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时代催生人文体制变革——访尹明华

● 我们已经进入数据时代，从过去的资本为王逐渐过渡到数据为王。这是任何人都无法避免的。

● 报纸就是应该面对人民群众，面对问题，面对市场，然后运用自己的优势和力量，去传播党的声音，去回答社会的诸多疑问；用自己犀利的观点，有深度的思想，不一般的角度，帮人们解开心中一个又一个疑问。

● 当前，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融合主要是形态与形态的融合，这种融合还是浅层次的；深层次的融合，应该是功能与功能的融合。

● 特别是中国，已逐步进入老龄社会，老年人的阅读习惯使得报纸还有很大的市场空间，关键要看我们报人怎么去做。

● 我最忧虑的是，一些在党报工作的人安静得出奇，安逸于现有的体制。

——尹明华

尹明华，现任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社长，曾任上海市委宣传部秘书长兼新闻出版处处长，曾做过14年的广播工作。从电台到政府宣传部门到报业集团，作为媒体人，他有着多年踏实工作和理性思索的经历。

在读过他的文集《传媒再造》之后，记者确定，对于报人、尤其是年轻报人，尹明华怀有深深的责任感，他洞察当前国内报业发展的形势和问题，辩证分析并践行报业转型的路径，在实践中冷静思考，并鼓励年轻人“动静结合”，在学习中走得更深、更远。

中国报业协会第四届四次理事大会期间，记者终于等来了与尹明华一个多小时的对话。这次访谈也算是一位“50后”老报人与一位“80后”新报人的对话。老报人历经报业改革进程，观念并不老，而是时时更新；新报人在报业转型期学习、投入新的事业，路漫漫其修远兮。

从“资本为王”向

“数据为王”过渡

记者：从目前统计的数据看，一些报纸的经营现状令人担忧，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旗下报纸的盈利情况如何？

尹明华：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旗下10张报纸，这些报纸在2000年到2005年基本上是全部盈利的。2005年到2008年，是部分盈利。2008年、2009年，通过新华传媒上市以后，我们的资产规模有了显著的扩张，净资产和总资产规模得到了大幅增长，但是报业广告收入从2008年以后开始逐步下滑。过去报业广告收入对集团利润的贡献率占70%-80%左右，今天已经下降到30%左右。这就是我们现在要面对的严峻现实。

在2006-2007年，也就是集团发展较好的时候，我们就提出了报业转型。通过转型，我们在实业、新媒体、资本运作方面取得了一些进步，这也部分地弥补了广告下滑的影响。

记者：您曾提到，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转型已经成为必然趋势，但经营新媒体缺乏清晰的商业模式，进一步开展新媒体转型需要承担很大的风险与压力。对此，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的主要策略是什么？

尹明华：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一直在尝试和新媒体进行融合。我们曾经推出了“4i战略”，即手机报（i-news）、网络数码杂志（i-mook）、电子报（i-paper）、公共新闻视屏（i-street）。

最近几年，我们正在尝试推出社区网。我们的社区报想建一个社区网，希望把上海的社区以网站作为纽带链接起来，加强社区之间的交流，使每个社区都能展示自己的特色。

同时，我们也在做电子阅报栏。到目前为止，上海已经安装了600多块电子阅报栏。电子阅报栏是政府的公共信息平台、公共服务平台、新闻信息平台，也是一个自媒体平台。我们希望能够达到3000台的规模，并寄希望于能探索出清晰的盈利模式。

此外，我们还要建立一个数据分析系统。我们认为，新媒体的本质，是数据。每天有大量数据产生，这些数据不断积累，然后反馈到报业第一线，我们可以对数据进行分析，形成决策参考，来改进我们的服务。我们将其作为专门项目，正在申请专项资金。

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融合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厘清一个概念，即这种融合目前仅仅是形态与形态的融合。报纸生产的内容，在新媒体中得以展示，其传播力得以延伸。我们认为，这种融合还是浅层次的。深层次的融合，应该是功能与功能的融合。传统媒体应利用新媒体特有的功能，拓展自身影响力。例如刚刚提到的数据反馈、数据分析，是传统媒体难以做到的，而借助新媒体可以建立数据分析系统，提高宣传质量。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数据时代，从过去的资本为王逐渐过渡到数据为王。这是任何人都无法避免的。

记者：对于“数据时代”的来临，报业应如何更好地适应？

尹明华：数据时代，我们的很多观念都要发生变化。目前，部分媒体人的观念还比较老化，还停留在过去的思维里。

传统媒体发展到今天，特别是报纸，市场反响和广告吸附力已经大不如从前，我认为其原因不在于报纸的形态，而主要在于报人的观念。报纸原来的地位，实际上主要凭借其特殊的、独一无二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是一种品牌，是其他媒体所不具备的。比如思想的影响力、深度的影响力、权威的影响力等等，这是报纸的品牌力量。如果报纸不够权威，不追求深度，显然就失去了本来的意义。

