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子論文]市場新聞業與媒體自律的博弈【2】

二． 英國媒介自律組織的發展現狀及作用

眾所周知，西方媒體有不同的體制，廣播電視有公營（譬如BBC、CBC等）和民營兩種體制，而報紙全部是民營。它們的職能是向公眾及時提供新聞信息，滿足民眾了解外部世界的信息需求。西方媒體大多都能遵循國際同行公認的職業道德和職業規范，但實屬也有一些傳媒，出於眼前的利益而不遵循職業道德和規范，譬如默多克旗下的《世界新聞報》。

《世界新聞報》“竊聽門”丑聞之所以如此受到英國政府、民眾以及世界的關注，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反映出整個英國社會和傳媒界對違反職業道德和規范行為的“零容忍”。抑或是有對違反新聞職業道德行為“零容忍”的態度和決心，才能有類似“竊聽電話”的丑聞不斷地被揭發，從而最終引起全國乃至全球轟動，導致這份具有168年歷史的暢銷小報停刊。這也揭示出英國的報業自律組織PCC（報刊投訴委員會）在其中發揮了較好的作用。

在某種程度上，英國傳媒業比其他國家的同行更注重媒體自律，其媒體自律的約束和發展在西方國家裡面也是比較成熟的。英國新聞傳播業界成立了獨立於政府之外的多個監督機構：譬如早期成立的皇家新聞委員會之下的報刊評議會，以及現今英國報業的全國性新聞仲裁機構——報刊投訴委員會（PCC）以及全國記者聯盟道德委員會等等。廣播電視方面有BBC規章、獨立廣播委員會節目標准等自律標准。報刊投訴委員會（PCC）的《編輯執業守則》（Editors Code of Practice）亦可成為保護公民權益和規范市場化媒體運營的守則標准之一。這個文件的主要目標是設置保護隱私的邊界。它雖然只是自律性規范而並無法律效力，但卻是目前最詳細的具有可操作性的保護隱私的文件。該“守則”共有16個條文中涉及保護公民隱私的在1991年制定之初有8條，如今有9條，20年間修改了30余次。

在PCC成立20年來的工作亦可說是有成效的。該委員會由業內和業外兩部分人士組成。它的工作范圍涵蓋了英國97%以上的報刊，接受涉及這些報刊的公眾投訴。它的衡量標准是《編輯業務守則》，使用的主要手段是調解解決（resolve），即通過PCC工作人員對投訴人與被投訴報刊的溝通與調和，並採取一定方式譬如公開更正、公開或私下的道歉等方式來消除有負面信息的報道以及由此造成的不良影響等等。倘若調節無效，則發布一個裁決（adjudication）對違規者予以譴責。據相關數據分析每年PCC所收到的投訴中，有關新聞報道不真實、不客觀的投訴約佔總數的四分之三，涉及隱私的則約佔總數的五分之一。應該說，在英國，PCC給民眾提供了解決新聞糾紛除了訴訟之外的另一個有效的途徑。

三．市場新聞業與媒體自律的博弈：孰勝孰負？

1.媒體自律對市場新聞業的艱難抗衡

雖然報刊投訴委員會PCC在大多媒體負面事件的處理上起到了較好的正面作用，但是與在《世界新聞報》市場化的進程進行博弈中，PCC仍顯得“力不從心”。今年《世界新聞報》丑聞升級直至停刊，對於PCC自律機制的指責更加升溫。英國在野工黨領袖則表示，“現在表明媒介通過PCC實行自律的這種規范方式是失敗的，需要全面改革。需要一個更加獨立的、新的機構來重振英國新聞界的聲譽。”另一位工黨議員則聲言，輿論普遍認為PCC作為自律工具，業已失去作用。這種自律體制已經被用來保護PCC最有權勢的成員的自我利益。而首相卡梅倫（D. Cameron）也指出，“僅僅依靠PCC這樣的組織來實現媒體自我監管是不太現實的，現在需要一個全新的機制，這個機制必須真正獨立，即獨立於傳媒，也獨立於政府。”

針對PCC近來在處理類似《世界新聞報》等小報竊聽丑聞的事件中的表現及作用，英國國會文化、傳媒和體育委員會（Culture, Media and Sports Committee）業已於2010年２月發布報告。該報告認為相比於法律規制，媒介自律有其優越性，應當予以堅持，也充分肯定了PCC在扮演協調人這一角色所取得的成功。但是不可否認的是，PCC缺少力度，並且沒有足夠的獨立性，沒有完全堅持守則標准，而且對於某些重大事件反應比較遲緩，亦並沒有採取適當調查行動，尤其在電子辦公、簡化投訴處理程序以及職能劃分等方面仍有改進和提高的空間。該委員會建議PCC應該擁有對嚴重違規行為罰款的權力。尤其是對於一些非常嚴重的事件，PCC還應有禁止刊發侵權報道的最終決定權。英國著名報刊《衛報》也多次發表文章，指責PCC對關於竊聽的投訴處理不當，並有偏袒報業之嫌。

