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子论文]浅析消费文化语境下主旋律电视剧的突围

摘要：时下，消费文化语境和读图的影像化碎片日趋彰显，眼球经济带来的感官刺激充斥着社会各个领域，社会文化语境的巨大转型，促使电视剧的创作逐渐走向以市场为主导的路线。本文旨在探讨主旋律电视剧的创作如何在此语境中实现自身的成功突围，如何赋予作品历史深度、现实精神和人文情怀等特点，从而实现其艺术性、思想性和商业性的统一，提升主旋律电视剧创作的艺术水准。

关键词：消费文化语境；主旋律电视剧；突围

有的学者对社会转型期的特点概述为：前工业化时期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温饱”；工业化时期是人与科技之间的矛盾，解决的核心问题是“积累”；后工业化时代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消费”。时下，娱乐消遣、批量复制、消费需求多元、文化的商业化等元素的交融，成为彰显消费文化语境特点的时代坐标。法国学者让?波德利亚在《消费社会》第一章“物的形式礼拜仪式”中提到：“告诉我你扔的是什么，我就告诉你，你是谁。”①富有哲理性的诠释了当下文化的时代特征。在此语境中，电视剧的创作主动迎合市场化的需求，违背历史的真、人性的美和善，对作品进行盲目的市场化包装，以此为受众带来消费心理的替代性满足。

此外，市场的竞争促使了电视剧创作中题材撞车、内容克隆、形式跟风等现象蔚然成风，制作的粗俗化、庸俗化、低俗化、泛娱乐化倾向严重，内容缺乏深厚的民族文化内涵展示，使中国电视剧出现了“畸形”的繁荣。针对电视剧的“怪圈”现状，编剧赵冬苓把地域文化中的民族性作为创作的突破口，秉持厚重、大气、真诚的创作风格，通过塑造典型、真实、可信人物形象来表现历史感浓厚、深沉的主题，呈现出深沉历史感的文化表达和人文关怀式的时代担当，从内容到形式实现主旋律电视剧创作的成功突围。

主旋律电视剧从内容到形式的建置

一部成功的艺术作品，离不开内容和形式双层面的内核创作。赵冬苓的作品从创作内容上来讲，彰显红色主旋律特征的同时，但又不落窠臼。作品的题材要新颖、猎奇，遵循平民化的叙事视角，打破传统的“意识形态化” 和“ 工具化宣传”为本的风格，在重大历史背景下建构起合理的人物图谱，以真实的细节塑造人物的真性情。

第一，题材要独特、猎奇和新颖，从现实生活中挖掘新知的题材。心理学理论认为，人们对外界的刺激有“趋新”、“好奇”等特点，题材选取上的独特与大众的审美心理期待形成了顺向对应，吸引观众的观摩兴趣。如《雾都》首次多维度、多视点描写了川军中的 “袍哥文化”，刻画了袍哥重情重义、肝胆相向、赤胆忠心的英勇精神，弘扬了他们敢于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发，不惜洒热血、抛头颅、捐身躯的历史责任担当精神。

第二，视角的选取，采用平民化的叙事视角。平民化叙事视角的选取，突出表现在主旋律电视剧中的主人公突破了传统政治化、神圣化的塑造，着重展现普通人世俗化的幸福与痛苦，从而让主旋律电视剧的创作真正实现与大众审美期待的共鸣。如《中国地》从老百姓赵老嘎的平民叙事视角出发，表现了赵老嘎从山头一霸到带领全家、全村以及广大民众浴血奋战的故事，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守家园14年未让日军占领。全剧始终以赵老嘎的视角出发，从赵老嘎这个小人物延展出全民英雄民族血性的抗战，实现了对英雄本性的世俗化而非神圣化、大众化而非精英化、日常化而非脱俗化的细微刻画。

第三，选取真实而不矫揉造作的事件阐释主题。众所周知，主旋律电视剧的创作特点是在剧中暗含着中国特有的国家意识或者民族精神，如英勇不屈、视死如归、吃苦耐劳、顾全大局、谦虚进取等优秀的中华民族传统品格，把此精神融人到当代电视剧中就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主旋律。如赵冬苓的《沂蒙》，八路军李继长在被逮捕后绝不发表声明不抗日，把共产党员的忠诚信仰和视死如归的精神真实展现，从而实现了国家意识形态的软着陆。反观传统的主旋律创作，都是教条式的去诠释民族精神，事件的选取缺乏真实性。

