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中國人民大學新聞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鄭保衛

編者按：中國人民大學新聞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其前身為1986年10月成立的中國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及此后相繼成立的現代廣告研究中心、媒介經營管理研究所、港澳台新聞研究所和視聽傳播研究中心，1999年11月，以現名重新組建，2000年9月被批准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心所承擔的課題大多涉及新聞傳播與社會發展中的一些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主要任務是承擔國家交付的新聞學科重大課題的研究工作，課題項目數和經費總數據於學科前列。中心自成立以來，始終站在學科前沿，組織了一些重大課題的研究攻關，取得了一批重大研究成果，有些科研成果填補了學科空白，在學術界產生了積極的社會影響，為新聞傳播領域發揮了重大的作用。近期，本刊記者有幸邀請了中國人民大學新聞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鄭保衛教授，讓我們一起感受他嚴謹的治學精神及獨特的學術魅力。

鄭保衛，男，1945年出生於山東。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責任教授、博士生導師﹔校務委員會委員、校學術委員會委員﹔兼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國人民大學新聞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學部委員兼新聞傳播學學科召集人﹔全國新聞學研究會會長﹔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專家﹔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國家二級教授。1981年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研究生畢業后，先后在國際政治學院（后更名為中國人民警官大學）新聞系和中國新聞學院（期間曾任新華社記者）任教，並受聘中國傳媒大學兼職教授和博士生導師等。

本刊記者（以下簡稱“記者”）：鄭教授您好，很高興您能接受我們的採訪。我們知道，中國人民大學新聞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是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最近10年來在您的主持下取得了不少科研成果，在新聞界和社會上都產生了重要影響，獲得了很好的聲譽。我們想請您簡要介紹一下中心的基本情況及其優勢與特色！

鄭教授：你們的雜志這幾年發展很快，在新聞學界和業界都有很好的知名度，我很願意接受你們的採訪。

很感謝對我們研究中心的關注。我們研究中心是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成立於2000年。中心下設新聞與傳播研究所、輿論研究所、傳媒經濟研究所、公共傳播研究所、新媒體研究所、視聽傳播研究所、新聞倫理與法規研究所等7個研究所，並與新聞學院共同編輯出版《國際新聞界》和《新聞學論集》。我是自2002年從新華社調入中國人民大學擔任研究中心主任的，至今已整整十年。這十年中，研究中心在教育部和人民大學的領導下，秉承“服務學科建設、服務傳媒改革、服務社會發展”的宗旨，在科學研究、咨詢服務、人才培養、對外交流、制度建設等方面均取得一定成績。在2000年教育部進行的全國重點研究基地評估中，綜合排名列全國新聞與傳播學科4家重點研究基地首位，成為在全國有較高知名度，在國際上也有一定影響力的新聞學與傳播學研究機構。

從研究中心的定位看，其主要任務是研究新聞傳播如何促進國家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事業的發展，並且要為中央有關部門提供相關的政策咨詢和理論支持。作為國家級的研究基地和學術平台，它的最大的優勢是能夠突破學校和地域的界限，組織和集納全國一流的學者與專家，共同進行課題攻關。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通過合作攻關，解決新聞學與傳播學研究中的一些重大課題，從而會對新聞學與傳播學整個學科的發展產生積極的影響作用。

例如我與方漢奇教授共同主持的基地重大課題《中國共產黨80年新聞思想研究》，較系統地梳理了中國共產黨新聞思想形成和發展的歷史脈絡﹔分析了其形成和發展的背景及條件﹔揭示了馬克思主義新聞思想在我國的形成過程﹔總結了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的歷史傳統、經驗和教訓﹔闡釋了中國共產黨新聞思想的理論價值與實踐意義﹔論述了其歷史地位及未來發展，研究專著出版后，在學界、業界和社會上都產生了積極的影響。有評論說，它的完成，填補了我國新聞史學研究的空白，對整個新聞學科建設具有重要意義。依據此項研究成果由我主持編著的《中國共產黨新聞思想史》一書榮獲第7屆吳玉章人文社會科獎。

這些年我們中心承擔了教育部、中宣部、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中國記協等一大批中央部委的課題，像《媒體格局變化與傳媒競爭力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聞理論核心理念研究》《輿論引導藝術與規律研究》《北京奧運會輿情分析與宣傳報道對策研究》《新形勢下提高輿論引導能力研究》《中國少數民族地區信息傳播與社會發展研究》《新聞傳播與區域發展研究》《中國新聞傳媒輿論監督的使命和操作機制研究》《新聞學學術規范研究》《新聞工作者資質及准入標准研究》等等，還組織撰寫了《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新聞傳播學“十二五”戰略規劃研究報告》，這些課題最終形成的研究成果不但對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起到決策咨詢和理論支撐作用，而且還對新聞學整個學科的發展起到促進和推動作用。從這一意義上可以說，基地的研究方向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新聞學整個學科的發展。

