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懂中國的“三把椅子”

不久前召開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以“依法治國”為主題，照例，我還是選擇了時事訪談的形式進行關注。訪談嘉賓，我選擇了江平、田文昌、沈巋、劉仁文、楊建順、王琳、朱恆順等數位法學家。

不過，這一次換了一個平台，在鳳凰網評論頻道專門開設了一個新的專欄，叫做“高見”。欄目定位，我用了八個字來概括：“高處眼明，見於智者”。

某種程度上，“高見”沿襲了我近十年來關於時事訪談的思路，試圖站得更高，站在智者的肩膀上看世界，看清當下中國的真問題。近幾年的系列訪談，我冠之以“坐下來的中國”，在今年結集出版第一部之后，曾應邀去中山大學和暨南大學做讀書交流，分享近年來觀察中國的所思所悟。在讀書交流時，我的演講題目是《讀懂中國的“三把椅子”》。哪三把“椅子”？

1845年夏天，美國作家梭羅移居到瓦爾登湖嘗試過隱居生活。梭羅說，他的木屋裡有三把椅子，獨坐用一張，交友用兩張，社交用三張。可以說，梭羅的靜坐體驗，成為接下來近兩百年高速運轉的城市裡難以喘息的人們的心靈救贖。

借由這一意象，我提出讀懂中國也需“三把椅子”：

第一把椅子，作為方法的“坐下來”，著重解決問題。

2010年4月初，我聯系採訪王紹光教授。作為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系講座教授、中國研究服務中心主任，輿論視野中，他是一位知名的政治學者。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對煤礦安全生產監管也有研究。當時，山西王家嶺煤礦發生透水事故，造成153人被困。訪談的由頭，就是為何“礦難”已經造成“新聞疲軟”，有沒有更好的辦法來解決，國外都是如何治理煤礦的？

幾天后，訪談在《新京報·評論周刊》發表了，標題是《美國礦難是如何降下來的》，引來許多關注。給我印象最深的倒不是這個訪談，而是在訪談中王紹光教授的一句閑話：“當下中國，伸著脖子說話的人太多了，坐下來靜心思考的人太少了。”

對於礦難之類的話題，需要有調查、有研究、有專業的學者去談，才能談出真知灼見來。所以，我認為“坐下來”是一種方法。

第二把椅子，作為觀念的“坐下來”，構建公共生活。

有一個韓國朋友在北京讀書，有一次我們聊天時提及對中國的印象，他說了兩個細節：一是公園和街道兩邊等公共場所缺少椅子，走累的話想找個地方歇歇腳都很困難，並且城市的生活節奏很快，好像很多人都是在小跑﹔二是很少看到笑臉，不管是在大街上，還是在地鐵上，幾乎一律是沒有表情的面孔。

這讓我想起若干年前的大學時代，每次開學坐火車去學校，在鄭州火車站等車，都是一件刻骨銘心的事情，場面蔚為壯觀，大部分人都在廣場上三三兩兩席地而坐，或攤開幾張報紙席地而臥，偌大一個廣場就像難民營。其實，這也是公共服務還缺乏“坐下來”視角，沒有完全從人的需求去考慮。而走出國門的中國游客，對國外的印象細節之一，就是公園和街頭的長椅多，尤其是公園內，百步之內，總有長椅可供休息。

第三把椅子，作為態度的“坐下來”，思考社會進步。

當前，對社會發展的一個基本共識，就是走得太快了。如果說1949年中國實現了“站”起來的話，那麼之后開始了從“走”到“跑”的一連貫動作。1979年之后的中國，開始“穩中快走”的節奏。經過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快速增長，中國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這種高速之下，不管是城市，還是個人，仿佛都進入了快車道。快速，不管是給社會，還是給民眾，都帶來了生活方式的巨變。“快”，絕對可以算是解讀這個時代的一個標簽。

其實，不管是國家還是個人，都需要適時坐下來，想一想。“快起來”難，“慢下來”更難，而能“坐下來”尤其難。因為，“快起來”需要力氣，“慢下來”需要勇氣，“坐下來”則需要底氣。

所以，不妨找三把椅子，坐下來，聊聊中國，這有關我們的公共生活。（作者為鳳凰網資訊中心副總監、評論主編）

來源：《青年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