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路线”的历史命运与传播观念的变迁【4】

四、“新启蒙”：以“人民”的名义

在当代中国社会，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的叙事中，1978年通常被确认为一种新的现代化发展历程的开端。然而单纯从国家政策的角度来理解中国在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几年的变化既容易忽视前期国内外政治环境对这一变革的推动，也容易淡忘一种强大的社会文化力量为这场变革所做的准备。实际上，从1970年代初中美关系解冻开始，探索自己独立发展道路达上百年的中国社会就已经开始了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对前进方向的又一次全面调整。

六十年代的政治运动一方面使得官方体系内的大量文化干部失去了原本稳定的社会经济地位，从而迫切寻求改变；另一方面，处于社会中下层的知识分子也开始逐渐出现内部分化：激进民主主义者与改革派知识分子关于民主与发展的分歧表现在“西单民主墙”和广州“李一哲”大字报事件等1970年代末期的社会运动当中，并最终以改革派成为主流，激进主义者被暂时压制和边缘化告一段落[30]。在这之后，社会文化的新变化一方面体现在社会主流话语对六十年代激进民主诉求由热烈拥护到彻底批判的态度突变上；另一方面体现在年轻知识分子与西方文化的逐渐接近上。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大量原本属于内参性质的西方文学和学术作品就开始在年轻一代知识分子中流传。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1980年代中国知识界对西方文化思想的热烈追捧。一时间，谈论西方思想，阅读西方经典成为中国年轻知识分子文化生活中的重要部分，而用“新”的理论、“新”的视角来认识世界、认识中国则成为他们的迫切愿望。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在辛亥革命失败的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向外探求新知并最终将目光投向社会下层民众以求建立新型民主的“启蒙”运动，那么1970年代中期到整个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转变则是在“告别革命”的同时，告别了走向群众的激进理想，并以“新启蒙”的方式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未来图景。在这个意义上，“启蒙”与“新启蒙”实际上是同样的现代性态度，不同的现代性理想。更重要的是，一旦社会出现危机，不同的现代性理想将把社会运动引向完全不同的方向。

在新闻传播界，被压制和批判了二十余年的专业主义随着“解放思想”而重新回归。“真实性”、“时效性”、“可读性”重新成为新闻记者工作中强调的重点。新闻报道的领域也从原来高度重视政治宣传的内容逐渐拓宽到普通百姓的社会生活、灾害和犯罪消息，甚至是对政府的批评[31]。从前被认为是党领导群众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的新闻业越发被理解为一种“去政治化”的，有着特殊运行规律且相对独立的职业。此时的新闻记者和新闻研究者与民国时期的同行一样，又找到了他们远在大洋彼岸的知音。1982年，至今被中国学者称为传播学创始人和集大成者[32]，曾经对社会主义传播体系进行过激烈批评的美国人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访问中国，并凭借一系列演讲成功地为中国新闻从业者和研究者提供了另一种看待、思考和评价大众媒介的视角[33]。在此前后，源自美国，将新闻传播视为去政治化的信息传递行为的传播科学开始被大规模引进，并渐渐成为指导新闻实践的新的理论框架。它使得新闻从业者不再将他们的传播对象视为蕴含丰富阶级含义的“群众”，而是将其看作接受信息、并获得满足的“受众”。在主流话语中，新闻传播的劳动过程从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意识形态再生产转变为“传播者”和“受众”之间自由选择和“使用满足”的信息交流。这些变化实际上颠覆了“五四”以来“群众路线”的批判新闻思想，在客观上将原本产生于市场化新闻实践的理论转变为在中国创造市场化新闻实践的思想基础。

新闻工作者们并不仅仅满足于新闻理论和技术上的改良，他们逐渐将目光转向改革以来并无多大变化的党管媒体的传播制度。到1980年代中期，中国的经济改革从农村拓展到城市，国家对私营经济的管制有所松动。同时，新闻自由和政治改革的呼吁也在官方得到了一部分人的同情和支持。在这样的背景下，新闻立法和“媒介独立所有权”的议题开始被提出和讨论[34]。此时，从人民日报的高层领导到地方报社的编辑记者，要求新闻改革和新闻自由的呼声越来越多[35]。

