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飘萍媒介批评实践与思想论略【2】

三

邵飘萍除痛心疾首于当时的中国新闻界道德日坏，假造新闻、津贴新闻横行之外，还对一些导致新闻价值减少的“瑕疵”多有批评。他认为如下一些瑕疵的存在，会给新闻传播带来如“西子蒙不洁，人皆掩鼻而过之”的恶劣影响。

第一，含有广告意味者。所谓广告意味的新闻，也就是今天新闻媒体上人们所常见的软文一类材料。西方社会由于公共关系学极为发达，企业一般都设有公共关系部门，专门与媒体打交道，向媒体投递相关信息和宣传材料。在新闻媒体所接到的自由投稿中，含有广告意味的较多，邵飘萍指出这类材料的实质，就是“盖欲以新闻之面具而利用报纸为之宣传其目的”[4]68。他还介绍欧美国家凡老练记者，一见而知其用意，决不受其欺蒙。路透社即曾特下严厉训令给通信员，须注意勿采用这类具有广告性质的消息。他指出，所谓广告性质者，不仅仅存在于商品信息中，举凡医生律师之名誉、文学家艺术家之作品、军人之战功、官僚之政绩等，皆是广告也。“我国所惯称之‘作用’两字，颇与广告之意味相合。”[4]68总之，凡报告新闻之外另含其他目的者，即系广告的性质。他提醒记者如果遇到半含新闻半含广告之类的材料，可削去其中广告（有作用）的部分，否则，会极大损害新闻的价值。

第二，揭发人之阴私者。邵飘萍指出，媒体的特质在于其“公共性”，若与国家社会无关之个人私事，竟为揭发于报纸，乃违背德义，是不人道的事情。“故凡个人私事，不问其善恶，皆不得用作新闻之材料；否则即大损害新闻之价值。”他称赞欧美一些国家的报纸对此最为注重，无论如何皆不肯揭发他人私事，有违反者，决为道德法律所不许，公私之界限判然。他举出一个掌故，日本明治四十二年的夏天，英国《泰晤士》之外报主任启罗尔与该报北京特派员莫利逊同访大隈，与早稻田三人私谈，其谈话的一部分内容，后被《朝日新闻》登载，启罗尔见之非常不悦，直致书该报诘责，谓所谈既属私事，不应未得其许可而遽行发表。日本记者颇因是而大窘。邵飘萍批评说：“我国有一部分新闻记者，对于此义，似未深考，且每以尽发他人私事为能，终日所探索者，皆为他人之私事，竟有将他人之家庭秘密，闺房私语，揭载于报纸者，是诚可恨已极。使外人见之，直轻视我国人为毫无新闻知识与道德也。”[4]68他希望新闻记者能高度注意这个问题，力矫弊风。他还认为若在这个方面实行禁载主义，可有效减少新闻记者借此敲诈的恶行。

第三，有害社会风俗者。邵飘萍认为报纸作为社会的教师，感化力之大，过于电影戏剧，故凡有害社会风俗之事，不可作为新闻而任意披露。“所谓有害社会风俗者，最当注意之点，为秽亵与残忍，淫书淫画淫戏之禁止。”[4]69他介绍英美诸国中等以上的报纸，对于惨死光景、尸体状态等，皆不加以细写。至如娼妓卖笑生涯，青年男女淫奔野合，更不肯略事叙述，“盖预防秽亵残忍之增长，方合于新闻之任务也”。他举例批评我国新闻媒体在这方面甚不注意：“某记者之本家，为仆役所杀，后其仆判决死刑而枪毙，某记者为一时快其私仇，竟大书特书枪毙时情形，愚读之心身皆悸，使一般无识人民日日灌输此种记事，畏法之效未可睹，未有不流于残忍者。又有陶某一案，关于翁媳间事，北京一部分报纸，皆视为珍闻而穷形尽相，苟日日以此灌输，羞恶之心未必生，亦未有不流于淫乱者。”[4]69他揣度报纸之所以如此悍然不顾社会大众观感，无非以此迎合一般劣等读者的心理，实不足为训，既有损新闻价值，又贻害社会风俗。他叮嘱记者在下笔时应存身处讲堂之心，谨慎而为，否则自失社会中教师之地位，蔑视新闻记者的人将更有借口。这不啻是新闻业者的自杀！

