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李金铨教授【2】

赵：您通过记者的经历得出结论：反思对学术研究很重要。为什么反思对学术研究那么重要？

李：回到我刚才所说的，学术和生命应该是要结合到一起的，要不然，对学术没有热情，那也不过是做一份普普通通的工，还不如去找份赚钱更多的职业。对学术有承诺、有热情，那是生命很重要的一部分。

赵：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当您对生命充满热情，完全投入进去，就容易在学术研究中出现价值的非中立。您在《超越西方霸权：传媒与“文化中国”的现代性》中谈到，社会科学研究不可能做到价值中立，是这样的吗？

李：社会科学研究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涉及事实，还涉及价值。在人的世界，没有价值中立。我有我的价值，这些价值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我的命题和解释，但是我推论的过程和证据是可以公开检验的。检验以后，你可以得到不同的结论，我们可以互相切磋、争鸣，或求同存异。价值不同，不等于无法互相了解。所谓客观主观，不应该是简单的两分法，而是互相渗透的。推理过程是客观的，至于选题则是和主观价值有很大的联系。

然而纵使有主观价值，学者还必须受更大的学术范式引导，也就是和整个学术社群互动的，是其是，非其非，因此我们说学术是公器。所谓主观，不是说你要干吗就干吗，如果这样，那为什么要学术？我们有不同的经验，不同的师承，不同的流派，不同看世界的方法，而且有不同的时代感。在一个共同的时代里，这批人的看法是比较接近的。以现象学的话来说，就是有不同的解释社群，彼此可以建立互为主观的理解。

赵：李老师，您认为新闻学的研究是属于人文科学的研究，还是社会科学的研究？

李：美国的传播研究主要是受社会科学影响，英国的文化研究主要是受人文的影响。不管怎样，我觉得都需要有一些人文价值的关怀，例如自由与平等。社会上为什么要有新闻存在？如果新闻不是公器，不是报道真相的，不是接受公众信托，我们做新闻干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言论自由，因为相信言论、新闻、出版是民主社会的基石。连这个基本信念都没有，新闻就是八卦，你何必浪费生命？我们当年念新闻，都是抱着这种理想主义。

赵：这种理想主义是不是您经常说的终极关怀？您的终极关怀是什么？

李：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终极关怀。对我来讲，自由是终极关怀。我相信是有普世价值的，“自由、平等、博爱”是法国大革命的口号，但是联合国通过《世界人权宣言》，中国也签署了。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敢否定这些普世价值，尽管在实践中常常把它扭曲。

赵：您的终极关怀就是这种普世的平等、自由、博爱，是吧？还回到刚才的问题，当您把新闻学放到人文学科的时候，它的研究方法、研究理念、研究对象和您把它放到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研究理念、研究对象可能会有所不同的。

李：可能有，也可能没有。不一定把界限划得那么极端，不一定是两极化，可以尝试融合在一起。

赵：应该如何融合？

李：那就是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所有的学科都是这样的。现在历史和社会学交叉渗透，一方面产生“历史社会学”，强调社会研究必须照顾具体的历史语境，一方面产生“社会历史学”，强调以问题意识研究历史问题。最好的作品往往是这样的，韦伯和马克思就是最好的例子。学一点社会科学的方法，学一点人文的解释方法，是可以融会贯通的。每个人的素养和兴趣各有所偏，有人完全相信社会科学必须向自然科学靠拢，有些人偏向从人文学科吸取养料，但不妨碍有些人希望在社会科学和人文之间做不同程度的融合。学术本身没有边界，学术要创新，创新是不拘一格，不要画地自限。

赵：您的演讲中多次谈到学术研究应该有问题意识。对于新闻学研究来说，如何来发现问题？如何对这个问题进行解释？如何对这个问题进行解决？

李：以新闻史来说，纯粹流水账，只说哪一年发生了什么事情，没有探讨背后的深层原因或意义，这种新闻史是乏味的。我以前念的新闻史，对知人阅世缺乏洞见，读完就忘了。你问我怎么找问题意识，这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明白的，我也不敢说得太玄，我倒是常常要学生找最好的著作反复读，体会人家问些什么问题，揣摩人家用什么方法解决这些问题。等到哪一天，他看世界的方法变成你看世界的方法，你就会了。当然要有老师最好，但说到底还要靠自己不断去悟。

