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子论文]从“3·11地震”事件看日本政府的言说策略

[摘 要] 重大事件或危机发生之时，一国政府的公开发言对于该国民众乃至国际社会都会产生广泛的影响。本文以日本政府在“3·11地震”事件中的公开发言为研究对象，运用肯尼斯?伯克的戏剧五位一体理论对其言说策略进行解读。本文研究发现，日本政府采取了事前避重就轻地进行安抚和事后郑重其事地进行道歉的方式作为第一时间的言说策略。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在重大危机发生之时，由各个专家系统组成的日本政府内部各环节之间存在微妙的政治角力关系。

[关键词] “3·11地震”；日本政府；言说策略；戏剧五位一体理论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目的

2011年3月11日，当地时间14时46分，日本东北部外海发生里氏9.0的超强地震，震中位于宫城县仙台市以东约130公里的太平洋海域，震源深度20千米，距震中约373公里的日本首都东京有强烈震感。[1]地震随即引发了浪高达10米的特大海啸，造成严重人员伤亡与重大财产损失。据统计，在这场灾难中丧失的民众达15848人，另有3305人失踪。[2]强震和海啸重创了北海道和日本本岛东北部，超过7.5万座建筑物受损。其中至少6300座完全损毁。[3]首都东京在强震之后陆续发生多起火灾、建筑物倒塌等事件。连绵不断的余震和海啸使日本多处饱受断水断电和交通瘫痪之苦。此外，强震还导致福岛第一核电站四台机组（反应堆）先后发生爆炸，进而引发放射性物质泄漏。核泄漏问题至今仍没有理想的理解办法，因而也掀起全球对核能安全的高度关注。

日本是继美国和中国之后的第三大经济体，也是当今世界汽车、电子、机械等精密工业的重要生产国。强震造成日本产业瘫痪，也给全球经济体系带来了一定的动荡。而在强震和海啸中受灾的日本民众大多无家可归，缺水缺电。一些灾民甚至妻离子散，亟需外援。日本全国2600多个避难所接收了约53万受灾民众。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国际社会发起了许多援助活动并提供救灾物资，但最初都遭到了淡定自若的日本政府的回绝。直到这场百年不遇的巨大灾难让一向对地震应变迅速的政府当局无力处置，日本国内才开始接受外界的援助。

整个灾情爆发之后，日本首相菅直人没有第一时间出现在民众面前，而是在一周后的3月18日才公开露面，三个星期后开始到灾区视察。日本媒体据此抨击政府反应太慢，认为灾难发生后的六天是“政府无对策的六天”。一个国家政府的领导人被视为该国的最高负责人，他的言行代表的是国家的政策指向。首相作为日本君主立宪政体的实质性政治领袖，他的一言一行都会受到重视，而在日本发生“3?11地震”这一重大事件之时，首相这个国家最高代理人的公共言论更会被放大检视，他的每个发言都会引发国内外人士的高度关注。在由地震造成的核泄漏危机和民生环境恶化尚未解决之际，日本官方又接连传出东京电力公司高层仍喝花酒等丑闻。这使得日本民众对政府内阁更加不信任。据灾难发生数周后的民调显示，民众的不信任度已经上升至76%，并且不断有舆论要求为此负责的首相下台。日本的三个主要在野党也于6月1日提出内阁不信任案，意在要求首相菅直人辞职。而菅直人则回应在处理灾情告一段落后立即主动请辞。在获得党内人士支持的情况下，首相菅直人惊险度过执政危机。

由专家系统组成的代议政府制度是民主时代的基本特征。唯有政府和民意之间拥有一个畅通的沟通渠道，政府职能才能够维持良好的运转。而作为沟通渠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元首及其政府机构代理人的发言应该具有处理危机状况和爱抚民心的作用。因此，本文以日本政府在“3·11地震”事件中的公开发言作为研究对象，试图分析日本政府对内和对外分别采取何种言说策略以及这些言说策略对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二、研究理论与研究方法

1. 研究理论——伯克的新修辞学和戏剧五位一体理论

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在《动机修辞学》（A Rhetoric of Motives）一书中将修辞定义为“人使用词语在他人身上形成态度或诱发行为”。[4]以伯克为首的新修辞学家认为几乎所有的传播都是修辞性的（Almost all communication is rhetorical）。修辞现象无处不在，人类的生活以修辞为中心。正如道格拉斯·埃宁格（Douglas Ehninger）所说：“修辞不仅蕴藏于人类一切传播活动中，而且它组织和规范人类思想和行为的各个方面。人不可避免地是修辞动物。” [5]当我们把人类的所有符号活动都当成是修辞时，修辞就不一定是虚伪和有害的话术，修辞学的目的也不再仅仅是寻找在每件事例上发现可行的说服方式的能力，而是“为了增进理解，研究人们相互误解和消除误解的良方”，是一种把“相隔绝的人们联系起来的工具”。[6]

因此，语言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其性质并不是中立的，而是承载意义、带有目的的工具，更是一种象征行为（Form of Symbolic Action）。语言是人们共同行动以产生社会关系的基础，是创造“真实人生”的依据。修辞围绕着人类的总体生活。人类是通过语言认知世界的，知识是主体化的语言构建起来的，修辞使知识、真理变得可能。[7]换而言之，知识和真理并非先于人类的生活经验，而是通过语言建构的生活经验来建立的。

