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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媒介史角度看微博对人际关系的影响【2】

魏景霞

2012年11月13日14:23        手机看新闻

二、情景与人际传播

传播是一种社会行为,只有在特定情境下才能实现信息交流的目的。对于不同的传播方式来说,传播效果对传播情景的依赖并不相同。传播情境指的是对特定的传播行为直接或间接产生影响的外部事物、条件、或因素的总称,它包括具体的传播活动(如二人对话)进行的场景,如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有无他人在场等等。在广义上还包括传播行为参与人所处的群体、组织、制度、规范、语言、文化等较大的环境。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曾指出,语言符号不提供也不可能提供传播活动的全部意义,交流的所得,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语境。因此在很多情况下,传播情境往往会影响符号本身的意义,产生本来所不具备的新意义,并对符号本身的意义产生制约。[6]

在人际传播过程中,不同的传播方式对于情景的依赖不同,但无论哪种方式,都会涉及到情景的微观、中观和宏观问题,相应的,从微观到宏观的情景的抽象程度也不断增加。

在最初的即时传播即面对面的人际传播中,双方所共享的情景是一体的,信息的交流也是高度统一的;但借助于传播媒介的人际传播就发生了各种变异,并且不同传播媒介之下的人际传播方式所依赖的情景也发生了偏移。

对于借助于文字的人际传播来说,可以克服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但文字的高度抽象性无法传播更多的情景,这种传播信息和传播情景的分离带来了多种后果,其中对于文字信息的误读成为不可克服的哲学性问题,最集中的莫过于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问题。因此,为了解决文字传播中的信息偏差,必须建立权威,并围绕文字的理解和适用建立起一系列规则。

但借助于媒介进行的人际传播必然产生无法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完整的客观传播情景如何通过媒介实现完整的传递。媒介使得人们可以脱离时空束缚,但也意味着传播主体与传播当时的情景分离,传播主体无法共享同一的传播情景。根据戈夫曼的观点,人际传播的过程就是人们表演“自我”的过程,但这个“自我”并非真实的自我,而是经符号乔装打扮了的“自我”。在人际互动中,“不管个人在头脑中所具有的具体目标是什么,也不管他达到这个目标的动机是什么,他的兴趣始终是控制他人的行为,特别是控制他人对他的反应。这种控制将主要通过影响他人而逐渐形成的限定而实现的,而且他能通过给他人某种印象的方式借以表现自己达到影响这种限定的目的,他给人的这种印象将引导他人自愿地根据他的意图而行动。”[7]因此,人际传播者实际上是带着符号制作的“假面具”的表演者。同时,因为不同的媒介在传播时所能够传递的情景信息不同,所以,不同的媒介在人际传播中的效用也不相同。

声音技术的发展可以使传播主体克服时间和空间的约束,比如电话、qq聊天等手段。但这种方式只是将声音这一因素扩展到了时空之外。影像技术的发展则可以通过图像和动态视频传递人际交流中分离的情景。在这一过程中,技术的发展可以将人际交流中所面临的时空制约最大程度克服掉,但这种克服在技术上只能是通过片面加强某一方面的信息传递的清晰度,而无法达到如同面对面人际交流一样的人际传播效果。

在这一点上,微博和之前的媒介有本质的不同。在前微博阶段,即从文字一直到所谓的“多媒体”阶段,都存在一个共性的问题,就是在传播中无法高度近似地去再现人际传播中的完整情景。而只能做到在某一方面强化,这样带来的结果必然是人际传播中的分离。同时也无法解决人际传播中私人性和公共性同时在场的问题,造成了人际传播中传播主体间的群体分裂化更加明显,而这些群体之间的整合则相应较弱,从而容易导致个体在现实社会中的“原子化”和在抽象公共议题上的群体化这种悖论式局面。而微博传播则在克服前述问题的基础上实现更加接近于面对面人际传播的方式。一方面,微博汇聚了以前媒体的各方面优势,可以将传播情景即时传递出来,同时,基于人际传播本身的技术结构也使得微博用户之间具有高度接近面对面人际传播的特性,同时也兼具人际传播的社会性特征,从而在微博传播中实现私人性和公共性的高度吻合。正是在这一点上,无论是以经济利益为取向的市场化应用,还是以公共管理为取向的政务化应用,还是以单纯的人际交流和强化为取向的情感化应用,都能够从微博传播中获得相应的需要和满足。这正是微博获得人们高度关注的主要原因,同时,对于微博的分析也应该基于这一特性,只有从媒介史的角度来看待,才能对微博的价值和意义给出准确清晰的定位,在应用中出现问题时采取针对性的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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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光霞、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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