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路线”的历史命运与传播观念的变迁【3】

三、全国宣教系统的建立与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斗争

从科举制度废除到中国共产党全国性文化宣传体系的建立，中国多数中下层知识分子在官方体系之外徘徊和奋斗了近五十年。历经社会的频繁变动和一个民族国家形成的艰难历程，对于新闻业者来说，无论主动或者被动，重新被纳入国家体系成为一种可以接受的选择。在这一过程中，大多数新闻工作者的身份由自由劳动力转变为国家文化宣传干部和思想工作者，随之而来的是新闻理念和范式的转变，以及转变过程中的各种争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新政权一方面按照延安时期的原则和方式筹建新的国家传播体系，另一方面对原国统区的大众文化进行了全面改造。实行计划体制和确立新的意识形态是改造的两大目标。实现这两大目标的关键，则是将大批文化市场的自由职业者纳入国家计划之下的“单位”，使之按照党和政府的要求，办报出书，写戏演戏，拍片映片，从而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系统中的“齿轮和螺丝钉”[22]。短短几年时间，中国就建成了以中共各级党报为核心的，多种报纸并存的报业结构和初具规模的国家通讯社，并将广播事业全部转为国营，建起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人民广播电台；组建成以《人民日报》、新华通讯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首的全国规模的比较完备和系统的新闻业网络[23]。

新的国家传播体系虽然采用了与延安时期相类似的原则和机制，但由于各种历史条件的变化，它实际上与建国前解放区的新闻实践状况存在相当大的差别。

首先，相比延安时期革命知识分子在政治思想上的标准化和统一性，新中国宣教体系所容纳的知识分子群体要复杂得多。从传播业的状况来看，建国后的新闻工作者队伍中既包括主动参加革命，从解放区转移到城市的“新闻战士”和管理干部；也包括随着传播体系规模扩大而新纳入的年轻知识分子；还包括原大城市私营报社中的记者、编辑、主笔和经理人员。他们的个人经历、文化教育背景、新闻实践模式和对自身社会角色的认识都各不相同。

正如张济顺的研究显示，在城市新闻界的思想改造中，虽然办报的主体由民间报人转换为党和政府的权力机构，报纸的基本生存空间也从文化市场走向国家计划。然而，人的改造却没有达到脱胎换骨的地步。在思想改造中，虽然不同层次的文化人并不都是消极被动挨批，真诚的呼应同样存在，但在接受党管国办新体制的基调之下，仍有着许多不和谐的言行[24]。在新闻实践中，“群众路线”的激进政治诉求与“专业主义”的职业范式在许多方面相互排斥。而共产党的传播理念中“党性原则”又与“群众路线”统一在一起。因此，一部分自由主义报人对“信仰毛主义”的观望和怀疑也自然导致他们对“行政毛主义”的反感和排斥。

其次，在解放前就已经参加党的新闻工作的知识分子此时多数已经成为国家宣传教育体系中的重要领导。他们虽然经历过革命的洗礼和“群众路线”的实践教育，但是延安时期高度的纪律性和集体意识，以及技术理性的认识论使得他们虽然接受了“群众路线”的基本道德原则，却鲜有对“群众路线”背后批判思想体系的系统理解和理论探讨。改造知识分子思想和提高群众知识水平的紧迫任务使得延安时期实践工作的重要性远远大于理论探讨。然而在建国后，缺乏系统批判理论体系的状况却造成一部分新闻工作者将党性原则物化为脱离历史情境和“群众路线”的教条，从而在与自由主义者关于新闻理论的争论中无法占据上风，并出现了“浮夸风”等严重背离革命初衷的新闻实践；而机械唯物论的思想又常常使得他们因现实的复杂变化而产生思想上的动摇，从而修正原有的激进民主诉求，并最终与毛主义的坚持者分道扬镳。

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化当然离不开现实的社会政治经济变化。为了完成引领国家走向富强这个现代化承诺，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后逐渐从一个领导武装革命的政党转变为一个领导生产建设和现代化发展的政党。执政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它的工作任务从革命转变为发展。50年代中期国际环境的变化更是给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这一时期，迅速建成国家工业体系，实现“大跃进”成为中共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选择。