對我個人來說，擔任中心主任是一個難得的學習和提高的機會。它使我在學術研究方面有了更大的開拓與發展的空間，走上了一個更高、更開闊的學術平台。近年來，借助這個研究平台和學術高地，我組織大家申報國家和教育部重大課題，舉辦大型國際國內學術研討會，參加各種國內外的學術活動，使自己和基地研究人員的科研范圍得以不斷擴大，科研成果得以不斷延伸，學術影響力也在不斷提升。

這裡我要特別談談近年來我主持氣候變化與氣候傳播研究項目的感悟和體會。從2010年初我們中心與樂施會合作共同組建“中國氣候傳播項目中心”開始，經過短短兩年多時間的努力，如今這個項目已經在國際領域產生了很大影響，有了很好的知名度，許多國際機構及相關人士主動同我們聯系，美國開展此項研究最有影響的耶魯大學還與我們建立了合作關系。這個項目是從跟蹤研究哥本哈根聯合國氣候大會期間，我國政府、媒體、NGO的氣候傳播實踐開始的。這幾年我們先后設立了《后哥本哈根時代政府、媒體、NGO氣候傳播角色及影響力研究》《通往坎昆——氣候傳播系列行動》《走向南非——氣候傳播戰略研究》《多哈行動——氣候變化與氣候傳播公眾參與行動戰略研究》，以及《可持續發展戰略下的公眾參與新路徑研究》《多哈行動—氣候變化與氣候傳播公眾參與行動戰略研究》等課題，開展專門性研究，並在聯合國氣候大會和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大會期間，先后在大會舉辦地墨西哥的坎昆、南非的德班、巴西的裡約熱內盧和卡塔爾的多哈舉辦了多場國際邊會，還出版了中國第一本氣候傳播專著《氣候傳播理論與實踐——氣候傳播戰略研究》，在國際舞台上發出了中國學者的聲音，表達了中國民眾關於氣候變化問題的態度和立場，提升了中國的國際話語權及影響力。作為一個學者，我為自己能夠在國際舞台上為維護國家和民族利益服務感到自豪和欣慰。當然，我也為我們中心在此領域率先取得的突破和進展而高興。

記者：您是新聞學院教授，又兼任研究中心主任，平時又搞教學又搞研究，您能夠做到教學科研相互促進，相得益彰，都取得好成績，這很不容易。我們想知道您是如何把教學與科研有機地結合起來的？

鄭教授：我想，對一個老師來說，教學與科研好比是鳥之雙翼，車之兩輪，兩者是一種相依相存、相輔相成的關系。搞好教學有助於開拓科研視野，提升科研能力，而搞好科研也有利於拓展教學領域，提高教學水平，因此，要盡可能實現雙翼齊飛、兩輪齊動，做到相互促進，相得益彰。

既要搞好教學，又要進行科研，這對於每個大學老師來說都是一個難題，甚至是一種考驗，需要妥善處理好兩者之間在時間上的矛盾。

我研究生畢業后先后在國際政治學院（后更名為中國人民警官大學）新聞系、中國新聞學院當過新聞系副主任、研究生部主任，行政和業務工作佔去了大量時間，影響了我投入更多的精力來琢磨教學和進行科研。到人民大學后這幾年我利用擔任中心主任這個學術機構負責人的條件，在科研方面下了不少功夫，在組織領導科研工作的同時，自己也作了不少課題，寫了許多論文，出版了一批著作，彌補了以前在這方面的缺憾。

同時我也注意將一些科研成果融入教學之中，以充實教學內容，增強教學效果，爭取在教學方面也能夠取得進展和成績。這幾年，我所主持的新聞理論課先后被評為北京市精品課程和國家精品課程，為研究生開的專題研究課，因為能夠緊密聯系當前新聞實踐及新聞理論研究的最新成果而受到學生的歡迎。特別是我安排的“每周學術綜述”環節的教學，通過學生進行綜述，我作點評的方式，將我對當前新聞理論與實踐中一些問題的思考與學生交流，增強了學生們對新聞學術問題的興趣，提高了他們的學術素養和科研能力。例如2008年三、四月間，西方國家一些媒體借拉薩事件和奧運聖火傳遞受阻事件，無視事實，發表了許多不實報道，完全違背了新聞報道客觀真實的原則。我利用每堂課的讀報評報環節，組織同學們開展如何看待西方媒體客觀性的討論，同時將我對此問題的思考與同學們交流，收到了很好的教學效果。

我常想，一個大學老師的責任，首先是要搞好教學，要通過教學增強學生們的學習興趣，提高學生們的理論涵養，確立學生們正確的新聞觀，使他們能夠盡快地成長成才，同時也要搞好科研，要通過科研提高自己的研究能力和學術水平，要用自己的科研成果更好地為新聞教學服務，為傳媒改革服務，為社會發展服務，為學科建設服務，這樣才無愧於一個新聞專業教師的職責和使命。

