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伤新闻报道中记者“创伤”之面面观

摘 要：创伤新闻报道在社会范围内的受关注程度日渐走高。实践表明，这类新闻报道所产生的“媒体创伤”不仅波及到了新闻事件的当事者、新闻信息的接收者，同时还有新闻报道的生产者。本文旨在综观创伤新闻报道对以记者为典型的新闻报道生产者所产生的两层次“创伤”之表现，建设性提出帮助缓解其创伤伤害的意见，以期在学理层面拓展与丰富创伤新闻报道的探讨意义与实用意义。

关键词：创伤新闻报道；记者；心理创伤

一、引 言

近年来，创伤新闻报道频繁见诸媒体各端。所谓创伤新闻报道，就是指新闻媒体以社会中新近发生的创伤性事件为对象所进行的新闻报道活动。而创伤性事件，则是指“与某人相关，出乎其意料，超出其日常经验范围，包含一定形式的失去、伤害、暴力威胁的，或真实存在或感知到的事件”。显而易见，创伤性事件色调多负面、多消极，因而，负面报道占创伤新闻报道的大多数，范围几乎涵盖会产生“创伤”影响的所有事件，如战争、灾难、事故、暴力、拐骗等。新时期，创伤新闻报道研究已逐渐发展成一门专业的新闻学研究课程，日渐引发学界内外的积极关注与重视。

心理学研究普适的“创伤”概念包含两层次意义：生理创伤和心理创伤。生理创伤一般指个体在生理方面所遭受的各损害到生命健康的损伤；心理创伤则侧重于人生经验遭遇巨变或冲击，导致在心理层面产生挥之不去的阴霾。

社会在日新月异嬗变的同时又变幻莫测，新闻媒体日复一日担当“船头瞭望者”。随观察对象——社会领域内“超出日常经验范围”的事情呈增量上升趋势，与此同时社会管理日渐开放与多元，公民意识强化，大众对于公共事件关注的需求与热情程度提升，促使媒体对于创伤性事件聚焦频率增加。而媒体的新闻报道所能引发的社会涟漪不容小觑，有时甚至会造成一种心理学研究上称为“创伤”的拟态影响。特别是一些颇具新闻价值的创伤性事件，媒体趋之若鹜，创伤画面重复“闪回”传播，不断刺激受伤个体的情绪，同时也给公众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情感阴影。

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实践研究发现创伤新闻报道所滋生的“创伤”同样也波及到了部分新闻工作者群体，他们是事发现场的目击者，或亲历者，参与了传播事件的整个过程，作为富有思维与情感的个体，愈来愈多的以记者为典型的新闻工作者群体也悄然成为了创伤报道潜在的“受伤者”。

二、不容忽视的双重“创伤考验”

创伤性事件多为突发事件，且新闻价值较大，有的记者接到线索后反应亢奋，在短时间内连续高强度“作战”。在舟车劳顿的辛劳、争分夺秒的采访、高度集中的报道以及对自己工作抱以过高期望而产生焦躁情绪等多重压力之下，记者容易出现生理疲惫，出现睡眠障碍、性情易怒、容易受惊、注意力难以集中等症状。

在2011年7·23动车追尾事故的报道中，有记者就是“次日凌晨3点左右撤回报社，写完稿，5点多才回家，睡了2小时，继续赶赴现场采访”，类似这种高强度工作环境中记者所承受的生理负荷可见一斑。研究表明，当人觉得自己处于危险境地或感觉焦躁时，身体会分泌许多化学物质，使人保持警觉，在需要的时候立即行动起来，也即应激反应。然而这些化学物质是人体内平常所没有的，这些激素残留在体内，会对人的主要器官或其他身体系统造成伤害。而排泄出去则需要一段时间，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记者在经历了创伤报道后会出现易惊、身体不适等症状。

然而，记者所要遭遇的更为严重的“创伤体验”其实是源自于心理障碍。临床心理学中有种症状为“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PTSD），是指人在遭受或对抗重大压力后，其心理状态产生失调之后遗症。美国精神病学协会定义创伤后压力症候群为：三个月以上经常性的、侵入性的回忆起该事件、情感上麻木、逃避任何能够回想起该事件的人物与地点。这也成为目前在新闻工作者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心理危机。

2009年摄影记者基安·亚马尼在德黑兰街头报道伊朗当局在大选后暴力镇压抗议示威的消息，持续不断的暴力冲突对他产生了消极影响，不仅感到焦虑、抑郁，噩梦不断，而起在伊朗选举一周年纪念之际，他感觉“不好的情绪又回来了”。

