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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间股权买卖行为的政治污名化
史量才一方面已经与反动分子牵连在一起，有口难辩，股权收买者身份被政治化；另一方面，报业垄断问题也被政治化了。
报业经济扩张并不单纯是一个经济问题，商界有言论说：“是以股票自由买卖，已成为世界上之原则，任何人不得加以否认也，唯此次某报因出售股份而引起空前之纠纷，乃系一种特殊之场合。”[10]“特殊之场合”说的是商业上股权自由买卖不受干涉的原则，在报业上并不适用。报刊企业的“特殊”之处在于报刊的经济问题、股权利益是与政治问题牵连在一起的。问题就倒向垄断的报业是否会影响其政治功能的发挥。
《大公报》对于史量才“报界托拉斯”的举动，列举出其欲控制信源和舆论的三步计划，“（一）已组织范围内各报联合办事处，筹画全同发展，提高广告费，并办联合采访；（二）设大通信社统一宣传；（三）于不在范围内之报纸，先以廉价招揽其拍发专电事务，使外埠报纸消息亦归其操纵。”[11]在《大公报》看来，史量才“有三个月改组新闻报，六个月统一望平街之豪语，有欲将舆论机关全部攫为己有之势”。[12]《民言报》谈到史量才报业垄断的危害说：“沪上报纸事业，本有垄断全国之势，再加以将来托拉斯出现，则全国之观听，不几乎一网打尽乎……尚不止于商业受其影响而已，如最显而易见之增加报费问题，敢决其必相继而起，则又岂止全国之阅户归其操纵，而消息之传递，舆论之宣传，非并受其操纵不可。” [13] 几乎所有的言论都未曾提及史量才控制《新闻报》之后会对报业经济产生何种影响，而将报业兼并的焦点问题放在是否会影响报刊舆论功能的发挥之上。人们很自然地将报刊与舆论、民意联系，企业可以被兼并，但是报刊之兼并，舆论就有被把持、民意就有被强奸之危害。于是报业兼并的问题，全然被政治化了，从中看不见任何对兼并之于报刊企业化影响的只言片语。
政府和商界对报刊兼并事件的介入
不仅公共舆论将报刊的股权买卖行为界定为政治的，在实际的政治层面，事件也引起了当局的关注和介入。东北易帜，国民党表面上统一了中国。南京政府面临的直接威胁，仍然来自于那些事实上处于自治的各地军阀。因此，出于控制时势的需要，南京政府迫切希望掌控舆论。面对《新闻报》股权转于反动分子的谣言，国民党党报《民国日报》一开始即措辞强烈，主张直接干预。此后一直对报主身份异常敏感，《民国日报》特别刊出上海特别市党部代表陈德征的评论说：“后一种风说（指股权被军阀收买），如果属实，新闻报此后将成为反革命分子的发泄器，党部和政府简直就可以没收”。[14]南京政府在股权事件中的表现，总体看来是捕风捉影，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面对政府此种态度，史量才需要立即向政府澄清事实。《大公报》1月15日发表消息说史量才派陈冷到南京面见蒋介石，说明情况，离《民国日报》刊登新报主为反动分子的消息不过两天。后有消息称史量才向党部疏通，谓“多数新股，实系史量才投资，保证无反动分子”，其“购股用意，在于改良国内报纸”。[15]后又有消息称史量才方面主动要求党部进行有否反动分子在新股内的调查，以证清白。[16]这项调查未有下文，南京政府可能相信了史量才的说法。
除却政府力量介入股权买卖外，上海商界也是事件中的一股重要力量。一方面，商界或以商会的名义（如上海县商会、总商会、闸北商会的联合声援启事）或以单个企业的名义，支持《新闻报》收回股权，反对史量才收买；另一方面，与蒋介石关系密切的商界代表虞洽卿也在南京方面积极走动，希望改变股权交易的结果。1月19日《大公报》报道：“新闻报事现由陈果夫叶楚伧商拟办法中，虞洽卿巧（十八）晨回沪。”[17]希望改变股权交易的结果。冯筱才先生指出，商会的活动包括政治参与，多出于维持商业秩序的需要，由时势所推动。维持稳定的商业制度和秩序，是其主要目的。[18]157虞洽卿的行动也需从这一角度来予以理解。商界对于《新闻报》股权买卖的关注，就是出于对其商业利益的维护：“如果全国重要舆论，操诸一人之手，则其势必至偏于利己，而易于为恶，消息凭其流布，广告由其抬高，市场任其操纵，金融归其垄断，其影响于商业，不言而喻。”[19]50
