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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需要什麼樣的記者》與范長江的記者素質觀

胡正強

2012年12月03日11:07    來源:新聞愛好者    手機看新聞

抗戰初期是范長江寫作甚勤的一個時期,作為著名記者和中國青年記者學會、國際新聞社的領導人,當時很多報刊都爭相刊發他的文章,只是由於歲月塵封,時間隔膜,其中有些文章現今不為人知罷了。筆者最近在翻檢抗日戰爭時期出版的《青年知識》周刊時,發現了該刊所發表的范長江《中國需要什麼樣的記者——紀念九一記者節八周年》一文。這篇文章是范長江新聞理論探索和新聞實踐的有機組成部分,對於我們認識、研究范長江的新聞思想和理論貢獻,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筆者現根據所掌握的材料,對該文發表的有關情況及其主要內容,尤其是其中所體現出來的范長江的新聞記者素質觀,略作縷述。

范長江《中國需要什麼樣的記者——紀念九一記者節八周年》一文,發表在《青年知識》周刊1941年第4期第62頁,1941年8月27日出版,全文1800余字,是一篇紀念性的專題文章。這篇文章雖然沒有收入《范長江新聞文集》,卻在著名的范長江研究專家、中國人民大學教授藍鴻文先生的《范長江有哪些新聞作品未收入〈范長江新聞文集〉——給讀者提供一個研究目錄》一文中有如下著錄:“《中國需要什麼樣的新聞記者》,載張鐵生主編《青年知識》(周刊),1941年8月27日出版。”[1]138值得注意的是,藍先生在該文中還有如下一段話涉及該文:“我在研究范長江新聞生涯的過程中,陸續發現了一些未選入《范長江新聞文集》的范長江的新聞作品。這些作品的重要程度,雖然不及《范長江新聞文集》中的某些作品,但它們是范長江新聞實踐的組成部分,對我們認識范長江,研究范長江的新聞思想和新聞實踐有一定幫助。這些作品散見於各種報刊,包括內部刊物。有的還見於報刊廣告書訊。如范長江在香港辦《華商報》期間寫的《中國需要什麼樣的新聞記者》一文,就是一例。這很可能是一篇論述記者的重要文章。非常可惜,我苦苦尋覓,也未能找到。”[1]135-136筆者據此推斷藍先生著錄該文的信息材料,可能主要是來源於1941年8月《華商報》刊登的《青年知識》出版發行廣告,而且藍先生應該后來也並沒有親自查閱到這篇文章。藍先生對該文的著錄之所以沒有小標題,是因為當年《華商報》為該刊登載的要目廣告中,也沒有提供小標題的信息。另外,藍先生誤將該文著錄為《中國需要什麼樣的新聞記者》,題目中多了“新聞”二字,大概也是由於缺少原文核對所造成的一種手誤。

《青年知識》周刊,1941年8月6日在香港創刊,由張鐵生主編。1941年8月5日,由中國共產黨人主持的香港《華商報》第1版刊出該刊的創刊發行廣告雲:“青年人應有青年知識。張鐵生主編,全國名家撰述,創刊號:明天出版,零售八分。”主編張鐵生,1904年生,又名張銘鼎,江蘇高郵人,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9年赴柏林學習,1936年重新入黨。張鐵生先生長期在文化界、新聞界工作,先后主編或編輯過《國民公論》、《青年知識》等多種知名刊物。《青年知識》周刊的作者隊伍,名家如雲,整齊壯盛,如該刊創刊號上就發表了鄒韜奮、茅盾、喬冠華、宋之的、胡繩、黃約眠、袁水拍、戈寶權等名家作品。《青年知識》周刊在當時影響很大,深受廣大讀者的歡迎。創刊號出版之后,“未及兩天,即已售罄”[2],遂連夜加印4000份,以應讀者需求。可惜新中國成立以后,張鐵生先生離開了新聞出版工作崗位,因此,他在報刊編輯領域的貢獻遂鮮為人知,曾經風行一時的《青年知識》周刊,也漸漸湮沒於歷史的雲煙之中。如甘惜分主編的《新聞學大辭典》,王檜林、朱漢國主編的《中國報刊辭典(1815—1949)》等大型辭典或工具書,都沒有設置《青年知識》周刊的相關詞條,以搜羅全面、材料豐贍著稱的方漢奇主編的《中國新聞事業編年史》,對該刊也無隻字提及,這不能不讓人唏噓感嘆!

