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子论文]新媒体赋权与城市反噪声行动【2】

四、研究结论与讨论

首先，从该事件中，可以感觉到公众不断提高的公民意识。维权者在遭遇到权利受到侵害时，通过线上和线下各种途径进行自我赋权，保障自身利益不受侵害，体现出正在提高的公民意识。在表达权利意识时，公民尽量采用不太过激的方式进行，通过上访投诉的制度性赋权，与网络社区发帖的非制度性赋权结合起来，并运用挂横幅的形式引发更多公众的关注，尽最大可能争夺权力，维护自身权益。此外，网民在微博围观过程中，基本以客观的方式呈现沿线居民抗议的呼声，尽量避免过激的语言和反对的标语，并结合居民与政府双方的角度进行分析。这是微博帖子没有被大面积删除的重要原因。毕竟政府需要给予网民适度的言论自由权以维护公民基本的公民权益，因而微博中理性、相对温和的言辞就不太会被“和谐”。当然，另外一个原因可能与议题的性质有关，环境、噪声等多为涉及环境保护和绿色生态等的公共性议题，事件本身的敏感性程度比其他政治议题要低很多，不会直接威胁到政府的威信。

其次，可以感觉到“围观改变中国”的力量。尽管微博提供了网民传播与意见交流的平台，但从微博上所呈现的网民“德胜横幅”赋权行动来看，微博并没有成为维权者个体赋权的主战场。而是其他网民对事件的围观互动，使微博内容得以在互联网范围内扩散，增进社会公众对议题的了解。这是一种借助于“网络围观”的外部力量进行的组织赋权和社区赋权，微博提供了网络围观的重要阵地。网络围观成为一种特殊的力量，通过间接非严密的联系向社会施压，倒逼政府，给政府带来压力。这种互动使网络参与者通过围观彰显了社会权力；新媒体的赋权行动可以不是维权者个体的行动，而是通过间接围观而产生的赋权作用。这是传统媒体时代缺乏微博互动的情况下公众难以想象的。

第三，网民试图在新媒体赋权过程中借用媒体资源。媒体资源是一种外部资源，微博为网民调动外部资源赋权提供了便利性。在该事件中，网民通过微博的@功能求助于当地媒体部门和知名媒体人，试图获取传统媒体的报道和支持。尽管已有的公共新闻理论认为互联网时代，网络新媒体为公民参与提供了新的渠道，但本研究却说明在中国公众更愿意争取传统媒体的报道与关注，也即说明中国公众并不把互联网与传统媒体同等看待，而是赋予了传统媒体更多的权威性与官方性的认识。这也证实了部分学者的观点，没有媒体报道的社会运动就等于没有发生。

第四，无论从德胜高架建设的最终方案，还是从微博围观的热度看，微博围观赋权行动的力量仍是微弱的。从2010年8月设计方案公示到2013年12月底正式通车，三年来公众的抗议行动和网民围观从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有关部门对事件的关注，回应了公众的上访和网络论坛的投诉反映，但仍然没有改变高架建设的进行和原有的拆迁原则；传统媒体也没有报道高架周边的“横幅抗议”事件。此外，从微博帖子的转发和评论量来看，除个别有少量（10以下）转发和评论外，其余绝大多数无人转发和评论，可见微博围观热度之低。因此，尽管微博新媒体提供了围观和争取外部资源的可能性，但在利益诉求面前，制度性的缺失仍然无法彻底改变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总之，维权者在维权事件中日益表现出强烈的公民意识和自我赋权意识；在Web2.0时代，微博的自媒体传播使公众可逐步感受到“围观改变中国”的力量，但在缺乏制度性力量的情况下，这种力量终究是微弱的。

五、研究的局限与不足

首先，由于该事件持续的时间较长，对微博数据的采集提出了挑战。目前通过关键词搜索的方式，仍可能有关键词不合适影响到对事件整体的分析。后期将采用更有效的软件抓取技术，对事件进行更为全面的分析。

其次，本研究采用的是案例分析和网络民族志的定性研究方法。赋权研究可以进一步从个体层面的心理赋权层面进行定量测量；由于研究时间所限，研究还尚未对沿线居民进行深度访谈。这些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不断完善。（作者系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1]弱势群体是指由于先天或者后天条件制约，缺乏较强的竞争力，不能或只能很少占有社会资源，缺乏抵抗种种风险的能力，也缺乏依靠自己努力来改善其境遇的可能性，并在政治上、文化上和心理上处于社会边缘。（沈立人，2005）

[2]舒中胜、涂磊、小强（王志强）都是浙江电视台中知名的媒体人士，分别主播新闻深呼吸、九点半、小强热线等新闻评论类栏目，节目在社会中具有很强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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