这些转变带来了包括新闻传播业在内的整个行政体系的规模和功能发生了重要变化。现代化发展的宏大任务需要一个权力相对分散，职能分工相对细化的庞大行政管理体系和职业技术体系，这迅速催生了以行业分工为基础的官僚知识分子群体和专业技术人员群体。在这样的条件下，专业知识和技能成为现代化发展所需的关键要素，这使得一部分知识分子和管理干部在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分配上占有越发明显的优势，预示着新的阶层分化的出现。在薪酬体系方面，代替了革命战争时期“供给制”的“八级工资制”在客观上分化了劳动者群体，工程技术人员、知识分子与普通工人之间在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方面的区别也仍然明显；在社会生活中，一部分领导干部在福利待遇、子女教育等方面的特权显现了新的阶层分化倾向 …… 这些状况在今天看来也许不难接受，甚至被内化为现代化发展的不二法则。然而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在一部分领会了“启蒙辩证法”的批判知识分子看来，任何以公平为代价的发展都是不可接受的。他们坚持强调经济发展中民主与平等的前提，其中既包括以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分配与再生产为内容的政治经济意义上的民主与平等，也包括以“群众路线”和无产阶级文化为代表的意识形态上的民主与平等。

在新闻传播领域，到50年代中期，现代化发展带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阶层的变化也促成了对“党性原则”争论的公开化。这种争论一方面表现在新闻理论的研究者们对民国时期商品化新闻实践理念和范式的重新开掘和阐述，以此挑战党性原则下的新闻实践范式；另一方面也表现在新闻从业者们对媒体角色和新闻业务的激烈辩论。在“双百方针”时期和“反右斗争”时期，北京新闻界召开了多次由持不同见解的新闻工作者参加的座谈会。会议中有人提出要办“人民群众所有制”的报纸以代替“机关所有制的报纸”；还有观点认为“列宁的办报原则过时了”，不再适合国家建设的新时期；而“同人报”、“民主办报”等延安时期曾被批判的办报理念也再次出现。另一方观点则认为这些意见“主要都是领导问题，都是反对共产党对报纸的领导的问题，也就是要办反社会主义的报纸”[25]。他们在立场上支持党管报纸的制度体系，却很少阐述这套制度背后的历史因素和民主诉求。在这一过程中，实际上对物化的制度的争论逐渐代替了对这一制度得以产生的历史情境和激进民主理想的探讨，这种状况或许预示了新闻实践“群众路线”的历史命运。

到了经济上相对平稳的六十年代，毛主义的社会主义理念在大量年轻知识分子中被广泛认同，而毛主义者对官僚群体和上层知识分子的迅速变化也越发不能容忍。一场轰动世界的社会政治运动终于爆发。这场运动虽然被冠以相对温和的“文化”之名，却包括了对政治经济制度进行重新改造的激进诉求。在传播领域，先是出现了新闻界的“夺权”斗争。在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先后被“造反派”接管，随后全国各地掀起了类似的运动。包括延安时期文化干部在内的一大批新闻工作者被批斗和放逐。不少省、市的报纸不能正常出版。从1968年至1970年，全国出版的报纸只剩下42种，是近百年来最少的[26]。至此，职业化的和官方的传播渠道基本上被摧毁。而与此同时，社会上出现了大批“文革小报”和“红卫兵小报”。这些刊物先是在学校、机关、工厂内部发送，逐渐向社会发行。印数每期几千份、上万份以至几十万份不等[27]。它们没有正式的编辑机构，也无须向有关部门申请、登记注册，刊期以及出刊、停刊均带有很大的随意性[28]。仅北京一地，已见或有确切记载的“文革小报”就近1000种，约计8770期。全国出版的“文革小报”超过六千种[29]。至少从办报的形式上来看，这一时期以年轻学生和工人为主的社会力量实际上以完全不同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向往的方式部分地摧毁了党管报纸的体系。与北美和法国等地同时发生的民权运动、学生运动相呼应，更为激进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成为了中国社会文化的一种奇观。新闻媒体如此大规模地从职业机构变为城市中下层知识分子和平民所掌握的政治言论工具，这在世界新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