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研究分析
(1)内部五要素分析。内部五要素分析如下:① 行动者分析。当代民主政府由专家系统组成,并非是单一个体。日本实行君主立宪政体,最高行政长官是首相。可以发现,作为日本首相的菅直人是整个“3·11地震”事件中最受瞩目者,在地震发生的第一时间,舆论就开始等待首相的反应。由于强震引发了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漏危机,东京电力公司的高层也被视为一个重要的行动者;② 行动分析。在“3·11地震”事件发生后,首相菅直人的第一反应是平息日本民众对福岛第一核电站放射性物质外泄的恐慌,因此他澄清了危机的可控性,并以安抚的态度面对整个事件。而东京电力公司高层的行动与首相菅直人如出一辙,一开始也是澄清,当形势发展到失控状态后才进行道歉和补救的动作;③ 场景分析。场景是事件发生的情景。“3·11地震”事件发生后的场景大致分为三类:一是灾民在地震发生后无家可归,生活物资短缺;二是福岛第一核电站放射性物质外泄,灾民被迫疏散,民众对核泄漏比较恐慌;三是国际社会持续援助日本地震灾区。前两个场景都是负面的,这就迫使日本政府不得不作出回应。面对国际社会提供的援助,日本政府也适度地表达了感谢之意;④ 方法分析。地震及海啸属于自然灾害,但救援行动和核能辐射是人为行动。由于灾情远比想象的严重和难于控制,日本首相菅直人和东京电力公司高层采用的方法或手段都是先安抚,再道歉,并保证尽力挽救;⑤ 目的分析。地震及海啸引起的灾难使本来就不安定的日本局势更加雪上加霜。可以发现,作为一个系统性运作的代议政府,日本官方在国难当前的每一次声明都是“万众一心,一起度过这场危机与灾难”。
(2)外部五要素分析。在整个“3·11地震”事件中,不变的场景是地震后的状况,场景因素在本文选定和分析的事件中并不是最主要的因素,而是强调了该事件本身的严重程度。在如此重大的灾情之下,不管是日本首相、官房长官、产业经济省大臣,还是东京电力公司高层,都可归属于日本政府这个作为一个整体的行动者。他们共同的外显目的就是平息风波。而在使用的方法上,他们一开始都采取安抚政策,否认外界对灾情严重程度的质疑,旨在降低民众对核泄漏的恐慌情绪。这也许是平息风波的一种正常手段。但强震引发的核泄漏事件涉及的是日本、整个环太平洋地区,乃至全世界的人类安危和生态危机。可以说,日本政府在被揭露真实情况前采取的是“息事宁人”的方法。
日本是国际社会的重要成员之一。“3·11地震”事件发生后,国际社会出于人道主义精神立即给予日本援助。但日本政府的第一反应是委婉拒绝。拒绝国际援助的日本政府在地震发生后一星期遭受前所未有的舆论抨击。日本媒体普遍认为政府的反应太慢,其原因是政府傲慢地自以为能够“关上门”来自行处理。这或许与日本人天性内敛、压抑的民族性格有关。日本人的冷静、礼貌、谨慎和执行力之高,可以从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二战期间对东南亚一带的殖民统治以及二战后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等历史事实看出。这种民族性反映在“3·11地震”事件的处理上就是日本政府决定要自己想办法走出困境,只是灾情太过严重使日本政府对整个情况失控。
在日本首相作为一个单独行动者的部分,菅直人不断地在目的上强调“一起走出日本历史上最艰难的时刻”。但日本民众对他的不信任度不断升高,在野党数次责难他,就连他所属的民主党内部都有部分人士希望他能够交出政权。在形势对菅直人执政极为不利的情况下,菅直人能够通过和党内重要人士会晤使6月2号的不信任案表决未能通过,进而惊险地度过一次下台的危机,体现了他作为政治人物所具有的才能。此外,菅直人在保有政权的时候以“任务”留任,表明他试图挽回民众对他的支持。作为一个首相,希望国家能走出灾难确实是菅直人的目的,但他还有其个人目的,即希望继续保有首相的职位和内阁政权。
另外,东京电力公司社长清水正孝在亲临福岛核电辐射灾区时,作出了屈膝下跪的动作。这是日本独有的文化特色。在日本媒体谴责官方救灾不力和隐瞒灾情的时候,一些思想比较偏激的日本民众也发出了“干脆切腹自杀”比较决然的怒吼。清水正孝的屈膝下跪正是为了博得日本民众的同情和理解。
在日本君主立宪体制下,日本皇室尽管没有实质政权,但却是国民心中重要的精神领袖。民主政治下的公民一律平等,但对日本国民来说,皇室成员依然有其至高无上的地位和不可侵犯的权力,仿佛是活的国家象征,例如天皇“下旨”开放御用的医疗和沐浴场所、皇太子和太子妃巡视灾区等。他们的表现会被看作是“亲民的”和“与民共苦的”。这也是作为日本精神象征的天皇会在灾后罕见地发表公开谈话的原因。
四、研究结论与研究局限
1. 研究结论
“3·11地震”事件发生至今已超过两年,但后续引发的危机从未平息,舆论亦不断介入。作为经由日本民众以民意和合法手段选举出来的代议专家政府,日本当局有必要在实质作为上带领日本民众走出他们心中的“史上最大危机”。然而在一次又一次危机爆发之前,日本政府都选择以息事宁人的态度去安抚民众和规避可能到来的风暴,待危机爆发后,则以郑重的言词去表示自身的歉意和对事件负责的最大决心。日本政府的这一言说策略与其他组织在处理类似事务上并无二致,因此遭受巨大的舆论责难在所难免。在如此国难之下,当东京电力公司推算出可能赔偿的金额时,菅直人内阁却显示了出于己无关的态度,这可以看出双方的微妙关系。
2. 研究局限
本文运用伯克的戏剧五位一体理论试图去分析“3·11地震”事件中日本政府的言说策略,以此探讨日本政府言说策略背后的动机。由于文本来源的局限性以及文本本身蕴含媒体的倾向性,研究的结论存在一定的疏漏和带有一定的主观性是不可避免的。
另外,戏剧五要素在区分的过程中存在模糊性,尤其是在区分行动与方法这两个要素上较为困难。行动与方法都是为了达成目的,行动是达成目的的行为,方法是达成目的的技巧,行动是一个比较大的范围,方法则是一种技术,因而存在分析上的暧昧性。
本文的研究内容希望在未来能够经由更长时间的观察,更大文本范围的检视,必要时加入量化的分析内容,去探求日本政府的言说策略,以便更加明确地得知:在类似“3·11地震”等重大危机事件爆发之后,组织机构乃至国家政府部门该如何去作出更完美的应变手段以促进人民的福祉。
(作者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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