但是，南京政府始终有各种顾虑，既无法直接干预，也无法完全置之不理。这样，最后的协议就是报刊、商界与政府三方面妥协的结果。史量才从其已购得的1300股中，让出300股，由钱新之、吴蕴斋、叶琢堂、秦润卿等分购，他们均担任各种商会要职，也在政府兼职。史量才最终仍然收买了《新闻报》的一半股权，实现了他的经济利益，但同时又无法染指报刊的编辑经营业务。中国报刊史上这样一种特殊的情况出现了：报刊的所有权和编辑权被社会和政治的力量分割开来。
结 论
按照Shelanski的两种社会对于媒体兼并态度的模式，《新闻报》股权事件表明中国近代报刊的发展是偏向于民主模式的，以政治功能的视角来衡量报刊经济兼并问题。而一个社会之所以会对报刊兼并呈现这种态度，并不是外在力量强加于社会的，而是政治、社会和市场力量互动的结果，具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根源。在1929年上海《新闻报》的个案中所表现出来的是，报刊兼并因为不符合人们对于报刊功能的观念，不符合商业的、政治控制的各方面利益，而被各方面的力量联合干涉直至改变了原有股权交易的结果。
中国近代社会对于革新国家政治、抵御外侮异常强烈的要求，使得报刊进入中国社会的视野，首先是一种变革国家政治的工具，而非一种可以产生利润的产业，所要解决的问题也并不仅仅是如何利用资源配置实现利润最大化的产业内部问题，社会期待报刊在政治变革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这始终是压倒性的要求。由此带来的启示是，由于中国报刊的产生有其特殊的动因，加上中国近代社会以来救亡启蒙所赋予报刊的重大作用，无论是探讨以往的报刊兼并事件，还是研究如今的中国媒介企业化或者产业化，都不应该把报刊混同于一般的企业。反过来，既然是兼并，完全忽视经济利益而全般置于政治视角，也有可能把复杂的因素简约化。（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传播系博士生）
参考文献：
[1]Howard Shelanski（美）： Antitrust Law as Mass Media Regulation： Can Merger Standards Protect the Public Interest？ California Law Review[J]， Vol. 94， No.2：371-421。
[2]赖光临.七十年中国报业史[M].台湾：“中央”日报社，民国七十年（1981年）.
[3]胡太春.中国报业经营管理史[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
[4]汪仲韦.我与《新闻报》的关系[J].新闻与传播研究，1982.2：127-157.
[5]本报全体同人紧要宣言[N].新闻报，1929-01-13.
[6]本报股东临时干事会宣言[N].新闻报，1929-01-15～23.
[7]本报全体同人第二次宣言[N].新闻报，1929-01-16、17.
[8]董显光.董显光自传[M].台湾：台湾新生报社出版社，1973.
[9]临时动议[N].民国日报，1929-01-13.
[10]总商会主席委员之谈话[N].新闻报，1929-01-25.
[11]报托拉斯三步计划[N].大公报，1929-01-16.
[12]史量才欲垄断报业 并吞新闻报同一望平街 派陈冷到京见蒋请谅解[N].大公报，1929-01-15.
[13] 北平民言报之公论 报界托辣斯之危机[N].新闻报，1929-01-26.
[14]陈德征.星期评论[N].民国日报，1929-01-14.
[15]上海报托辣斯风潮 沪商界调停无结果[N].大公报，1929-01-27.
[16]报托拉斯 疏通党部之新步骤[N].大公报，1929-01-24.
[17]报托辣斯问题与中央[N].大公报，1929-01-19.
[18]冯筱才.中国商会史研究之回顾与反思[N].历史研究，2001.5，148-167.
[19]秦绍德.上海《新闻报》股权风波[J].新闻大学，19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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