頗有意思的是,《華商報》1941年8月5日為《青年知識》做了出版預告,8月6日又為之做了出版廣告,並且登出了該刊要目。此后該刊幾乎每期出版之前都要在《華商報》上刊登廣告,以擴大影響。但不知是何緣故,《華商報》唯獨漏登了該刊第三期的廣告。《華商報》1941年8月26日第一版又恢復刊登了該刊第四期出版的廣告,或許正是由於該刊第三期未登廣告是一個不應有的意外疏忽,所以《華商報》為該刊第四期登載的廣告中又出現了手民之誤:“張鐵生主編《青年知識》周刊,第三期八月廿七日出版。”誤將第“四”期作為第“三”期廣而告之。這大概是藍鴻文先生在著錄《中國需要什麼樣的記者》一文時,僅僅著錄了該刊的具體出版時間,而未著錄具體期數的另一個原因。

《中國需要什麼樣的記者——紀念九一記者節八周年》寫作於中國抗戰進入一個特殊而異常嚴峻的1941年8月底。在抗戰剛開始的時候,國民黨抗日積極性較高,採取了一系列有利於抗戰的措施,但是,隨著局勢的發展,國民黨當局很快就從《抗戰建國綱領》的立場上后退了。武漢失陷之后,國內政治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國民黨當局於是開始大力推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在新聞出版界加緊實施新聞檢查制度,其主要矛頭則是對准了《新華日報》、《群眾》周刊與各民主進步刊物。據不完全統計,“從戰時新聞檢查局成立的第二個月到年底,半年之內,以各種借口給《新華日報》‘嚴重警告’、‘扣押報紙’一類處罰,竟達15次之多。至於刪改、免登、扣押稿件等,則難以計數。”[3]1941年1月,“皖南事變”爆發,這是抗戰以來發生的國內政治生活中最嚴重的事件,把國共兩黨關系推到了瀕臨徹底破裂的邊緣,標志著蔣介石親自發動的第二次反共高潮達到了頂點。為應對國民黨當局更大的迫害,中共中央指示,在國統區的我黨干部,除留下少數人堅持斗爭外,其他同志分別實行分散隱蔽、轉移和撤退。1941年1月26日,范長江遵照指示,化裝離開桂林,悄然飛赴香港,參與創辦了中共在香港的第一張報紙《華商報》,並繼續指導國新社香港分社的有關工作。1941年4月28日,國民黨中宣部下令同時關閉中國青年記者學會和國新社。“祖國正在漫天烽火重重災難中,……回想1927年武漢會戰時代,記者節五周年紀念會熱烈的情形,當時誰能料到中國新聞界會有今天的遭遇!”在這樣的背景之下,面對即將到來的記者節,范長江不禁感慨萬千,從而揮筆寫下了《中國需要什麼樣的記者——紀念九一記者節八周年》這篇文章。這篇文章雖然是發表在香港出版的《華商報》上,但在送檢時仍然受到了香港有關當局的刁難,全文有四處地方被刪減。如第三自然段刊出時有“(以下被檢五行)”字樣,第四、六、七自然段末尾也分別有一句話未能刊出,隻得以“□”代替,以致我們無法見到這篇文章的全貌,這真是令人深感遺憾。

這篇文章可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范長江在交代了文章寫作的時代背景之后,隨即對歷史進行了簡短的回憶。前事不忘,后事之師,他說,從前軍閥亂政時代,封閉報館、通訊社和捕殺新聞記者等摧殘新聞事業的事,被社會認為是罪大惡極,軍閥們也往往不敢輕易下手。邵飄萍林白水之死,引起當時及以后社會的莫大反響,使以后的統治者有所顧忌。抗戰爆發,中國新聞事業曾有飛躍般的發展,除了物質設備和發行便利上不如戰前外,無論內容還是形式,都比戰前大有進步。而更值得指出的一大特色,即新聞從業人員在新聞事業中地位的提高,對於今后中國新聞事業的發展是一個決定的有利因素。雖然“年來的逆風,對於成長中的中國新聞事業,當然是一種打擊,但是中國大勢和新聞界自身的力量決定了中國新聞事業一定向前發展,外來的拂逆只是暫時的現象”。由於當時國共合作的關系還沒有完全破裂,因此,范長江對國民黨當局暴行的控訴還顯得比較含蓄,雖然憤怒異常,但也只是點到為止,沒有窮追猛打。

范長江隨后對形勢作出自己的分析。他認為目前問題的關鍵在於,抗戰正到了新的緊要關頭,外在的有利形勢和內在的缺陷,必須一致,抗戰才能夠真正得到最后的勝利。而促進我們自己進步的方法之一,是正義的輿論。我們新聞界必須向全國人民和全世界友邦,說出我們真正的成功、缺點和希望,我們才能一天一天地改進自己、壯大自己,以取得抗戰最后的勝利。可惜的是,現在有些人怕看見中國真正的進步與勝利,恐怕中國真正的進步與勝利,會影響他們少數人特殊的利益和權位,他們開始掩蔽、曲解和武斷中國現實的真相。比如很淺顯的道理,外國友人也一再談過,中國要抗戰勝利,除國際援助外,中國自身的堅強團結,是最根本的事情。而要能使中國內部真正團結一致,隻有實行民主,才能把各抗日黨派,各社會階層,各地方的力量,緊密地團結在一起。於是這裡就發生了“獨裁”制度的改正和對於廣大人民“民主權利”的賦予問題。至少,如中美平准基金委員會美方委員福克斯在重慶第三次財政委員會上所說的兩點,起碼應該做到:第一,國家財政要公開﹔第二,用人要以才能為標准,不能講關系。但是在有些人看來,這些當然的改革——為保障抗戰勝利當然的改革,卻不能夠容許。

