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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启蒙”到“新启蒙”:

“群众路线”的历史命运与传播观念的变迁【2】

2013年12月13日10:57    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    手机看新闻

二、“群众路线”的组织化与“党性原则”的实践

中国共产党关于人民民主政治的各项设想和制度安排基本形成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这段时期,党内的小组学习与讨论、批评与自我批评、民主集中制原则、基层选举制度、干部政策等都得到了广泛的实践。一种不同于西方自由民主设想的社会主义民主理念逐渐形成和制度化。这种新型民主强调“经济民主”对于政治身份平等的重要性,将所有的政治实践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经济基础之上。在这样的政治经济条件下,民主参与最主要的限制性条件成为道德层面上的阶级意识和技术层面上的知识水平(或者更广义上的文化资本的占有和分配)。因此,在对下层民众的宣传教育中锻炼和改造知识分子,“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就成为民主实践中最为重要的内容。1944年,时任《新民报》主笔的赵超构随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记录和总结了当时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的特点。他在《延安一月》中写道:“倘说我们社会的人才流动,有如选手制度,即是各地的优秀分子,一级一级的向上发展,向大都会集中,则共产党的干部政策恰是相反。他们的方针是优秀干部向群众中去,向四方分散开来”[13]。

作为党的文化干部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工作者的状况当然也是如此。编辑、记者们深入群众,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成为一种惯常的工作和生活模式。他们一方面强调蹲点驻村,通过调查研究呈现基层实际状况,一方面要参加基层的生产劳动实践,熟悉农民的生活并加强自己的“思想改造”。同时,他们也是党和政府的政策在群众中的宣传员,且要用农民熟悉的语言和方式传播现代文化和科学知识。这些意识和政策造就了一种疏异于当代新闻实践的独特劳动过程。

对民主的不同理解使得共产党的群众性新闻实践远离了市场化新闻实践的各种职业标准和认知。在一次向基层通讯处外派记者的行前会上,当时主管延安出版工作的博古对围坐在他身边的五六十个记者讲了这样一番话:“要以小学生的态度,虚心请教的精神去接近群众,丢掉旧新闻记者的架子。我们不是无冕之王,不是居高临下的社会舆论的指导者 …… 我们要去发掘埋藏在群众生活中积极的东西,在平凡的群众里,去找出他们正在创造的新事物”[14]。

群众路线还使得新闻传播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正式的组织资源和社会资本。这不仅体现在作为文化干部的新闻业者参与生产劳动和深入农民生活,还体现在大量普通劳动者以“通讯员”等身份参与到新闻实践当中。例如,延安的《解放日报》创刊仅半年就拥有300多位遍布基层的通讯员。到1942年8月已经发展到了400多位。这些通讯员供给该报所需的二分之一的地方消息和通讯[15]。这种现象在当时的革命根据地已经十分普遍。除了延安《解放日报》外,《晋察冀日报》、《东北日报》等通讯员队伍都发展很快。据统计,1946年《晋绥日报》的通讯员已由最初50多人发展到1210人。编辑部每月平均收到稿件1000多件。每天大约可收到三四十人来稿[16]。《解放日报》1942年一篇纪念记者节的文章总结了这种群众办报的思想。文中谈到,新闻工作“不仅是新闻从业员们的工作,而且是从事各种职业的、在各种抗战工作岗位上努力的人们的共同的工作”[17]。

新闻劳动者职业身份的淡化并不意味着他们政治身份的淡化。正相反,中国共产党新闻实践的重要特征就是将作为“文化干部”的新闻工作者从思想到行动紧紧纳入到党的纪律和党的组织中。对于共产党领导下的记者和编辑来说,政治觉悟远比职业标准和技术重要,而党员、干部身份也远比新闻业者的身份重要。这要求新闻工作者“一切要依照党的意志办事,一言一动,一字一句,都要顾到党的影响;要忠实于党的总路线、总方向,而且要与党的领导机关的意志呼吸相关,息息相通;要与整个党的集体呼吸相关,息息相通”[18]。

对“党性原则”的贯彻和对“同人办报”的排斥使得新闻实践的“群众路线”以一种组织化的方式呈现。在抗战时期的解放区,一种以党的行政体系为依托,并接受党的领导的宣传管理体系逐步建立起来。共产党的各级党委一般都设有党报委员会,统管一定范围内的传播活动。同级党委的宣传部负责人对党报负直接领导责任,并要经常向上级有关部门汇报情况。下级的报纸杂志必须送上级党的宣传部审查[19]。在陕甘宁,“各机关学校部队的油印刊物须分别经中宣部或总政治部批准后,始能出版,否则一律停止刊印”[20]。

这种以“党性原则”为核心的宣传管理体系一直延续到建国之后,甚至在媒介市场化的发展中也未曾动摇。与“群众路线”或者“群众性原则”的民主和道德诉求不同,“党性原则”本身是服务于“革命”这一“党的事业”的工具性手段。这套理念的形成和发展必须放在身处全球体系边缘的中国寻求夺取政权并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宏大规划中来认识。当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指向国家政权和一种预期的民主制度时,革命与战斗过程中所要求的纪律性、统一性和集体意识就变得至关重要。在这样的语境中,新闻工作者成为“党的事业”中的“战士”,而新闻传播业也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中的“新闻战线”。这正是西方学者所称的“信仰毛主义”(批判的价值观念)与“行政毛主义”(严格的组织原则)的辩证统一[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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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赵光霞、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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