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媒介史角度看微博对人际关系的影响

来源：《新闻界》杂志

摘要 微博作为一种综合多种媒介特性的媒介具有高度的“拟情境性”。虚拟性的扩展还对人际关系形成了严重冲击，导致建立在各种分离的虚拟群体基础上的角色得以强化，而人的主体性则减弱。因此，需要建立对以微博为主的虚拟网络空间与现实社会之间的“自生自发”互动秩序正确的理解、培育和引导机制。

关键词 拟情景；人际传播；媒介史；微博

一、人际传播与媒介

在人际传播中，传播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从人际传播中传播主体是否能够及时形成传播回馈来看，人际传播可以分为即时传播和延时传播。两种传播方式所依赖的信息传递清晰度并不相同，对于即时传播来说，传播主体之间共处一个信息传播情景之中，这一情景为双方的交流提供了大量背景基础，因此能够通过在场的即时互动形成双方共同期望的意见；而延时传播则使得双方的交流依赖于抽象的加工，并且交流双方并不能共享同一情景，这就使得交流变成了割裂的单向交流，增加了交流中意见认同的难度。

这一问题从传播媒介出现起就一直存在，并且对社会的政治生态产生了深远影响。最初的文字传播手段可以说是在所有的传播手段中最为典型的“冷媒介”，[1]因为建立在文字手段基础上的人际传播必须依赖于对文字所代表的意义的想象力来实现，在我国传统诗歌关于家书的诸多描述中都可以看到这种情景，相互冲突的文字交际的意义具有高度的艺术模糊性。

但媒介的发展过程从两个方面去接近或者一定程度上去复原即时性的人际传播。1.缩短因为时空限制所带来的人际疏离感，重建即时传播中的在场感，提高人际交往的认同感；2.提高媒介的信息含量，尽可能完整地将不同时空的人际交往主体的分离性交往情景整体性地传输到对方。

这种努力体现在媒介的不同发展历程中。最初的文字传播是为了克服即时人际传播的局限。书面信息的交换不要求发送者和接收者同在，因此传播从它们早期所受到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中解放出来。书面文字将人和信息从所处的背景中分离出来，削弱了记忆的重要性，允许对信息内容进行更加独立和更加从容的审视。[2]但这种分离削弱了传播者的在场认同感，也因此分离出主体的权力分化。因此，菲德勒将传播媒介的形态变化定义为“通常是由于可感知的需要、竞争和政治压力，以及社会和技术革新的复杂相互作用引起的。”[3]

这一发展过程一直贯穿着解决上述两个方面限制的努力。首先是建立在文字基础上的信息的广泛传播，形成了报刊以及其他类似的信息传播，但这一传播中人际传播的色彩减弱，而形成更多的一对多的大众传播模式。在这一传播模式中，解决了信息传播空间的限制，但更加削弱了信息传播的情境性特点，只是将传播变成了为实现特定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目的的权力工具。随着光电技术的发展，人们可以将分离的传播信息更多地汇聚起来，1979年，尼格罗?庞蒂在为麻省理工大学媒介实验室筹集资金做巡回演讲时这样说到：“所有的传播技术正在遭受联合变形之苦，只有把它们作为单个事务时，它们才能得到适当的理解”[4]而汇聚这一概念正是现在所说的多媒体的基础，虽然没有出现最初所预想的媒介之间的替代关系，即导致传播的形式越来越少，或最后导致某种形式如报纸和杂志的死亡。对此，罗杰斯等人已经清楚地指出，“传播的历史是'越来越多的历史'。”[5]新的形式往往是偏离和增加媒介大家族的品种，而不是巩固和替换旧的形式。

在媒介的演变过程中，尤其是随着光电技术的发展，数字信息具有了汇聚各种媒介特性的能力。与以前的媒介技术相比，建立在网络基础上的信息传播方式不但能够摆脱原来的时空限制，而且能够通过多媒体的方式将人际传播的情景更加丰富地进行传播。可以说，现代的网络传播方式就是麦克卢汉“热媒介”的典型，尤其是随着各种数字化模拟技术以及人机互动技术的出现，至少在感觉上可以替代原来物理时空下的人际交往的信息交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