同样，对2008年汶川地震的报道也在不少记者心目中产生阴影，一些在震区奔波数日的记者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有的表示内心难以承受灾区的气氛和环境；有的在目睹惨状之后，因不能直接参与救援而对于自身职业行为的价值产生怀疑；出镜记者表情麻木、情绪低落等，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替代性创伤的表现。这些异常的反应，通常是出于对受创伤者及其遭遇的同情与共鸣，而使自己深陷复杂情绪的泥潭无法抽身事外，继而身心饱受困扰，严重者甚至濒临心理崩溃的边缘。

在新闻采访报道中，很多记者争分夺秒抢首发、奋不顾身拼独家，哪怕是在骇人听闻的事发现场，尽力用“去人性化的视角”关注新闻事实本身，当时往往会意识不到甚至忽略自身所正在经历的情绪体验，然而等他们完成报道，才有时间整理思绪，回溯体味对事发现场的恐惧、愤怒等种种情绪。若这些情绪未等排解而是迅速被扑面而来新的负面情绪所叠加，长此以往可能会诱发记者的职业倦怠，甚至出现难以克服的心理疾病。

三、刻不容缓的多方“创伤治愈”

然而，新闻工作者所遭遇的这种“替代性创伤”总是难以被引起重视。“记者、摄影记者、工程师、音控人员及新闻制片人经常与紧急救护人员并肩作战。

记者的创伤压力症状和那些马上处理灾难的员警、消防员的反应格外地相似，然而记者在完成他们报道之后却鲜少得到慰藉。当公共安全人员在悲剧发生过后提出工作简报和心理咨询时，记者却只是被指派去报道另外一个新闻事件。”当记者的这种创伤伤害由短时急性发展成为慢性且长期的“习惯性无助”时，危害不言而喻。因此，我们要正视创伤报道对新闻工作者所产生的潜在“创伤危机”，帮助其克服治愈的工作刻不容缓。

（一）净化传播生态环境，营造健康传播理念

创伤性事件刺激一些新闻媒体绞尽脑汁挖掘其新闻价值的富矿，这无形也增添了一线采写记者的压力，使其不得不去反复挖掘搜索事件可能存在的各种价值，而这也是对其自身抗压能力的屡次挑战。因此，帮助记者减少创伤首先是需要在社会范围内倡导健康的传播生态环境，新闻媒体不能一味追求眼球经济而对创伤性事件过度开发利用、一味猎奇和肆意炒作，这样不仅会给事件当事人带来二次或多次伤害，同时也是对新闻工作者身心的反复施压与强度刺激。

（二）深化跨学科领域合作，提升专业研究水平

创伤新闻报道研究是一门跨学科领域研究，发轫伊始就触及到了包括新闻从业者、新闻研究者、心理学家以及精神健康临床医生等在内的诸多因素。目前新闻传播学界关于媒体在创伤新闻报道中的“受伤”研究大多还是从本源的病理学研究角度来透视思考，心理健康研究仍多关注的是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止于浅层次心理应激表现，而缺乏对积极健康传播的倡导与深入。因此，帮助新闻媒体排忧解难，需要专业而全面的学理力量支持。新闻传播学界与业界应当积极联手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等研究团体，开展紧密合作。“记者也可用来寻找报道背景或者思考解决伦理和实践问题。新闻主管们可以发现争议从而提高对新闻团队的培训和支持。临床医生可以找到资料以帮助从事新闻业的客户或病人”。

（三）发挥传媒人文关怀，呼吁记者“照顾好自己”

很多“事后创伤”的生成源自于记者在采访前的心理准备工作不充分，或采访完成后缺乏缓冲排解意识，或自身处理压力的能力不足等。记者同样会情绪敏感，且程度因人而异，若闭口不谈或是人为压抑只会扩大创伤的影响，使情况恶化。因此，呼吁新闻工作者“照顾好自己”变得尤为重要。记者首先应正视自己所遭遇的心理障碍，及时寻找适用于自己的解压方式，或与人轻松聊谈倾吐、或求助专业心理咨询、或参与心理安抚活动等。另外，新闻传媒日常的人文关怀同样有助于帮助记者提升抗压能力，新闻单位应当常规化普及心理健康科普知识，具备对记者的心理进行保护的意识，可设置专门的心理培训课程，传授如何做好创伤报道的心理准备工作、在负面报道中如何调整心态、怎样应对突发事件、报道后期如何排解情绪等，尽力帮助维护记者的心理健康。总之，传媒和记者应当联动，共同致力于将创伤影响减到最弱。

面对频繁且难以控制发生的社会创伤性事件，新闻传媒总是以倚马可待的心态去应对。但在这个过程中，传媒人首先应当意识到要正确把握创伤新闻报道，尽量减小报道所在社会范围内引发的“创伤伤害”的影响，相关的学理研究也应当与时俱进，不断为媒体实践提供受用的指导性意见。

（作者简介：张敏，男，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新闻中心《武汉开发区报》执行主编，主要从事新闻业务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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