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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矛盾中的现代传媒

——读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汪振军

2013年07月31日14:32    来源:新闻爱好者    手机看新闻

【摘要】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虽不是研究传媒的专著,但他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对大众传媒作了深入的透视。他认为电影是窥探世界的窗口,又是一组白日梦,它具有巨大的感情力量,起到了改造文化的作用。广告是现代都市生活的标志,是货物的标记,新生活方式展示新价值观的预告,广告所起的作用不只是单纯地刺激需要,它更为微妙的任务在于改变人们的习俗。他还批评麦克卢汉是享乐主义时代的预言家,他的理论是缓解人们焦虑的祷文,是心灵的蒸汽浴,是在为人类的梦想做广告。

【关键词】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传媒;批评

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是美国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和未来学家,他的主要著作有1973年出版的《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和1976年出版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特别是《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已经成为研究当代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参考书。贝尔虽不是专业的传媒研究学者,但由于大众传媒是当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他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从社会大文化的视角对大众传媒作了深入的透视与剖析。目前,国内学术界主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视角给予此书较多关注,但从传播学角度,对于此书中论及传媒文化部分则极少关注,本文试就《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对贝尔的媒介文化观作以梳理和评述。

一、贝尔研究大众传媒的文化背景

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多处讲到电影、电视、广告、期刊,但他在论述这些文化现象时是把它们作为了资本主义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电影、电视、广告、期刊与资本主义文化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只有了解贝尔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整体态度和思维理路,才有可能对他的媒介文化观有深入的了解。

什么是文化?贝尔认为:“文化本身是为人类生命过程提供解释系统,帮助他们对付生存困境的一种努力。”[1]24“真正富有意义的文化应当超越现实,因为只有在反复遭遇人生基本问题的过程中,文化才能针对这些问题,通过一个象征系统,来提供有关人生意义变化却又统一的解答。”[1]24文化除了面对人类的生存困境,解释人类面对的困惑外,“就社会、团体和个人而言,文化是一种借助内聚力来维护本体身份[identity]的连续过程”[1]81。贝尔之所以要下大功夫研究文化,就是因为资本主义在内在精神上出现了问题,出现了前后对立的不一致状态,他称其为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贝尔对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研究起步于韦伯和桑巴特。众所周知,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是当代西方著名的社会学家,他在其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5)一书中认为,所谓资本主义精神即新教伦理,新教伦理的精神内涵是“将苦行僧式的世俗劳作和克己赎罪,同上帝选民重建理想世界的神圣‘天职’[calling〕结合起来,转而强调通过勤俭致富达到拯救灵魂”[1]12。

韦伯认为,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动力。资本主义在早期正是通过克勤克俭的新教伦理,经过艰苦奋斗,才达到上升发达的状态。但资本主义经过两三百年的发展在达到顶峰的状态后,却丧失了这种精神信仰,奢华和享乐成为第一原则。贝尔非常认同韦伯的观点,同时,他又在韦伯的基础上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精神状况做了细致的考察与分析。贝尔研究的另一个学术资源是德国哲学家桑巴特(Werner Sombart,1863-1941),在《现代资本主义》一书里,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先天性特征是对于物质的“贪婪攫取性”[acuisi—tiveness],赢利原则和现世原则使资本主义成就了勇敢、开拓、不安静和不疲倦的精神气质。贝尔将韦伯与桑巴特概括的这两项特征分别定义为“宗教冲动力”与“经济冲动力”,并细致追索它们的演变轨迹。

禁欲苦行和贪婪攫取好像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但资本主义却能将两者完整地结合在一起,或者说它们就是资本主义的一体两面。前者代表了资产阶级精打细算的谨慎持家精神,后者体现了在经济和技术领域的那种浮士德式的骚动激情,这两种原始冲动的交织混合形成了资本主义的现代理性观念。

理性传统一直是西方文明的特色,不论是科技理性、人文理性,还是经济理性,都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近代西方文明正是在理性的支配下达到了极致。但是物极必反,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度,理性亦然。在以德国哲学家为代表的理性哲学达到极度辉煌之后,理性法则自然暴露出其种种缺陷。于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尼采、叔本华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思潮迅速崛起,开始影响西方文明。近代以来韦伯强调的禁欲苦行被边沁的功利主义所替代,它冲破了长期以来为人设定的种种规范,肯定了弗洛伊德的本能冲动。非理性、感性、生命冲动、个人体验在现代文明中取得了合法性地位,并逐步成为正统。葛兰西认为文化领域存在着文化霸权,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但贝尔认为具有资本主义主宰性的文化则是现代主义。因为现代主义强调自我,强调“不受约束的自我”。这种非理性的张扬自我,以自我的欲望为目的,对于传统的宗教标准与道德标准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也形成了传统与现代的尖锐矛盾。资产阶级原本那种精打细算、严谨敬业的自我约束逐渐同他们对于名望和欲望的孜孜以求发生冲突,社会行为已经从宗教那里转移到世俗权力手中,现代主义文化成了主宰公众的主导力量。

现代主义是什么?现代主义就是对传统的否定与反叛,就是将群体、理性、规范、道德踩在脚下,张扬自我、感觉、非理性、欲望。现代主义这一根主线从16世纪开始就贯穿了整个西方文明。“它的根本含义在于:社会的基本单位不再是群体、行会、部落或城邦,它们都逐渐让位给个人。这是西方人理想中的独立个人,他拥有自决权力,并将获得完全自由。随着这类‘新人’的崛起,开始了对社会机构的批判,这是宗教改革的显著后果之一,它首次把个人良知遵奉为判断的源泉,对地理和社会新边疆的开拓,对欲望和能力的加倍要求,以及对自然和自我进行掌握或重造的努力。过去变得无关紧要了,未来才是一切。”[1]61

