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下津门案中案

《程伟案中案》是我在《财经》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封面文章。

这是我第一次操作重量级的调查报道，在历时约一个半月的调查中，仅凭一句不知涉案人数、姓名的传闻，我五赴天津，通过一次次踏访调查，将那起发生已一年半却被权力封锁得严严实实的司法腐败大案，拼图般一点一滴完整还原，公之于世。这篇文章虽不是我十几年调查记者生涯中影响力最大的，却是我作为一名调查记者走向成熟的开端。

2006年4月下旬，《程伟案中案》在《财经》杂志发表时，我入职《财经》大约半年。该文分上下两篇，一万余字，详尽地披露了1949年以来中国司法领域涉案金额最大的腐败案。报道一经刊发，方方面面均有反应，我也初次感到了作为调查记者的那份职业荣誉。

说来凑巧，得到这个选题纯属意外。2006年2月20日，星期一下午，在编前会上，编辑称，听说天津海事法院发生了一桩会计涉嫌贪污、挪用6000万元公款和执行款的案件。编辑原安排另一位同事做，后因她离职，选题落在了我头上。

托朋友私下打听，此事得以证实，却引起了天津有关方面的警觉，一再追问消息来源，并称案件处于保密阶段，严禁报道。

向编辑部汇报后，大家很兴奋，断定这是个不小的案件，领导派我去天津了解。此后，一桩长达40天、五下天津的调查采访在我第七年的记者生涯中徐徐展开。

初下津门

那时，我心中一点底都没有，一是信息有限；二是近在咫尺的天津如天涯般陌生，我一个人都不认识。2月22日，忐忑不安中，我动身前往天津。

第二天上午，经朋友帮助，辗转找到天津一名法院工作人员，对方一听我想了解海事法院的事，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很明显，法院不接受采访。我的心有点凉，却也在意料中。这个案子涉及金额上亿元，是建国以来全国司法系统最大的案件。别说现在不允许报道，即使将来案件审理结束，报道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不仅我们法院口风很紧，天津高院、最高法院都讳莫如深，要采访必须天津市政法委同意。”他神情严肃地说。

他的一席话，令我大吃一惊：没想到涉案金额远远超出了我们了解的，居然是建国以来司法系统最大的案件。几经寒暄，对方答应说几句话，好让我回单位交差。

接下来的内容，堪称惊心动魄。2005年初，天津滨海开发区检察院开始调查天津海事法院会计，之后，专案组一名成员将消息透露给会计。经一名基层法院法官从中斡旋，办案人员张口就要500万元平事费。到了2005年夏天，天津海事法院要动用一笔约5000万元的执行款，会计闻风而逃，窝案于是爆发。出逃十多天后，会计在成都落网。

该案不仅天津海事法院会计、出纳和执行庭法警三人涉案，还牵扯开发区检察院的检察官及塘沽法院的法官。2005年底，牵线搭桥的法官已在天津二中院受审，没几个人知道。该案可能最终会分解成一个个的小案子，悄悄消化掉。毕竟，此案对天津政法系统是个太大的丑闻。

没想到数额如此巨大，案情如此曲折复杂。之后一段时间，寻找涉案者成了我努力的方向。经同事帮忙，天津海事法院的一位工作人员答应见见我。

会面是在天津海事法院绿意葱茏的咖啡厅进行的。我说明来意，他面露难色。接下来只是一味东拉西扯，跟案情有关的话一句也不说。三个多小时过去了，仍无所获，我只好起身告辞。这时他小心翼翼地递过一张小纸条，上面写有两个人名：程伟、刘晓环。“这是涉案的会计和出纳，我能帮你的只有这个。”他说。

巧遇知情者

有名法国同行曾说，在现场周围100米的范围内，总有知情者。到现场去，应该是调查记者的不二法则。

一天，听采访对象说程伟在天津开发区阳光新干线小区好像有栋别墅，被天津高院查封，我决定去那里碰碰运气。

阳光新干线别墅区在开发区最繁华的第三大街西头。2006年3月1日，我来到小区试图寻觅贴封条的别墅，小区分A、B、C三个区，既有联排，还有独栋以及跃层，每个门前都装着电子门，很难一户户察看。

我决计装作买房人，去物业了解情况。在物业办公室里，年轻的女孩听说我来看被拍卖的房子，分外热情，打开住户花名册哗哗翻起来，我很快发现了程伟的名字：A区45A，面积224平方米。花名册联系栏中有两个手机号，后面分别写着“程”和“于”。我猜想另一个很可能是程伟妻子的，一出门，我赶紧拿出手机记下号码。

这是幢坐北向南的三层联排别墅，外带露台和小花园。我之前已来过，只因门上无封条，无法辨认。就在我细细打量之时，一辆黑色丰田车停在花园前，下来一名中等个头、三十多岁的男子。

男子从裤袋中掏出钥匙开门，我又兴奋又紧张，暗暗思忖：来人是程伟的什么人呢？正不知如何开腔，男子向花园中的我发问：“有什么事？”

“听说法院要拍卖这房子，过来看看。”

“没错，这房子是要卖，”男子爽快地表示，“这房子原来的主人欠我300万元，法院把这房子抵给了我。”我不禁大喜过望。

他问我是自己买房吗，我说是替老板来看房，他问老板是做什么生意的？我看着米色的墙随口胡诌：做涂料的。

男子自称做进口汽车生意，与程伟认识多年。聊天中，我获得了程伟出逃前后的一些情况。

此时，我在天津采访已有一个多星期，初次遇见近距离接触过程伟的人。过了两天，联系此人，他推说自己很忙，有事电话说，感觉比较抵触。我试着坚持：“我还是想再和你见面讨论下买房子的事。如果下午没时间，晚上也行。”起先，他说没时间。一听这话我都不抱希望了。谁知，他又说，五点钟给你打电话吧。

五点钟已过，他还没来电话，正想要不要马上打给他，酒店总台来电说有人找，我赶紧下楼。在酒店咖啡厅，寒暄后他主动提到程伟。心中不由一阵窃喜——我正为怎样把话题转移到程伟身上犯愁。突然，他说：“你是记者吧。”我一下子心虚了：“你怎么会有这种感觉？”我尽量保持着微笑，但自觉脸已微微发热。“我感觉你不像买房子的更像是记者。”他盯着我说。我决定豁出去了：“对不起，我是记者。我为此前所说的假话向你道歉。”我说，约他见面第一是为了工作，第二自己没有做坏事，第三不会伤害他。之所以没有告诉他真实身份，怕他有顾虑不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