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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启蒙”到“新启蒙”:

“群众路线”的历史命运与传播观念的变迁

2013年12月13日10:57    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    手机看新闻

内容提要:本文以“五四”后中国新闻工作者的思想变革为起点,以1980年代新闻思想与实践中的“新启蒙”运动为终点,以“群众路线”思想在中国传播实践中的命运变迁为线索,梳理和展现“五四”以来中国新闻思想、实践范式与社会文化变革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

关键词:“五四”,启蒙,新启蒙,新闻思想,新闻实践

对于中国思想界和新闻业的变迁来说,“五四”都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这场带有“启蒙”意味的思想和政治运动为其后的社会文化变革设置了“现代性”这种难以撼动的话语框架,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近现代文化传播工作者的思想与实践。本文将以“五四”为起点,以1980年代所谓“新启蒙”运动为终点,以“群众路线”思想在中国传播实践中的命运变迁为线索,梳理和展现新闻思想、实践范式与社会文化变革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

一、五四运动与“群众路线”的萌芽

辛亥革命的失败对于追求民主与共和理想的知识分子来说是沉重的打击。他们满怀激情支持的革命运动“竟没有历史上定例的开国之初的盛世,只枉然失了一条辫子”[1]。与此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烽火也促使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反思和质疑西方文明中的各种问题,特别是以金融和军事为依托的民族国家、自然法与契约关系、自由宪政理念等等。由此,中国知识分子探寻独特现代化路径的努力开启了序幕。

在“五四”时期知识界的反思中,革命党作为革命运动统合力量本身缺乏广泛的国民基础,民主目标模糊和目光短浅成为导致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坚持民主理念的知识分子由此将视野转移到文化和国民性的领域,认为“所谓立宪政体,所谓国民政治,果能实现与否,纯然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为唯一根本之条件”[2]。由此,新文化运动与五四时期激进民主知识分子新闻实践的一个重要诉求就是改造旧文化,创造新文化,塑造国民的主体性,以打造民主社会的坚实群众基础。

这种对社会运动与民主的重新认识使得新闻实践中更为激进的民主话语和革命理想成为可能。从事新闻劳动的知识分子们对一种民主政体所能包容的社会阶层的想像不断扩大。虽然与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一样,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仍然由知识分子组织和领导,但一种新的话语体系和文化霸权在传播过程中的建构使得中国革命的方向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经历了“呐喊”之后的短暂“彷徨”,知识分子群体内的新变化首先体现在知识界对马克思主义和劳工问题的关注上。五四之后,《每周评论》、《新青年》等刊物的社会主义因素不断增长[3],大量刊登了赞颂俄国十月革命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此时,阶级分析作为认识社会和探索民主的新视角开始被接受和运用并深刻地改变了知识分子的民主观念。在“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一文中,李大钊批评了“平民政治”的虚伪,他指出“他们所用的‘人民’这一语,很是暧昧,很是含混。他们正利用这暧昧与含混把半数的妇女排出于人民以外,并把大多数的无产阶级的男子排出于人民以外,而却僭用‘人民’的名义以欺人”[4]。这种思想意味着下层劳动者并非以廉价的人文关怀的对象而被这些知识分子所关注,他们已经成为这些知识分子新的民主设想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已经不再用“权利”、“个人”、“契约关系”、“宪政”等范畴来解释中国社会的民主问题。

与此同时,从事传播实践的知识分子开始将目光转向中国自身的社会问题。《新青年》转移到上海出版后,陈独秀开始集中精力研究劳工问题。他提出新文化运动“应该令劳动者觉悟到他们自己的地位”,“要创造新的政治理想,不要受现实政治底羁绊”[5]。1920年5月,《新青年》出版“劳动节纪念”专号,集中刊登南京、山西、江苏、湖南、上海、北京、天津等地工人生产和生活状况的调查报告,提出“20世纪的劳动运动,已经是要求管理权时代,不是要求待遇时代了。无论待遇如何改良,终不是自由的主人地位”[6]。1920年末,《共产党》月刊在上海出版。与以往的传播活动相比,这份刊物主张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更加鲜明。在它的创刊号中,陈独秀提出:“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7]。这份刊物大量报道了全国各地工人罢工运动的新闻,并且详细介绍了上海英美烟草公司罢工和北京长辛店工会活动的经验,对新兴的工人运动进行宣传和指导。另外,大量文章对俄国道路的宣传和赞扬已经为日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将目标指向国家政权奠定了基本方向。这不仅深刻影响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设想,也是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传播实践的不可忽视的前提。

马克思主义者相比早期知识分子在新闻实践中最显而易见的区别也许并不是传播内容和价值观上的变化(当然这些变化可能是决定性的),而是传播活动对象和功能的变化。相比李大钊、陈独秀等精英知识分子内部对俄国道路和马克思主义的讨论和宣传,大量直接面向劳工阶层和下层知识分子的传播活动才真正构筑了新的民主设想的沟通模式和言论基础。

从1920年开始,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地出现了一批以工人为对象的通俗报刊。它们多由当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以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沟通工人运动讯息为宗旨。这些刊物用非常浅显易懂的语言和众多生动的事例给工人讲解劳动创造价值、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罪恶和无产阶级如何寻求解放等道理。创办于上海的《劳动界》设有“国内劳动界”、“国际劳动界”和“本埠劳动界”等专栏,报道各地工人运动的情况。这份刊物还设立了《读者投稿》,鼓励工人发表消息和评论并收到了大量来稿。同时,“小说”、“诗歌”等专栏的设置更体现了其塑造工人文化主体意识的努力。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劳动音》通过报道唐山煤矿爆炸惨案和南京工人捣毁省议会等轰动性事件在北京周边地区的工人中产生广泛影响,创下了每期销售2000份的记录[8]。广州的《劳动者》揭露当地工人被资本家剥削的惨况,并介绍上海、唐山等地工人运动的经验,每期印数也达二三千份[9]。

对于探讨新闻劳动来说,这些工人报刊在语言风格、传播内容和传播对象上不同以往的特点体现了从事传播实践的知识分子对自身角色的认知发生了明显变化。马克思主义者作为劳工阶层“有机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革命领导者的角色逐渐显现。影响中国日后新闻实践几十年的“群众路线”得到了初步地尝试。李汉俊在《劳动界》的发刊词中写道:

工人在世界上已经是最苦的,而我们中国的工人比外国的工人还要苦。这是什么道理呢?就因为外国工人略微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我们中国工人不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我们印这个报,就是要教我们中国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他们的事情。[10]

“教给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既体现了一种用阶级概念认识社会与民主的新思潮的出现,也体现了这些知识分子赋予自身的重要历史使命,即唤醒下层劳动者的主体性和阶级意识,使其成为民主运动和民主文化的主动参与者。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随着面向工人的报刊不断增多,“群众路线”逐渐成为一种新的办报方针被提倡和推广。瞿秋白曾经写道:“党的宣传,首先是要脸向着群众,工厂小报和群众报纸是在真正广泛的群众之中的宣传武器。这不是给少数革命的青年学生和工人之中千分之一的知识程度较高的人看的。这是给真正广大的工人劳动者读的”[11]。1932年在上海成立的左翼新闻记者联盟提出了“新闻大众化”的口号。他们在行动纲领中提出:“发动全国的工场新闻、农村新闻、军营新闻、学校新闻、街头壁报等的阶级新闻运动,并努力促其深入普遍的实践,以期使其成为鼓动大众组织大众之武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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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赵光霞、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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