邵飘萍还对新闻媒体缺少独立的品性颇有烦言。他认为媒体不独立，固然是当时中国政治紊乱、经济凋敝的必然结果，但也是媒体没有定力的表现。记者与各方周旋，易受外力包围。“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泰山崩于前，麋鹿兴于左而志不乱，此外交记者之训练修养所最不可缺者。”[4]69当时社会上不时有报纸受通讯社操纵的传言，邵飘萍分析说，通讯社在新闻界中的地位，原以供给新闻材料或提示报馆进行详细采访的路径，报纸编辑有取舍、剪裁改削的自由。“若谓通信社可以操纵言论，则自欺之谈，或一种对于外行者骗诈之手段而已。北京报馆以数十计，通信社亦相继而起，以十数计，通信社之能力似足以操纵北京之言论。然此乃由于报馆腐败之故。即因对于通信社稿不能剪裁取舍以求其适当之故。苟为稍有精神之报纸，吾未见其能听通信社之利用操纵者。”[6]有精神的报纸，自有记者采访新闻，对通讯社来稿必不糊涂登载。通讯社除却供给材料之外，有何作用可言？有何能力神通可显？显然，通讯社所可得而操纵者，必为那些腐败不堪、销量小、有名无实的报纸。既属此类报纸，操纵之有何益？故妄信通讯社为以操纵言论者，非外行即冤桶。北京新闻界的发达有一日千里之观，不可谓非一种进步，但是，“循名核实，所谓进步者，其外观乎，抑其真实之内容乎？”[7]邵飘萍明确指出：北京的媒体多则多矣，而有确实基础与言论之能勉成自由独立者，仍属少数。因而政治上每一大问题发生，必有如何收买舆论的传言出笼。风起于青萍之末，此类传言出现，每使人疑为收买多数亦属不难。此诚我新闻界的奇耻大辱。有志之士，不可不立起彻底一雪之！

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邵飘萍是一个豪气干云、有崇高使命感的领袖性人物，这种使命感使他密切关注新闻传播的现实发展，希望通过自己的实践介入和理论努力，帮助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逐步脱骨换胎，步入理想的境域。他的媒介批评活动几乎贯穿和存在于其所有的新闻活动形式之中，是他虽不长久但却异常光彩照人的新闻实践的一部分，在引介和普及现代新闻理论，促成中国新闻学术现代化发展并初步实现实践转化的过程中，有着不可磨灭的推助之功。他的媒介批评活动在本诸新闻实践的同时又能超出具体的事件之分析而达成某种理论约括，以批评的方式相对完整地表述其新闻理论见解，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现代媒介批评的学理层次，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值得宝贵的一笔。（作者为南京理工大学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新闻学博士，传播学硕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通讯评委）

参考文献：

[1]邵飘萍.新闻学总论[M]//肖东发，邓绍根.邵飘萍新闻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邵飘萍.敬告因运动议长而埋怨报馆者[M]//方汉奇.邵飘萍选集（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53.

[3]邵飘萍.从新闻学上批评院秘厅对新闻界之态度[M]//方汉奇.邵飘萍选集（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134.

[4]邵飘萍.实际应用新闻学[M]//.肖东发，邓绍根.邵飘萍新闻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5]张季鸾.追悼飘萍先生[M]//肖东发，邓绍根.邵飘萍新闻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46.

[6]邵飘萍.通信社有可以操纵言论之能力否乎？[M]//方汉奇.邵飘萍选集（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346.

[7]邵飘萍：北京报界之宜自警惕[M]//方汉奇.邵飘萍选集（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4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