从20世纪最初几十年的新亚里士多德主义修辞学到新修辞学多元观点方法的实践，修辞在本体上已经超脱了纯粹的说服过程，开始涉及到更复杂的社会真实的构建。修辞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挖掘那些刻意隐藏在言说背后的暧昧不明的动机和目的。美国德克萨斯大学传播学院教授罗德克里·P·哈特（ Roderick P. Hart）认为，所有的修辞都是模糊和暧昧不明的，修辞批评应该减少言说者有意无意间创造出来的冲突，理清修辞的条理，用容易被理解和有效的方式来说明话语。而修辞学家正是徘徊在这些“不确定”之间，试图从这些看似理所当然的话语中找出暗藏的动机。[8]

作为当代最重要的修辞学者，伯克建立了一套可以称得上是全面的理论观点。在伯克的新修辞理论中，修辞是循序渐进的，从修辞的基本要素到修辞的分析方法，再到修辞的真正目的。伯克的戏剧五位一体理论包含了三大主题：第一个是实现说服的要素；第二个是揭示说服的动机，即著名的“戏剧五要素分析法”；第三个是探讨说服的过程，也就是“污染——净化——救赎”的语言戏剧运作。

（1）实现说服的要素——“同一”（Identification）。“同一”概念是伯克对修辞学定义的主要延伸，也是伯克新修辞学理论有别于旧修辞学理论的关键词。“同一”植根于“质”（Substance）这样一个概念。“质”既可指职业、朋友、行为等具体事物，也可以指信念、价值观等抽象事物。而所谓的“同一”，是指言说者与读者/听众之间在“质”的方面具有相同或相似之处。伯克的修辞体系中分别存在三种“质”和三种“同一”：三种“质”是指“几何质”（Geometric Substance）、“家族质”(Familial Substance)和“方向质”（Directional Substance）；三种“同一”是指“同情同一”（Identification by Sympathy）、“对立同一”(Identification by Antithesis )和“不准确同一”（Identification by Inaccuracy）。[9]需要注意的是，三种“质”和三种“同一”并不是一一对应的，而是存在着交叉或重叠。“同一”离不开“同体”（Consubstantial）。当两个实体（Identity）通过共同的思想、态度而在“质”方面“同一”时，他们就“同体”。伯克的修辞体系中，修辞是说服的手段，而说服则是“同一”的结果。

对“同一”概念的理解还建立在对“分离”（Division）这一概念理解的基础上。离开了对“分离”概念的理解，对“同一”概念的理解将是不完整的。伯克也将“分离”称为“疏离”（Alienation）或“游离”（Dissociation）。读者/听众与言说者“同一”并不意味着读者/听众与言说者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兴趣、能力与态度。对于言说者而言，读者/听众仍然是独特的。读者/听众既是与言说者相连的，也是与言说者相“分离”的。正是因为读者/听众与言说者存在不同的“质”，不可能在一开始就存在“质”的共享进而达成一定比例的“同一”,修辞才会应运而生。修辞就是一种努力来调和这种自然与不可避免的“分离”状态，并且作为一种从某种程度上跨越这种自然状态的方法。也正是通过分析“分离”，人们可以发现修辞的基本动机。

（2）揭示说服的动机——戏剧五要素分析法（Pentadic Analysis）。戏剧五要素分析法基于两个重要概念：“戏剧”和“动机”。伯克的戏剧主义语言哲学观认为，语言是象征行动，也是戏剧。语言之所以被视为象征行动，是因为人类的一切思维和意念都无法脱离语言的框架，语言塑造人类对真实的观点。语言之所以被视为戏剧，是因为语言运用和语言系统具有戏剧性：一是语言和戏剧一样都可以反映、曲解、甚至超越现实世界；二是语言和戏剧在完整表述外部世界时都必然涉及行动者、行动、场景、方法、目的这五个基本要素；三是无论表述何种内容，语言和戏剧都是针对读者/听众、以某种体裁形式出现的象征行动，是高度形式化的东西，而五要素的不同搭配也都蕴含着言说者不同的动机、态度、价值观等。[10]

动机（Motive）是人们对环境作出的象征性反映，它主要是语言学上的概念，而不是心理学上的概念。在研究人们的行为动机时，伯克提出了“运动—行动”的两分法。运动（Motion）是指人的生理活动，是非象征性的。与运动相对的行动 (Action) 指的是人们为达到某种目的而实施的意志行为，其最重要的表现形式是语言。象征行动将人与动物区分开来，是人的本质特征。伯克以其戏剧观研究语言，提出了戏剧五要素分析法，试图通过分析这五要素间的相互关系来发现人们语言背后隐藏的修辞动机。

在戏剧五要素分析中，行动是研究的焦点，因为行动涉及心理和思考过程，而运动仅是生物本能。行动的产生需要三个条件：首先，要有自由，即选择；其次，要有目的（Purpose）或意愿（Will）；最后，要有运动。[11]当这三个条件都存在时，行动方可成立。对于行动的探讨使伯克认为语言和物质一样都是真实存在的，伯克是语言的“唯实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