怎样才能使报纸体现深度和权威呢？在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已经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你要接受并适应自己被这个时代所改变。现在有了更多的移动终端，很多人把对第一信息的需求寄托在移动终端上，而不是寄托在报纸上。对信息的深度阅读和延伸阅读，人们则喜欢看报纸。报纸要清晰地认识到这种阅读需求的变化。现在很多报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过去是怎么做的，现在还怎么做，不知道这个时代正发生变化。

另外，虽然很多人依然在看报纸，但这并不表明报纸不会衰退。同时，有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看报纸越来越少，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报纸一定会衰亡。特别是中国，已逐步进入老龄社会，老年人的阅读习惯使得报纸还有很大的市场空间，关键要看我们报人怎么去做，怎样适应时代的变化。

着眼体制创新

才能释放新闻生产力

记者：报业体制的改革，目前面临一些瓶颈，尤其是党报，您认为在改革进程中，党报应重点把握哪些问题？

尹明华：从目前来讲，党报社基本都是国有事业单位，要想改变体制还得动用市场杠杆。报纸要适应市场的变化，要面对市场的需求。这也是和“三贴近”、“走转改”、“短实新”等要求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目前，报纸还缺少合理的自我评价。你为了什么而存在？以什么样的方式而存在？你的存在怎么能做到越来越好？这些问题都需要被赋予市场化意义。这样报纸才能够自救，而不是简单获取行政上的认可。

我想，是不是应该有一种体制杠杆，当然这在目前很难突破。到目前为止，我们是完全国有化的，这样就缺少了一种动力。我们一方面要改革创新，另一方面却缺少一种根本的动力，这种状况下，报纸怎么能够办好呢？

我最忧虑的是，一些在党报工作的人安静得出奇，安逸于现有的体制。因为他看得很清楚：党是党报的母亲，她绝不会抛下自己的孩子。即便所有报纸都灭亡了，党报肯定是最后一个倒下的。所以现在很多人完全依托于党和政府的保护，在这样“奢侈”的状态下，报纸是很难办好的。

报纸就是应该面对人民群众，面对问题，面对市场，然后运用自己的优势和力量，去传播党的声音，去回答社会的诸多疑问；用自己犀利的观点，有深度的思想，不一般的角度，帮人们解开心中一个又一个的疑问。不这样做的话，还有什么前途呢？

就党报的发展而言，我们当前必须要有一批坚强的媒体，能够为我们党的信念和主张摇旗呐喊。我所讲的“坚强”两个字，是指媒体能够获得人们坚定不移的信赖，它具有信任度、影响力。

现在，报纸提供的到底是正能量还是负能量？这要看报纸从哪个角度去报道。比如某个地方发生水灾，官员到当地去和老百姓站在一起，嘘寒问暖，这些我认为都是应该的，是官员的本职工作；报纸在报道过程中就不应该把过多的笔墨用于赞扬官员，而需要更多关注老百姓面对自然灾害时的苦难，他们需要的帮助，他们还有多少要求等等。

记者：对于报业体制上的突破，您认为从“设想”到“落地”的过程艰难吗？

尹明华：我不认为一些设想会很快落地，但我们可以在这里交流、探讨。传媒业的发展要有利于满足人民需求、有利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有利于推动社会发展；传媒体制的变革需要多方面因素的成熟。要在体制上有所突破的话，还有一个突破之后对多元体制进行掌控和把握的问题，这也是很重要的。但是从目前来讲，在我们这个行业，缺少这方面的专门研究。很多人觉得当前报纸各方面的发展都“蛮好”，没有认识到报纸本身需要改革、需要变化。这个变化应该是向前，而不是退后。

把“写”、“说”、“做”

统一起来

记者：关于“改文风”，不应是一句空话。仍以党报为例，年轻读者有可能不会接受党报的话语体系。解放日报在改文风方面有切实的动作吗？

尹明华：改文风的必要性和实际意义是很大的。我们现在的文风是很成问题的。

记者：您指的是党报吗？

尹明华：不仅是党报，也包括都市类报纸。我对我们的报纸目前的文风不太满意。我觉得一些表达往往会脱离实际，脱离老百姓理解的范围，还会让读者在不自觉中感受到自己是一个被教育者。这是一个致命的局限，使得报纸与读者的地位变得不平等。

