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李金铨教授

什么是学术的生命？在不同的学人那里，答案亦有差别。有学人说，“学术创新是学术的生命”；有学人说，“学风是学术的生命”；有学人说，“诚信是学术的生命”；等等。在中国大陆特定语境中，因为不同时段及不同时段中的特定问题，决定着学人对于“何谓学术的生命”之回答内容的区别。

何谓学术的生命？是否有一种可能的回答，它适于任何情境以及任何情境中的任何人？就此话题，笔者访谈了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李金铨教授。李金铨教授早年求学于台湾，1971年赴美留学，在施拉姆创立的夏威夷大学东西文化中心传播研究所攻读硕士，后在美国密西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82年至2004年为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教授。曾任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台湾政治大学客座讲座教授、“中央研究院”客座教授，曾在美国、英国、加拿大、韩国、马来西亚和华人社会（包括香港、台湾、大陆）的50多所高等院校讲学。这些学术经历使得李金铨教授成就了别样的学术眼光和视野，也成就了他特殊的学术生命，带给他对于学术生命的不凡感受。

赵智敏（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新闻学博士。以下简称赵）：您早年在台湾读书的经历以及后来在媒体工作的经历，对您后来的学术有什么影响？

李金铨（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教授。以下简称李）：我从小学开始对政治新闻就感兴趣，长大以后也没有变过。我念大学时，跑到政治系去上很多课，从政治理论、政治制度到比较宪法和条约论都入迷，因为想毕业以后当好的政治记者。后来在美国读书和教书，我对美国的政治也很留心，每天读很多报纸，看很多电视新闻，每天早上一定看完《纽约时报》再去上班。我对台湾、香港和大陆的新闻都一路跟得很紧。这些兴趣跟我的学术应该是不能分离的，都是我关心的东西。如果说兴趣是一回事情，学术是另一回事情，学术不就是一个吃饭的工具吗？我的路子始终是结合生命跟学术的。

赵：李老师，记得您在一次演讲中谈道，有一次招聘员工，有一个员工在一家媒体工作了5年，您问他5年对他的研究有没有影响，他说没有，最后您没要他，您还记得这个案例吗?

李：是这样的，我在明尼苏达大学教了20多年书，有一次某名校毕业的博士来申请教职，他原来被美联社派到拉丁美洲做了5年记者。我问他这5年记者生涯对他的学术有什么启示，他说没有，接着讲了一堆拉美国家独裁者的笑话。我心中很纳闷，为什么他不会把这些笑话转化成学术问题呢，于是我在开会的时候反对请这种没有反思习惯的人。他到别的学校去了，学术发展好像不是特别令人瞩目。我以为，如果学术和生命可以分离的话，那是假学术。

赵：李老师，您能谈谈您早年的生活经历对您的学术的影响吗？

李：问题太笼统了吧？我想念新闻的人总是对文学感兴趣，喜欢写文章的。我念初中的时候，从乡下到镇里面念书，所有的时间都泡在图书馆里，东看西看，看到最后留级了。靠自己摸索，乏人适时指导，我一辈子都有看各种杂书的习惯。

赵：留级了？说说您成长的过程，比如说高中。您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大学毕业以后去一家报社。其实您是喜欢做记者的，后来发现也喜欢做研究，终于又有一个契机去美国读书，是这样的吧？

李：我在高中参加中文作文比赛、英文演讲比赛，反正是在乡下，竞争不激烈，我都得过第一名。我想做新闻记者想疯了。每一份职业都有神话的成分，空中服务员叫作“空中小姐”，护士叫作“白衣天使”，做新闻记者的人都有一种英雄气概，有使命感，想为民喉舌。我念了新闻系，反而诧异新闻系课程怎么这样空洞，于是大部分时间都挪到政治系、外交系去了。我想做政治记者，做政治记者要有政治学常识，我花很多时间在政治系里面。