从其形式创作的层面来讲，打破传统对人物的英雄主义塑造模式，剧中人物大多数都存在棱角，人物间的对白幽默而切合人物性格，，注重从人物的性格和情感逻辑层面出发，在真实的细节刻画中凸显人物的真性情，人物是以“熟悉的陌生化”现象而存在，从而塑造一个真实可信典型化的人物。

第一，主旋律电视剧中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传统意义上是以史诗崇高性的特点来塑造。正如加拿大著名的原型批评学者弗莱在《批评的剖析》提出：“高模仿模式的主人公，在一定程度上比其他人优越，它具有超出常人的权力、激情和表现力，但无法超越他所处的自然环境。”②它着重彰显了英雄的丰功伟绩、崇高悲壮、一腔热血，但它未从人物的性格和情感逻辑点出发对人物进行刻画，给予观众的审美体验仅停留在悦心悦意的层面。时下，主旋律剧中对人物的塑造，必须遵循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在给拉萨尔的信中批评到：“这部历史剧中最大的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传声筒，人物性格的描写太抽象化了。我们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雾都》从生活中发掘人物塑造、从个性化角度展现人物塑造、从情感上寻找人物塑造的角度出发，把朱豪既粗鲁莽撞又正直文雅、既有秉公办事的原则又有重情重义的情谊、既有誓死沙场的豪迈又有开拓进取的品质、既有为国担当的气魄又有与时俱进的品格特征展现出来，为主旋律电视剧中人物创作树立了现实审美的标杆意义。

第二，区域文化特色鲜明、独特、真实。当今，主旋律作品的创作，很少以某区域为背景进行故事创作，大多数故事的背景简单停留在历史层面，缺乏具体的区域环境的细微展示。赵冬苓的作品是以抗日战争为重大历史背景，把山东人民的忠厚实诚、封建伦理和民俗文化展现的淋漓尽致。如《沂蒙》是以山东临沂人民的抗战为原型进行创作，把地方妇救会刻画的真实可信，催人泪下。同时，剧中表现出区域的结婚民俗，结婚前男女双方都没面，女人嫁到男方家后，从轿子里出来要迈上一级一级的砖块，意味着步步高升。此外，《北方有佳人》是以抗战时期的山东泉城济南为背景，将动荡的历史背景和主人公寄萍的坎坷命运相结合，反映了一座泉城中几代人的大仁与大义。

第三，人物间对白的喜剧化设置。罗马诗人贺拉斯《诗艺》中谈到：“谁能把使人提高的东西同使人高兴的东西结合在一起，既娱乐听众又教育听众，那么他将赢得普遍的欢呼。”③他倡导以寓教于乐和寓庄于谐的创作方法，实现让观众在快乐中获得价值观的沉淀。反观传统的主旋律作品，对人物对白的设置，基本是恪守着说教的方式。把不登大雅之堂的喜剧风格融入进来，让喜剧元素作为叙事的催化剂，这种有意味的形式化的设置，有利于人物复杂性格的多维度表现。如《雾都》中，朱豪是个文盲将军，说话粗鲁、做事鲁莽。起初他见到挚爱周芷兰并为其朗诵自己创作的诗歌：“庙小鬼神大，池浅王八多，老朱闲在家，姨太七八个。”取得了浓厚的喜剧化效果。《沂蒙》中，于宝珍和李忠厚之间因为意见的不同，产生喜剧化的对白，再加上于宝珍对山东方言的淳朴运用，使得笑料更足，让观众在笑料中体味人生的百态。

对白的喜剧化设置，并不是无意义的为娱乐而娱乐，而是通过滑稽性的对白，一方面，作为叙事单元的一个插曲，起到对紧凑的情节叙事节奏放缓的作用，为观众在宏大的历史故事叙事中提供轻松式体验，并引导观众去深刻的理解小人物日常生活的多面性；另一方面，喜剧化的对白作为叙事的催化剂，吸引了观众的注意力，实现了作品的观赏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