於是,幾種官場的所謂“理論”在這種新形勢下便陸續出籠了:第一,所謂“中國已經是民主國家”,用不著再談民主。第二,中國今天在抗戰,一切隻有“服從”,用不著有所批評和主張。第三,批評就是反對,反對就是反叛,故批評現象者就是漢奸。然而這些人是堅決反對日汪的,於是在“漢奸”之上加一“新”字,以別於汪精衛式的漢奸。

這些理論現在正普遍地被宣傳利用著。很顯然這是想用武斷的宣傳來曲解事實,以圖遮蔽中國的真相,使中國不能真正進步,抗戰保持觀望而停滯不前。

由於這些理論都要借助新聞媒體的傳播,因此,范長江在此自然地轉入到對新聞媒體在這些理論面前應該持何種態度的問題探討上來:究竟哪一種態度才真正是有利於中國、有益於抗戰的?他說:中國人民當然能夠看得清楚,歷史也一定會有公判。但今天最痛心的事實是,我們新聞界中,有些人被惡勢力所影響,而傳播有害於國家、有損於抗戰的理論。或者為了一點津貼,就昧了良心,硬說太陽是方的,而攻擊說太陽是圓的人為漢奸。海內外不願昧良心的記者,一般統統受到惡勢力的排擠、打擊、驅逐、拘捕,受盡壓迫鉗制。

有了上面充分的排比分析,在文章的第二部分,范長江順理成章地提出自己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和觀點:“在這樣的時期中,我們來紀念今年的記者節,我們新聞界朋友和有志於新聞事業的青年,我以為應當特別強調下面幾點!” 第一,我們大家要講真話。我們新聞記者說話,責任重大,萬萬不可昧了良心。是好說好,是壞說壞。即使環境困難,可以少說甚至不說,萬萬不可顛倒是非,誤己害人,“中國已經是民主國家”這一類話,下筆時務請三思。

第二,要注重氣節。新聞記者最容易有受賄機會,惡勢力常常用津貼的方法,使報紙變為惡勢力作惡的工具。津貼方法可有不同,而其作用則是一樣。最近的形勢,津貼之風盛行,於是指鹿為馬之論特多。這實在是今天新聞界的污點!我們新聞界,應當特別保持“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優良道德傳統。

第三,要提倡學習。在抗戰接近勝利階段,而政治轉入復雜困難的時期,新聞界對於抗戰政治的影響,至深且巨。我們新聞記者本身的不斷學習,至為迫切,無論對國際還是對國內形勢,必須隨時給予群眾以正確的解釋,引導他們走上正確勢力之途徑。我們不應當有“成見”,而且切忌犯“無知”的毛病。個人“無知”是誤己,發表出來的文章和新聞如果有錯誤地方,害人事大。學習之風,我們新聞界實應共同努力。

范長江在文章最后給出一個總括性的結論:“假如問,中國今天需要什麼樣的記者?我們可以說,需要說真話,有氣節,有認識的記者。這正是今年記者節中我們大家應該共同努力的目標。”[4]這既是水到渠成的邏輯結論,也是對廣大新聞工作者提出的殷切希望。

特殊的時代必然賦予新聞記者特殊的歷史使命,特殊的環境也必然對新聞記者提出特殊的素質要求。新聞記者是新聞傳播工作中的主體性因素,是新聞傳播質量和規模的最后雕塑師。范長江對一個優秀的新聞記者應該具有什麼樣的素質,曾經多次提及。例如他在《建立新聞記者的正確作風》、《怎樣學做新聞記者》等文章中都有所闡述,只是他每次闡述的時候,會根據不同的環境有所側重。他在《中國需要什麼樣的記者——紀念九一記者節八周年》一文中提出新聞記者講真話、注重氣節、提倡學習三個方面的要求,是構成其新聞記者素質觀的重要內容。這三個方面的要求,即便在幾十年后的今天看來,仍然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值得我們珍視。

范長江先生是我國現代著名記者、杰出的無產階級新聞戰士,研究范長江的新聞思想與實踐是中國當代新聞史的重要內容。范長江這篇新聞理論文章的重新發現,無疑將為范長江研究的深入發展,提供又一個資料上的幫助。(作者為南京理工大學設計藝術與傳媒學院教授,新聞學博士)

參考文獻:

[1]藍鴻文.范長江記者生涯研究[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9:138、135∼136.

[2]青年知識社再版啟事[N].華商報,1941-08-09.

[3]方漢奇主編.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第二卷)[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666∼667.

[4]范長江.中國需要什麼樣的記者[J].青年知識(周刊),第4期,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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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趙光霞、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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