自古以来，书面语和民间语言就有着天然的区别。古代士大夫讲的话与老百姓讲的俗语、俚语有着巨大差异。正因为如此，“五四革命”才提倡书面中使用白话文，胡适、鲁迅等都倡导语言革命，让大家把“写”和“说”的语言统一起来。

语言革命在西方开始得也很早，但丁当时主张意大利语的官方语言与民间语言统一起来，所以在西方文化中，官方语言与民间语言的差异并不大。而中国状况却不同，书面上的一些话，并不追求让老百姓弄懂、好记，而是追求一种简单的对仗、排比，看起来非常好看，但是人们似乎永远记不住。我们的报纸，多年来就受到这样的影响，有些文章看起来很好，但是与老百姓的理解存在差异。

所以，我理解中央提出媒体要“改文风”，是要切实深入到基层，用老百姓能够读懂、听懂、看懂的话，努力把“写”、“说”、“做”统一起来，用生动的表达，传播优秀的新闻作品。

力戒浮躁

争做某一领域专家

记者：现在流行“全媒体记者”的说法。时代似乎要求记者成长为“全能”型，对此您有什么看法？另外，除了从事报业经营管理，您也在高校教学，参与媒介人才的培训、培养。对年轻记者的成长，可以提一些建议吗？

尹明华：首先，“全媒体”的概念，我认为还比较模糊。我个人不大赞成“全媒体记者”的说法。术业有专攻，不能够要求一个记者样样都会。派一位记者去前方采访、拍照，当天让他写出报道，并连夜写好评论，甚至做好视频，等等，可以想象，这样培养出来的记者不大可能成为专家型的。

电子阅报栏、电子报纸、各种阅读终端都是不同的媒介形态，所谓的全媒体，是实现内容通过各种传播形态的延伸，但不是要求一个人会所有的技术。媒体要做的，最根本的是内容，而内容有多种细分。如果让马云去办社交网站，他肯定办不过马化腾，马云擅长的是电商。一位记者要同时成为小说家，这种可能性同样也很小。

我认为，对一位新闻从业者来说，所有的成功都来源于“动”和“静”的结合。记者既要能出去活动、交流，又要能够沉下心来，静静地享受一个下午的阅读。我们看到一些年轻人的现实状态，也有担忧，他们应该想好，今后自己要成为什么，要做什么。现实容易使他们浮躁，他们想成为“全部”。而我认为，他们应该成为“一部分”就可以了，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

记者：事业是靠人来推动的。在报业人才队伍结构上，采编人员的数量相对较多，管理人才相对不足。您更倾向报业从外界引进职业经理人，还是内部培养，从采编队伍中选拔熟悉报业相关情况的人参与管理？

尹明华：这一点在目前也是一个悖论。首先，从外面引进职业经理人，代价是很高的。他们在观念上讲究创新，很可能令其他人“跟不上”，因为传统的报业经营经过多年沉淀，在一些观念上已经根深蒂固了；同时，职业经理人的薪酬远远高于其他人，也可能会因此对内部人因为心态不平衡而缺乏“号召力”。

而从内部培养，挑战也很大。近年来，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为了发展，也从编采队伍里选拔了七八位参与经营，但总体来说这样的人才很少。记者要改行做管理，首先要面对的现实问题是放弃职称评定。而职称是和薪酬直接挂钩的，并且由此产生的收入差距非常大，所以执行起来相当困难。

由此可见，报业的改革创新，所面临的制度困扰是盘根错节的。所以，领导干部一定要到基层去，我自己也曾在宣传部门工作，也希望现在的相关领导在制定政策时，多听取汇报，去了解为什么一条看似理想的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会遇到种种障碍。很多困难并不是人为造成的，很可能就来源于制度本身；而制度的改革又会触及多方面的问题，所以，改革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延伸阅读

“时代推进我们的思索。现代社会中充满着悖论。对一流头脑的检验，是看它在同时装载两种以上对立思想时，保持平衡的表现和正常运转的能力。对于广泛的社会认知，新闻的权重在于，可以被容易看到的东西价值一定是有限的；越是具有影响力的新闻，越具有不确定性，一旦对接不同寻常的如炬目光，将会得到不同凡响的市场‘赔率’。”

“精力所限，条件所止，每个人毕其一生，不可能做全部，何况是千日之内。千日之旅，只能做关键，做特点，做特色。一项新的使命，使我取彼舍此，想进一步深度探测的愿望，只能就此打住。但我此心不灭，仍存奢望，只要有可能，还是要把这份不成熟的思考，继续下去。”

——《新闻，是一种眼光》（尹明华所著《千日之旅——总编辑思考》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