳教士，相反，他們已經轉變為穿著道袍的政客、外交官、侵略者。這一時期的傳教士報刊 “採取了將基督教教義、西傳教士方文化和中外時政融於一體的宣傳策略，它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在動蕩的局勢中合法的干涉中國的內政，並且在意識形態領域進行滲透。[9]”

三、結 語

以鴉片戰爭為界限，傳教士在華創辦報刊的活動可分前后兩期。前期（1815年到鴉片戰爭），這一時期的傳教士的報刊更多的是側重於宗教宣傳，以宣傳基督教教義為主要目的，這一時期以《察世俗每月統記傳》為代表﹔后期（1840年以后），鴉片戰爭以后，傳教士創辦的報刊宗教色彩趨於淡化，向“世俗化”、商業化轉型這其中影響力最大的是《萬國公報》。

這種轉變的原因歸結起來是中西雙方一個相互適應與自由選擇的結果。就西方傳教士而言，是根據鴉片戰爭以后，傳教士報刊性質由宗教性向“世俗性”的轉變，是根據中國社會的政治、社會思想發生巨變，以及傳教的需要等眾多因素而進行的一次宣傳策略與宣傳內容的調整﹔就中國而言，是在面對中國歷史上不曾有過的“千古奇變”的歷史轉折點上進行的一次選擇，即“西學”，目的在於擺脫民族危機，挽救民族危亡。總之，鴉片戰爭前后，傳教士報刊性質的轉變，是一個雙方的互動過程。（作者系西北師范大學傳媒學院新聞學專業）

參考文獻：

[1] 王海.外國傳教士在華報刊活動的歷史分期[J].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1).

[2] 李雄燕.近代新教教會中文報刊的本色化[J].雲南社會科學,2007(2).

[3] 楊森富.中國基督教史[M].台灣: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七十三年.

[4] 譚樹林.早起來華基督教傳教士與近代中外文報刊[J].世界宗教研究,2002(2).

[5] 李雄燕.近代新教教會中文報刊的本色化[J].雲南社會科學,2007(2).

[6] 陳超.試論傳教士報刊對中國近代報業發展的影響[J].福建教育學院學報,2006(4).

[7] 王海.外國傳教士在華報刊活動的歷史分期[J].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1).

[8]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M].北京:北京三聯書店,1955.

[9] 王炎龍.西學東漸:中國近代報業發展的歷史闡釋[J].廣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