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化社会新闻传媒的使用与管理【2】

二

一部现代政党史和新闻传播史，处处写着执政党同新闻传媒密不可分的互存、互用和互动关系。执政党能不能在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和新闻传播规律的前提下，有效使用和正确驾驭大众传媒，是衡量其执政能力高低优劣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把正确和有效使用大众传媒作为全党的重要任务之一。

资产阶级政党在夺权和执政的长期实践中，最早认识大众传媒对于政党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华盛顿作为美国独立后的首任总统，懂得报纸是他与选民们进行交流的有价值的东西。最多的时候，他订阅的报刊达到30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更是一个千方百计地袒护新闻出版界并为之提供宽松环境的国家元首。他在华盛顿面前曾明确陈述过自己对民主政治中报纸作用的看法。他说：“没有检察官，政府则不能存在，然而在新闻出版自由的地方，则一个检察官都可以不要。如果政府是廉洁的，它无需害怕攻击和辩护。造物主没有给人类任何其他方式在宗教、法律，或者在政治方面辨别真理。我认为政府对拍马者和批评者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是明智的，因为纵容前者和迫害后者可能有失尊严并且是犯罪行为。”[1]

由于西方传媒产业私有化的结果，今天在美国这样的西方大国，执政党除了少数由政府把持的官方媒体外，一般不直接掌控大众传媒。因此，很难一概而论，说美国大众传媒都是美国执政党及其政治代表呼风唤雨的忠实工具。200多年来，美国执政党及多数总统能够比较有效地使用和驾驭大众传媒的历史表明，这种政党同传媒若即若离、时疏时密的关系，正是美国这样的西方大国现代政治的一个特色。

作为美国民主社会的一条基本经验，执政党及其政治代表总统总是在尊重传媒自身利益和新闻专业主义的前提下，有效而巧妙地使用与驾驭大众传媒。这种经验，是在两种情况下展开的：一方面，出于政治统治和舆论控制的需要，历届美国总统及其所代表的执政党总是千方百计地运用各种手段使用、驾驭大众传媒。所不同的，只是关系疏密、远近以及配合黙契或被动存有差异而已。另一方面，大众传媒作为社会交往沟通的工具和社会舆论的标识，也总是积极主动地采集利用由总统所掌握的新闻资源。很长的历史阶段里，这种利用与被利用的背景相当纷繁复杂，其间少不了个别为一己之私利卖身投靠的传媒，但也不乏坚持社会责任和新闻理想的报刊。

早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时代，无产阶级政党就把报刊看成工人政党存在的标志。他们认为，党报是政党的旗帜、武器和阵地。他们要求全党珍爱党报这个武器，坚守这个阵地。列宁作为党的领袖，始终主张党报作为党的一个“组织细胞”而存在和活动，党报应该成为党组织的机关报。列宁领导的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指出，党报是党进行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的强大工具，是影响广大人民群众的有力手段。毛泽东高度重视党的报刊对于党的事业的巨大作用，他的名言“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2]，最经典、最集中地阐明了党的报刊同党的组织的紧密关系。邓小平十分强调对新闻信息资源的开发。他指出，我们最大的经验是不要脱离世界，否则就会信息不灵，睡大觉，而世界技术革命却在蓬勃发展。他还要求利用大众传媒来引导舆论，使之成为国家安定团结的思想中心。江泽民主持中央工作以后，高度重视新闻宣传在执政党工作中的地位与作用。他说，我们国家的报纸、广播、电视等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它们作为现代化的传播手段，能够最迅速、最广泛地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到群众中去，并变为群众的实际行动；能够广泛地反映群众的意见、呼声、意志、愿望；能够及时地传播国内国际的各种信息，直接影响群众的思想、行为和政治方向，引导、激励、动员、组织群众为认识和实现自己的利益而斗争。胡锦涛多次强调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意义。他要求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增强引导舆论的本领，进一步改进报刊、广播、电视的宣传，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

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到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使用和驾驭大众传媒的一系列论述说明，无产阶级政党从来就高度重视大众传媒的巨大社会功能，而无产阶级政党一旦成为执政党之后，就牢牢地把大众传媒掌握在自己手里，使之成为执政党的喉舌，成为行使权力、宣传政令、巩固政权、联系群众的有力工具。其间，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无产阶级政党就在不断地总结这些经验与教训中成熟起来，执政能力也随之不断得到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