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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零点时刻朱军著,江苏人民出版社
对话朱军：
我给春晚年夜饭做了15年跑堂
广州日报：又为春晚忙碌，你这次会不会有惊喜给我们演小品之类的？
朱军：小品今年不会有，到现在没有排练就不会有了。去年开始为了保持节目主持人在舞台上形象的单纯，基本原则上是不再进行小品的表演。
广州日报：如果把春晚比作一桌年夜饭，在筵席里你是一个什么角色？
朱军：这个问题还真是，我是一道什么菜，对，我是跑堂的。我负责把大家招呼好，把这个菜摆在桌子上，摆整齐了。
广州日报：你说你是跑堂的，那么总结一下15年跑堂的经历有什么感受？
朱军：借用白岩松的一句话，改一个字，叫累并快乐着，很幸福。每年到春晚排练最紧张的时候都会筋疲力尽，就是在这样一个状态之下，自己感受到了那份幸福，那份快乐，尤其是每年的除夕，在演播室里陪观众朋友们一起过年，我觉得此生足矣，一陪就陪了15年，感到很幸福。
广州日报:近年来舆论界对“春晚”有了太多的讥议和过度的解读，你在书里也写到：它成了一种符号，被负载了太多的功能。媒体解读为这是为春晚辩护？你认同这类说法吗？
朱军:现在是网络时代，是一个自由评说的时代。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这些年，人们对于挖掘春晚“背后”的兴趣远远大于关注节目本身，本着破译达芬奇密码般的热情，到处寻找蛛丝马迹，试图剖析春晚的“台前”、“幕后”。有些媒体也推波助澜，热衷于给春晚制造个“规模经济体”，或者编排个“谱系权力榜”，忙得不亦乐乎，最后再掷个响雷：“你们所不知道的春晚！”直奔“揭秘”剧情，掀起一轮又一轮把春晚妖魔化的“生化危机”。看着导演们百忙之余，时不时还要应付外界的各种发问，去澄清一些没影的事，我觉得剧组实在可以考虑设立一支外宣小分队，专门处理春晚的对外宣传和危机公关。再转念一想，其实许多客观事实就摆在那里，只是大家立场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也不同，得出的结论自然也是五花八门，说的权利在别人，辩护的权利在我们，也没必要做太多解释。
广州日报：你在书里对主持中的失误、特别是被传得沸沸扬扬的“黑色三分钟”都进行了坦诚的事实还原。这样做的目的是否寻求谅解？
朱军:春晚零点的那段倒计时被人称做“事故多发时段”，在那个特殊时刻，主持人总会格外紧张，说错话的几率也比平时高。事实上，几乎每年春晚的零点仪式都无法掐准钟点，而且随时会有突发事件，需要主持人视具体情况临场调整，因此春晚主持人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负责“救场”。主持和任何一个行当一样，都有顺利和不顺的时候。我之所以重述这段所谓的“黑色三分钟”，是想澄清一些事实，它并非如外界所言，是我们几个主持人之间互相拆台、人为抢词造成的。更没有传得离谱的“在后台打起来”的故事。当时大家都在想办法补台，都怀着一份责任心和善意，但是由于应对危机的经验不足，相互没有配合好，再加上在那个关口上过度紧张，所以接连造成了口误，导致了一场“囧”戏。(记者吴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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