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上海《新闻报》股权事件再研究

【摘要】按照美国乔治敦大学学者Shelanski对社会之于媒介兼并问题的态度模式分类（效率主导模式和民主模式），1929年《新闻报》股权事件表明，中国社会对于报刊兼并的态度是强烈地偏向于民主模式的。这种偏向是舆论观念、政府力量和商界力量合力的结果。因此，讨论中国近代报刊经济的发展，不应该把报刊混同于一般的企业，完全以经济的视角予以考察，反过来完全置于政治视角，也可能是过犹不及，而应充分考察社会政治的复杂因素是如何形塑了中国近代报刊经济的面貌。

【关键词】《新闻报》股权纷争；政治化；经济利益

1929年上海《新闻报》股权易主引起了一场巨大的风波，它的买主一会儿说是某反动分子，忽而又传是《申报》总经理史量才。包括政府和商界在内的各方力量介入干涉报纸股权的买卖问题。史量才最终成为《新闻报》的最大股东，但却无法染指该报的日常编辑出版事务。报纸的经济兼并引起社会与政治力量广泛的干涉，在中国新闻史上，1929年的事件不仅是首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美国乔治敦大学学者Shelanski认为对媒体兼并是否采取管制的态度，取决于人们对于“公共利益”的两种态度——效率主导模式（efficiency-oriented model）和民主模式（democracy model）。效率主导模式认为媒体最大的任务是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的偏好，面向市场，社会应当解除对媒介的管制，给予最大的自由度；民主模式则认为媒体应确保人们能够最大限度地接近不同的声音，确保媒体成为公共事务的协商平台，媒介兼并需要受到各种限制。[1]于是，社会对媒体所有权问题的态度，就转变为这个社会的报刊观念究竟如何，认为媒体最重要的功能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当两者发生冲突时，需要首先考虑保障哪种功能。那么，中国近代社会对于报刊兼并的态度究竟是怎样的？其原因又是如何？1929年《新闻报》股权事件就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机会，以审视中国近代报刊企业化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形态的深层次的社会政治根源。

上海报业的壁垒和平衡

赖光临说：“民国十六年（1927年）以后，新闻事业发展为不断的竞争，并各谋事业基础的建立，国内各大报纷纷改进本身的组织，将私人经营改变为公司性质，资金十万乃至数百万，并自建永久性的新厦，采用轮转机印报，宏展规模。这是新闻事业发展史上，很值得重视的现象。”[2]97这很值得重视的现象，是指报刊作为一个经济部门，而不是言论机关发展起来。

20世纪20年代后期上海报业的商业化程度又如何呢？据《中外报章类纂》社调查，1927年全国华文报纸每日发行共有628种，其中北平125种，汉口36种，广州29种，天津28种，济南25种，上海23种。[3]53上海近代报刊是比较发达的，但与北京相比，零头都不到。除政治因素之外，上海报业进入的壁垒高，也是重要原因。销量位于第一、第二位的《新闻报》、《申报》在1928年，都已在15万份左右，第三位的《时事新报》不过3万份，《民国日报》还比不过《时事新报》。上海报业的格局基本上是寡头垄断。《申报》于1918年、《新闻报》于1928年均建成永久性大厦，对《申》、《新》两报来说，报馆已经是一笔庞大的资产。与《申》、《新》两报要展开竞争，也绝不仅仅是几个同人集资就可以办到的了。于是，《申报》、《新闻报》作为商业大报的持久地位，也不仅仅是其内容编辑和经营方式可以解释的了，他们在企业化道路上的先行者身份，形成了资本的积累，这种资本的积累无形当中成为其他商业报刊进入上海报业并取得成功的壁垒。

不过，上海报业并不是一个独占的市场，《申报》和《新闻报》在销量上旗鼓相当，确保了一定程度的竞争，维持着某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