从文明演进的角度看,现代主义的兴起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它是对长期以来理性偏激的一种校正,是对死气沉沉文化主体的一种激活,是对人的感觉与生命力量的一种肯定,正是现代主义的崛起,西方文化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恢复了文明本身的生命与活力。但是,非理性原则一旦被强调到极致,同样也是一种灾难。放纵自我、放纵欲望,追求奢华、追求享乐,彻底抛弃道德、规范、约束、责任,不管是对个人还是社会都将带来极大的灾害。上帝要人灭亡,必先使人疯狂。现代文化在肯定人的欲望的同时,在尼采所说的“上帝死了”之后,在拼命追求物质享受的同时,又沦为欲望的奴隶、物质的奴隶、金钱的奴隶。人逐渐异化为“非人”,人在得到自我的同时,又丧失了自我。在现代社会,人类精神的困厄不但没有因为物质的极大丰富而减轻,反而病情变得加重,人在砸碎宗教偶像的同时,彷徨在精神的废墟,找不到前行的方向。正如贝尔在书中指出的:“现代主义的真正问题是信仰问题。用不时兴的语言来说,它就是一种精神危机,因为这种新生的意识本身充满了空幻,而旧的信念又不复存在了。如此局势将我们带回到虚无。由于既无过去又无将来,我们正面临着一片空白。”[1]74

存在与虚无,不仅是存在主义哲学主要代表人物萨特和海德格尔思考的命题,也是贝尔思考的命题。如何走出虚无,使存在或者准确地说是“此在”充满意义,具有价值,这就成了现代资本主义需要破解的文化难题。因为物质的极大丰富并不一定使人感到幸福,奢华的生活并不一定让人感到充实,欲望的放纵并不能一定使人感到踏实。贝尔给出的答案是人需要重新建立自己的信仰,需要恢复道德的约束。在强调个人自由、权力、平等的基础上,整个社会和个体本身需要规范和约束。通过对人的欲望约束,使理性与非理性取得平衡,从而保持文明的延续和社会的平稳发展。

二、从文化的立场解析传媒

文化不是孤立的自生体,文化的根基是经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就是经济与文化的复合体,经济上它建立在财产私有制和商品生产的基础上,文化上它也遵照交换法则进行买卖,致使文化变成可以交换的商品渗透到整个社会。现代文化的产生一方面源于技术的进步,随着火车、汽车、飞机的出现,人们开始离开封闭的乡村走向城市和工厂。另一方面,随着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电影、广告的出现,又使信息广泛传播,娱乐的方式更加多样化。而这一切都建立在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基础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与消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生产的目的就是消费,反过来消费需求又刺激着生产。资本主义的文化实际上已经变成以消费为特征的文化,或者说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已经不需要文化,而只需要娱乐。文化已经不是艺术,不再追求永恒,不再追求高雅,而是商品,是和其他商品一样的消费品,目的就是为社会所享用。麦克唐纳曾说:“大众文化的花招很简单——就是尽一切办法让大伙儿高兴。”[1]91

贝尔认为,大众传媒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机器。“传播媒介的任务就是要为大众提供新的形象,颠覆老的习俗,大肆宣扬畸变和离奇行为,以促使别人群起模仿。”[1]36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大众传媒是社会文化改造的先行者,它在改造人们的思想观念、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满足人们的享乐欲望、确立人们的价值判断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关于电影,他认为:“电影有多方面的功能——它是窥探世界的窗口,又是一组白日梦、幻想、打算、逃避现实和无所不能的示范——具有巨大的感情力量。电影作为世界的窗口,首先起到了改造文化的作用。”[1]115比如电影在塑造青少年性观念方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在传统社会,性的知识既不可能在学校得到,也不可能在父母那里得到,性是文化的禁区,是精神的禁区,它属于私人领域的范畴,不能公开。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性的观念在西方也逐步开放。原来属于私人领域的隐秘话题经过电影变成了公共领域的公开话题。电影制造了时尚、制造了流行,更新了人们的道德观念,开启了人们心中欲望的闸门。作者在书中举例:米德尔顿的居民世代相传,认为性是一件可怕的事,人们有关性的行为……总是被尽可能地排斥在视觉和注意力之外。在电影里却是例外,年轻人因而都喜欢聚集在银幕之前。“青少年不仅喜欢电影,还把电影当成了一种学校。他们模仿电影明星,讲电影上的笑话,摆演员的姿势,学习两性之间的微妙举止,因而养成了虚饰的老练。在他们设法表现这种老练,并以外露的确信行为来掩饰自己内心的困惑和犹疑时,他们遵循的‘与其说是……他们谨小慎微的父母的生活方式,不如说是……自己周围的另一种世界的生活’。电影美化了年轻人崇拜的事物,姑娘们喜欢留短发、穿短裙,并劝告中年男女要‘及时行乐’。非法酒店的合法化,以及人们在狂欢聚会上放纵自己的习惯,都为所谓的‘自由’观念提供了例证。”[1]115路易斯?雅各布斯写道:“人们一面嘲笑道德观,嘲笑电影上男女主角老式的‘善心’,一面开始注重物质上的享受。”[1]115

如果说汽车、电影和无线电本是技术上的发明,那么广告术、一次性使用商品和信用赊买才是社会学上的创新。戴维·M·波特评论说:“不懂广告术就别指望理解现代通俗作家,这就好比不懂骑士崇拜就无法理解中世纪吟游诗人,或者像不懂基督教就无法理解十九世纪的宗教复兴一样。”[1]115

论及广告的作用,贝尔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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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韩鑫(实习生)、赵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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