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上海《新闻报》股权事件再研究【2】

《新闻报》易主及其反击策略

上海报业的平衡，因为《新闻报》原报主福开森将其卖给《申报》报主史量才而可能被打破。诸多史料表明，在《新闻报》股权事件争执不下之前，《新闻报》内部已然知道收买者是史量才。《新闻报》方面反对史量才收买股权的原因前有研究已有详述，主要在于《新闻报》的所有权与编辑权是分离的，所有者美国人福开森并不介入内部管理工作，由汪汉溪全权代理，而汪氏父子已将《新闻报》当作自家事业看待，而史量才接手《新闻报》后会威胁其在馆内的权利。同时，职工们因害怕原有优厚的福利制度变更而集体反对新报主。[4]

《新闻报》方面公开的反击是以发表同人宣言开始的，1月13日发表第一次同人宣言，14日坚拒原有的股东会议，成立股东临时干事会，15日发表宣言，16日又发表了第二次同人宣言。在这三份连续发表的宣言中，发现对于“何人收购了《新闻报》股权”这一问题，《新闻报》始终措辞不同：13日说是“把持舆论之嫌”者和“具有其他不良背景”[5]；14日说，股份售予了“反动分子”[6]；15日却暗示是史量才与反动分子的勾结，替其收买，以图操纵舆论，说“试问史先生果何所顾忌，而甘匿其大名，又受何人委托而能握有此大权，就其隐身幕内以重价收买新闻报之举动窥测之，则史先生有无背景已可想见”。[7]但是，14日的宣言显然是《新闻报》所希望强调的，刊登了足足有9天；在这份宣言中，《新闻报》的新股东是“反动分子”。

现有研究线索表明，《新闻报》事先知道是史量才收买了股权，碍于篇幅不一一展开。另有董显光的回忆，之前的研究也许并未注意，揭示了更多《新闻报》背后的动作：“他们（汪氏兄弟）第一步，通过一个律师用威胁利诱的方法要我签字承认代表史量才为反动分子梁士诒、叶恭绰收买新闻报。这个律师剪集《庸报》过去的言论新闻加以歪曲解释，诬赖我怎样反政府。声言攻势得手，史量才到手的新闻报股权就得全部充公。”[8]89-90《新闻报》希望拿到切实的证据来证明史量才与反动分子具有关系，于是从《新闻报》股权买卖中间人董显光下手。据董称，律师威胁利诱董显光不成，更是有四个彪形大汉拿着手枪潜入董显光当时所下榻的旅店，威胁他在一份自白书上签字，而这份自白书说的正是董显光代替梁士诒、叶恭绰等反动分子收买了《新闻报》。

既然收买者是史量才，为何会传成是“反动分子”？1月13日，《民国日报》刊载了国民党上海党部的一份临时动议，警告《新闻报》“不得将福开森股份售于反动分子，并呈请中央收买福开森所有股份”。[9]考虑到股权事件乃秘密进行，误传也是极有可能。不管如何，《新闻报》方面紧紧地抓住了收买者被传为反动分子的机会，极有可能是明知收买者是史量才的情况下，仍然大量释放了报纸新主人是反动分子这样的消息，并且有意识地将史量才与所谓的反动分子联系起来。此后，史量才一直难以撇清与反动势力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