誠然，PCC自律這種方式可能隻能適用於願意奉行“守則”規約的“君子”報刊，而對於像《世界新聞報》那樣為了尋求爆料一手信息可以不擇手段甚至不惜踐踏法律和人權的小報來說，僅僅依靠說服溝通、毫無強制力的“守則”是毫無多大效果的。由此來看，媒體自律對市場新聞業的博弈中，前者遠遠約束不了后者的“市場化戰略”。

2.市場新聞業博弈勝利帶來的惡果

首先,《世界新聞報》這一竊聽事件是對公民人權的侵犯。公眾普遍存在“墨鏡效應”的窺看私欲社會心理。英國媒體長期以來養成的專挖隱私、揭丑名人的報道傳統，也是迎合廣大民眾之所好。然而如今，《世界新聞報》竊聽事件將公眾從幕后推上前台，使其成為被侵權的對象，公眾關注點和心理欲求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根據著名學者馬斯洛需求理論，當最基本的生理和安全需要受到威脅時，民眾的身體和精神上將受到雙重傷害，對於報紙竊聽的不合理性、違法性有了較大的負面情緒，從而奮起捍衛自己的權利。

“人權”的含義十分廣泛,而其中包含的一種基本的人格權就是隱私權,即民眾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寧與私人信息依法受到保護並且不被他人非法侵擾、知悉、搜集、利用和公開的權利。因此,世界各國的法律和地方法規都對公民的隱私權實施重要保護。另一方面,公眾人物,即那些在一定時間和空間范圍內具有比較重要影響,並且與公眾利益直接相關從而為人們所廣泛知曉和關注的人物,又必須納入媒體的監督之下。因此,西方國家有所謂的“名人無隱私”之說。所以在今年7月《衛報》爆料《世界新聞報》於2002年非法竊聽失蹤少女米莉•道勒及其家人的電話、擾亂警方破案之前,英國人以娛樂休閑的心態閱讀《世界新聞報》上的各種名人爆料,往往比較容易原諒甚至贊賞該報此前的“名人竊聽”。而米莉•道勒這一事件卻大大改變了人們對“竊聽”的態度。該報的竊聽行為極大地傷害了這個悲劇的家庭,缺乏對人性的最基本的尊重。更為重要的是,這讓英國，民眾突然意識到,任何一個普通人都可能成為《世界新聞報》等小報的攻擊目標,民眾都開始擔心自己的隱私安全,人心惶惶。

這一事件除了對民眾隱私權的侵犯以外，對公民個體自由權利的侵犯與踐踏也值得關注。作為西方近現代思想史上最重要的觀念之一，自由主義並非懸在空中，它的產生、發展以及演變過程均有其深厚的社會歷史背景。早期自由主義的誕生深受啟蒙運動等改革潮流的影響，其要點是對人的主體價值的發現與尊重。然而，公民個體的自由又是如何體現的呢？“如果這個領域被踐踏，個人將會發現他自己處於一種甚至對於他的自然能力的最低限度發展也嫌狹窄的空間中”。 在這次《世界新聞報》竊聽丑聞事件中，該報在強調新聞自由的同時，踐踏了公民個體的自由——自由遠遠不是媒體獨享的權利，公眾更有保有隱私的自由和權利。而《世界新聞報》所強調的以自身利益為目標的所謂“新聞自由”已經嚴重地侵犯了公民的自由權。無論是對被綁架13歲女孩的竊聽，還是對英國皇室成員的竊聽，無不是對個人自由權利的僭越，這也是竊聽事件引起英國社會公眾激憤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這一竊聽事件是對倫理底線的挑戰。《世界新聞報》以名人新聞、丑聞、八卦消息等報道為賣點，“揭秘報道”也是這家“小報”暢銷的原因之一。的確，《世界新聞報》的揭丑報道無所不包，給人的印象堪稱新聞界的“堂•吉訶德”。而問題偏偏在於,新聞報道揭露世界的假丑惡，應當秉持一種激濁揚清、刮骨療毒的社會責任意識，隻有這樣方能使揭丑報道具有正當性與合法性。然而，事情往往過猶不及，該報靠低俗打市場，但低俗過了底線，直至走向惡俗，不惜以違背倫理的惡劣行為去獲取和傳播秘聞及丑聞，這就傷害到了社會公眾心中最柔弱的一塊領地。

據英國媒體同行報道，《世界新聞報》竊聽的對象已經從名人政要擴展至失蹤兒童、恐怖襲擊受害者甚至在駐阿富汗英軍陣亡士兵的家屬。

即使是英國首相的患病兒子也不放過。前首相布朗的兒子不幸罹患一種罕見的疾病，這本來是一種令人痛心的隱私，但《世界新聞報》竟然通過竊聽而無情傳播，以致對受害者本人和家屬帶來“二次傷害”。婦女兒童、傷者死者，這些弱勢群體在當今世界的任何國家和地區都是受到同情和幫助的對象，關愛他們是人類倫理的常識，而保護他們是人類倫理的底線。但是，《世界新聞報》卻無情地惡意踐踏這條倫理底線，把媒體人放到了與民眾對立的位置上，這真是利令智昏，咎由自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