到1980年代晚期，城市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和农村改革的裹足不前使中国社会面临一场危机。一方面，价格双轨制和权力市场化催生了大量的“寻租”行为，在通货膨胀的压力下，这造成了社会的普遍不满；另一方面，工人失去“铁饭碗”的隐忧和城市阶层的逐渐分化使得正在进行的改革面临合法性危机。在多重矛盾的刺激下，最终出现了应对权力垄断和市场扩张的“双重运动”（double movement）[36]。然而，长期围绕资本主义法权和形式民主等问题展开的“新启蒙”运动已经使得此时包括新闻记者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无力体察这场社会运动的深刻政治经济含义。整个80年代知识分子与“群众路线”的疏离，使得他们忽视了源自城市基层的社会运动所具有的的社会主义性质，并终将这一运动束缚在狭隘的冷战意识形态框架之中[37]。在新闻界，新闻工作者以要求新闻自由的诉求成为这场运动中引人注目的组成部分[38]。与六十年代“推开党委闹革命”的新闻界夺权运动不同的是，此时从事新闻传播的劳动者们以一种社会职业的独立合法性和“专业主义”为前提，用抽象的“人民性”概念强调政治言论自由的重要性。在这一过程中，“人民”在中国革命语境中所蕴含的阶级含义，“党”与“人民”之间关系的历史元素，以及“党代表人民”的传统话语的合法性都面临挑战和颠覆，并面临被一套精英式的“自由民主”模式取而代之。在经历了建国后三十余年的挣扎与辩论之后，以“人民”和“人民性”的名义所发动的运动恰恰成为知识分子们最终告别“人民”和几十年“群众路线”的一种集中表现。

当今，新闻传播实践并没有因为知识分子们远离了“启蒙”与“救亡”的宏大叙事，抛弃了“阶级斗争工具”的激进理论就真正地告别“政治”。无论是“启蒙”还是“新启蒙”，在新闻工作者们发动思想运动，推动社会转型，构建了一个以经济资本为主导的社会之后，那些曾经积极追求“自由”，充当变革领袖的知识分子都让出了舞台的中心，重新成为新的政治经济权力结构中的附庸。（原载于《北大新闻与传播评论第五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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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方汉奇主编. 中国新闻事业通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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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行动纲领及组织纲领, 转自张静庐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补编.[M].北京.中华书局. 1957:3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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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郑保卫. 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4:168 .

[16] 鑫震. 中国通讯员小史.[J].新闻天地.2001,(Z1):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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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博古. 党与党报.[N].延安解放日报社论.1942-9-22.

[19] 郑保卫. 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4: 182-183.

[20] 同上：183 .

[21] 参见Cheek, Timothy. Propaganda and culture in Mao's China : Deng Tuo and the intelligentsia,[M], Oxford [England] : Clarendon Press, 1997, p. 2.

[22] 张济顺2008.“从民办到党管：思想改造运动与上海私营报业的国家化——以文汇报为中心案例的考察”.会议论文.“Adaptive Authoritarianism: China’s Party-State Resilienc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Harvard University.July 14 - 16, 2008.

[23]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1 .

[24] 张济顺. 从民办到党管：思想改造运动与上海私营报业的国家化——以文汇报为中心案例的考察. 会议论文.“Adaptive Authoritarianism: China’s Party-State Resilienc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Z]. Harvard University.July 14 - 16, 2008.

[25] 新华社.北京新闻界人士举行座谈.揭露右派分子篡夺某些报纸领导权的活动.[Z].1957-6-25.

[26] 郑保卫.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4:373 .

[27]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335 .

[28] 同上.

[29] 同上.

[30] 激进民主主义者在1990年代以后又以“新左派”的称号重新介入对社会文化领导权的争夺中.

[31] Zhao, Yuezhi. Media, market, and democracy in China : between the party line and the bottom line, [M],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98, p. 34.

[32] 童兵. 正确的抉择 重大的胜利——纪念中国新闻改革30年.[J].新闻记者2008, (6):10 .

[33] Zhang, Yong. From Masses to Audience: changing media ideologies and practices in reform China,[J], Journalism Studies, Volume 1, Number 4, 2000, p. 623.

[34] Zhao, Yuezhi. Media, market, and democracy in China : between the party line and the bottom line,[M],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98, pp. 38-41.

[35] Polumbaum, Judy. The tribulations of China’s journalist after a decade of reform,[A], Chin-Chuan Lee (eds.), Voices of China,[C], New York & London: The Guilford Press, 1990, pp. 33-68.

[36] Polanyi, Karl.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M], Boston : Beacon Press,1957.

[37] Wang, Hui. The Year 1989 and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Neoliberalism in China, [J], Positions2004 12(1):7-69.

[38] Goldman 1994; Hood 1994; Hsiao and Yang 1990; Li and White 1993; Tan 1993; D. Zhao 2001; Zhao 1998, 2001a. 参见英文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