赵：这些是不是就是您常提到的“搔知识之痒”？

李：你要有问题问嘛。要有学术热情，想知道什么，想解决什么，这是第一步。有了学术热情，还要有训练。当作家要有天分，当学者一定要有训练，然后一生努力不懈。要花很多时间去悟，学问到了一定地步，只能意会不可言传。在某个阶段，我告诉你该用什么技术或方法，谈到境界就要靠自己去悟了。最好的方法，就是找最好的著作反复读，熟能生巧，中国有句老话：“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要看出味道来，不断地想：他怎么会提出这个问题？切入点是什么？用什么方法解决这个问题？我怎么学他？这些只能说是“道可道，非常道”了。当然，经过功力高的老师指点，可以少走弯路。苏东坡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高明的人一指点就看得更清楚了。跟学看画一样，刚开始看不懂，有人慢慢教，多看，就慢慢懂了。

赵：李老师，您觉得一个好的研究文本最高的水准应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研究文本拿过来，您怎样评价好还是不好？有哪些层面？

李：我自己喜欢的研究就是以小见大。主题分明，但意义丰富，一层一层地去剥解，呈现出丰富的意义。我在《超越西方霸权》中说得很多，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这里不必再重复了。

谈到文本，首先我要看得懂，不能曲解意思，不是凭空乱想。学术是个公共的知识，同行可以公开讨论，互相交流，质疑辩难，也可以互相对话。当然，对文本的解释，有人是高明的，有人比较不高明。所谓高明，就是言人所不能言，见人所不能见，或心有同感，但你发挥得特别透彻而有条理。但初学者如果一开始好高骛远，还不会走路就想飞，一味求言人所不能言，那一定是乱言。高明必须是在平平实实、努力不懈中自然显现出来的，不是装腔作势。

好的分析必须从文本一点一滴去推究，根据平时的知识积累，梳理提炼，构建的解释有扎实的证据支持，而且是可以跟整个学术同行互相对话的。这个分析既要有内证，也要有外证。内证就是文本的内在逻辑，外证就是这个文本如何跟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条件、语境联系在一起。

赵：您曾经在一次讲座中谈到大陆学者对公共领域的一种误读，像这种情况您怎样看待西方学者提出的一些概念跟中国现实脱节的现象？

李：不能生吞活剥啊。许多成天把“公共领域”挂在嘴边的人，没有仔细读过哈贝马斯，只是抓几个名词，望文生义而已。我去内地开会，常常碰到这种啼笑皆非的事。其他诸如“风险社会”，也是标签化，表示洋东西我也懂。反正不用功，又爱赶时髦。海外当然也有这种人，但毕竟懂的人多，比较不敢明目张胆。研究西学是要有系统的，不能东抓西抓。现在大家浮躁得很，动不动就抄袭，我也是受害者。在海外，抓到的话这辈子就别玩了。在大陆，抄袭的成本太低了，学术规范没有建立。

赵：现在据说很多海归也很浮躁，像您这样的很难找到了。

李：我所学的只是一点点，所以我得深刻反省。第一，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要有系统，深入到人家的神髓，不是停留在绣拳粉腿的表面功夫。第二，对西学要有深刻的反省，哪些东西是好用、有用的，哪些东西不一定有用。换言之，第一阶段要从西方学起（learn），社会科学是外来的，我们只能虚心学习；第二阶段是“unlearn”，知道西学的长短，取精用宏，批判性地接受某些有用的精华；还有第三阶段，是和西方再度共同学习（relearn），也就是从我们的文化土壤里面提炼出精彩的视野和范式，希望能和西方学者对话，彼此增进。这应该是三部曲，而且是不断地辩证性重复。这是个宏大的目标，必须培养一个学术社群，也许要几代人才能达成。

赵：您觉得这种现状和哪些因素有关系？

李：第一，社会科学是外来的，不是中国固有的东西，整个思考习惯我们都要从头学起。第二，中国的学问里面缺少知识论和方法论。第三，新闻传播学这个新兴学科在中国是无根的，根底浅而秩序乱，鸡兔同笼，现在还摸着石头过河。第四，这跟整个学术发展的畸形有关，管得太多太细，很多东西不能探讨，制度不鼓励独立思考。什么无聊的国家项目，评职称，把有学术志趣的人压得透不过气来，应付眼前的事情都来不及。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改善，很难。(作者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新闻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