当时有个陈博生奖学金，台湾各新闻系的学生都可以报考，金额最高，也是很高的荣誉。我侥幸考取了。考我的是“中央社”的总编辑和副总编辑，他们问我将来想做什么，我说想先做记者，但最终想做专栏作家。正好总编辑天天为台北5家报纸写社论，他眼睛一亮，对我特别青睐。大学毕业，服完义务兵役，我去报考“中央社”，总编辑把我当子弟兵看，因为是他给我陈博生奖学金的。

那时我在国外新闻部上大夜班，半夜12点到清晨4点，通宵独守新闻室，密切注意外电的动向，如有重大新闻，立刻翻译传发给台湾各报。记得有一个农历除夕，黎明时分，外边鞭炮已经阵阵声响了，我突然觉得孤影自怜，这时瞥见报纸有个一栏小标题，说夏威夷的东西中心在招生。我去考了，考上了，总编辑劝我放弃，说再做一年派我去伦敦。我说，我去读读书，两年后回来。

总编辑想训练我写社论嘛，给我创造机会。1970年北美和欧洲经济不景气，风声鹤唳，很多中国学人和工程师都失业了。“中央社”叫资深特派员从各地发回通讯报道，总编辑交给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助理编译总汇，改写成一系列的文章，在各报纸连载5天。总编辑很器重我，我答应出去看看世界两年后回来。（后来转进学术界，就没有履行口头约定了。）

到了夏威夷的东西中心，是一个新的天地，开始接触到很多不同的新东西，尤其是认识传播学的创始者施拉姆，还有许多著名的学者，眼界大开。我发现自己还可以读书，不如试试看，看能不能攻读个博士。在另外一位名学者罗杰斯的引荐之下，很幸运地进入密西根大学，那里的社会科学是一流的，我念的博士班是由新闻系、政治系、心理系和社会系四个系合组的。我是第二届，那一年收四个人。我的博士班跟别的不太一样，是跨学科的，因此我有六成到七成的课程都在社会系和政治系学。我原来在大学花很多时间在政治系，念博士班时花很多时间在社会系和政治系，这就合力塑造了我的学术方向和旨趣，始终结合传播学和社会科学看问题。

赵：您说您在研究任何一个问题时都考虑背后的脉络，这种求学的经历可以说是脉络形成的基础吗?

李：我习惯从政治、经济、文化的脉络看传播，也从传播的窗口看到政治、经济、文化的脉络。

赵：您在2008年时回到了政治大学，在您做的演讲中您一直觉得自己是只“孤雁”，您还记得吗？这个视频我在网上看了两遍，我一直在想其实那个时候您在华人圈里已经非常有名了，您怎么会觉得自己是一只孤雁呢？

李：因为我没在台湾教过书嘛，一直在外面飘荡。

赵：您觉得只有回到台湾才能找到归属感吗？

李：不是归属感的问题，因为我是在那边出生、长大、受教育，却从来没有在台湾教过书，多少有点遗憾。我从美国毕业以后就来香港，又到美国去教书二十几年，来来回回几次香港，台湾的朋友老问我为什么不回去。2008年回去客座，犹如雁子归巢。

赵：那为什么说是孤雁？没有同路人吗？

李：雁子群飞，我自己挂单在外面嘛，没有什么特别意义。

赵：我觉得您的这个提法挺有意思，难道内心里您有一种深深的孤独感吗？找不到对话的人吗？

李：也不是那个意思，因为老不在家乡，当然会自问为何一辈子都在外面。

赵：是不是李老师骨子里还是有中国传统文人的情怀，试图通过自己的文字、声音以及笔端干预什么、改变什么？

李：中国士大夫情结是“以天下为己任”。但是西方知识分子的传统强调人格独立，思想自由。我有话就说，尽量说道理，摆证据。改变什么就难说了。但的确常有认识或不认识的人告诉我，对他们有启发，大概是他们客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