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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手記：從“小巷總理”看“大國之治”

那其灼

在大型全媒體系列報道《70年70問》中，《中國的“小巷總理”為什麼管用》是個“小題目”。在“小巷總理”這個群體的身上大多是家長裡短、柴米油鹽的小事，很難找到驚天動地、可歌可泣的故事。客觀的說，如果寫《中國的“小巷總理”很管用》並不難，但是探求中國的“小巷總理”為什麼管用？特別是還要在這個群體中去尋找新中國70年歷史性成就中蘊含的“中國基因”，破解歷史性變革背后的“中國密碼”，則並非易事。

歷史是最好的老師。很多當下的習以為常和理所當然，一旦放到歷史的坐標系裡，便會發現獨特的價值和意義。回答中國的“小巷總理”為什麼管用？我們方向是去尋找中國的“小巷總理”究竟從哪裡來？

通過大量的案頭工作，我們找到了新中國第一位“小巷總理“陳福林的故事。一個人力車夫，通過居民投票選舉成了居委會主任，我們有意識的將他的個人命運傳奇，放到大時代中去。 “10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在北京宣告成立。新上任的政務院總理周恩來主持了政務院第一次政務擴大會議。”兩天之后，千裡之外的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區上羊市街選舉居委會主任，陳福林當選。大國總理和“小巷總理”幾乎同時上任，這種反差即構成了講故事的張力，又為下文中提到的”小巷總理“在國家治理體系基層實踐中扮演的角色做了很好的鋪墊。

在歷史的坐標系中尋找價值和意義。第一位“小巷總理”的出現，結束了封建社會沿襲下來的“保甲制”，在新舊對比中，我們看到了“小巷總理”從誕生的第一刻起就被中國共產黨賦予了“人民當家作主”的基因。在法律的保障下，“從人民中來，為人民服務”的理念在“小巷總理”的身上體現得格外直觀而清晰。

我們找到了中國的“小巷總理”為什麼管用的初步答案。

基層的實踐是最好的老師。為了這篇報道，我們採訪了近十位居委會干部，前后採訪了黃大媽四次，採訪了鞍山社區干部劉娟兩次，採訪了80后小巷總理高雲白和朱帥兩次。我們幾乎把黃大媽家裡的老照片從頭翻到尾，把朱帥手機裡的各個微信群刷了好幾遍……

黃大媽召集社區居民獻計獻策幫下崗職工再就業、劉娟組織的民生議事會解決社區治安問題、80后的朱帥在微信群裡商量拆除違章建筑的難題……透過這些故事，我們看到不同時期的“小巷總理”們都在最大限度地凝聚著居民們的智慧和力量，讓多元化的意見和訴求得到有組織、有秩序的表達和集中。無論是面對面的開會，還是在網絡裡的討論協商，都讓每一位居民都可以發表意見，可以參與決策，可以共享發展成果。

至此，我們在一個個“小人物”的小故事裡，找到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大主題——“這些‘小巷總理’也在中國城市的最基層實踐著一種民主模式——協商民主。”70年，雖然幾代“小巷總理”的工作方式不斷變化，工作手段幾經更迭，但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始終閃耀在街巷之間。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優勢，從人民中來、到人民中去，依靠人民、服務人民，這是“小巷總理”之所以管用的根本原因。”

在這篇報道裡，我們沒有把“小巷總理”當作個體，而是把“小巷總理”當作一種制度、一種基層治理模式。在審稿會上，多為領導提出了需要橫向對比的建議，我們特意通過不同民主制度的對比，凸顯了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深刻內涵和制度優勢。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召開前夕，人民網領導把握時機，推薦這篇報道刊發在《人民日報》頭版和人民網首頁大頭條位置上，很好的呼應了十九屆四中全會關於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議題。

走過難題不斷的時代，才有寫滿答案的歷史。我們理解《70年70問》就是這樣一部厚重歷史。它要告訴人們這七十年中國經歷過什麼？中國為什麼這麼做？中國為什麼會成功？！《中國的“小巷總理”為什麼管用》就是這段大歷史的一個縮影——在歷史和現實的對比中，在中外的對照中，讀者能看到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發展成熟、能看到國家治理體系的基層實踐、更能看到每一個普通人的生活。

能在這樣厚重的歷史中留下我們的一筆，這是一個新聞人的責任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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