記者：您的研究方向既有新聞學，又有傳播學、輿論學，還有傳媒改革和媒介經營與管理等，可以說您在許多研究領域都獲得進展，取得不少科研成果。我們想請您簡要介紹幾項您具有代表性的科研成果和學術著作！同時請您介紹一下這些科研成果對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有些什麼促進作用？

鄭教授：我是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新聞學科的責任教授，同時又是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的學部委員兼新聞傳播學學科召集人，還是全國新聞學研究會的會長，由於這些崗位和身份的原因，使得我這些年來學術興趣和主要工作都放在新聞學學術研究和學科建設方面。這些年，我曾就新聞學學科地位及學科發展問題以及如何處理新聞學與傳播學的關系和新聞教育與傳播教育的關系問題，向教育部等有關部門提出過許多建議和意見，旨在為維護新聞學的學科地位，促進新聞學科的健康發展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針對“新聞無學論”，以及“用傳播學取代新聞學”和“用新聞傳播學替代新聞學”等觀點，對新聞學學科發展帶來的負面影響，2003年在由教育部新聞學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和中國新聞教育學會聯合舉辦的年會上，我作了一個專題發言，指出“新聞無學論”的要害是否定新聞學的學術地位，呼吁要客觀看待傳統新聞學，正確認識新聞學與傳播學的關系，提出要重視新聞學的學科發展，維護新聞學的學科地位。一位在場的老教授笑稱，“鄭保衛老師在保衛新聞學”。這本來是一句玩笑話，但是我卻很在意，也很上心，願意以此作為自己的一項使命，積極地為新聞學學科建設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通過30多年來新聞教學與科研的實踐，我深深感受和體會到了新聞學的廣度、深度與厚度，可以說新聞學還有許多沒有深入研究到的領域，這也是我常常呼吁要加強新聞學基礎理論研究和創新發展研究的原因。有人說我在“保衛新聞學”，我也確實一直在有意識地宣傳和維護新聞學，這些年我每年給碩士生和博士生上的第一課都是講新聞學學科地位及發展問題的。

2009年8月，全國新聞學研究會和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中國人民大學新聞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中國傳媒大學電視與新聞傳播學院聯合舉辦了一個“全國高校新聞理論教學研討班”，有40多位來自全國新聞院校講授新聞理論課的老師參加了這個研討班。大家在一起共同交流新聞理論教學的經驗和體會，分析存在的困難和問題，展望其未來發展，對新聞理論教學和新聞學科發展都充滿了信心。我作為全國新聞學研究會會長和這次研討班的負責人，在研討班的總結發言中，用一首短詩表達了對新聞學未來發展的信心與期待：“但看朝霞起，旭日正東升﹔勸君齊攜手，共創錦繡程”。針對有人撰文稱新聞學是“走入黃昏”的“夕陽”，我在研討班的講話中指出：“縱使今后發展的道路上還會有荊棘，有坎坷，有困難，有曲折，但我相信，有國家的支持、人民的信賴、學界的努力和業界的配合，中國新聞學就絕不會是“走入黃昏”的“夕陽”，而是會像穿越朝霞噴薄而出的旭日一樣，充滿活力，光芒四射，就一定會掙脫各種非學術因素的羈絆、束縛和干擾，祛除自身的弱點、缺點和不足，永遠向著光明前進，朝著輝煌邁進”。

當然，在傾心新聞學研究的同時，我也關注傳播學、輿論學、傳媒改革與經營管理等學術領域。比如我在20多年前就寫過傳播學的論文，這兩年我主持的氣候傳播研究項目也主要是從傳播學的角度介入的。我始終認為新聞學要學習和借鑒傳播學的研究成果，特別是其面向社會的研究思路及其實証研究方法。新聞學與輿論學有著密切關聯，有人把輿論學比作是“新聞哲學”。因此，我常常是把新聞學和輿論學放在同一框架和語境下來進行綜合研究的。特別是有關輿論引導問題，就是一個新聞學與輿論學難以拆分的問題。另外，這幾年我一直把輿論學作為博士生招生方向之一。

傳媒改革也是我一直關心的，我把它當作能夠體現新聞理論與新聞實踐相結合的一個最好的研究領域。因為通過總結傳媒改革的經驗和教訓，可以豐富新聞理論，同時也可以用以檢驗新聞理論的科學性，當然更多的是要研究新聞理論如何來指導傳媒改革實踐。這些年在我的博士生招生方向中始終保留了“傳媒改革”的方向，我希望通過指導博士生，一起來跟蹤研究傳媒改革問題。

關於著作，主要介紹一下我這些年在新聞學基礎理論研究方面的成果。從1990年新華出版社出版我的《新聞學導論》起，20多年來，我先后出版了《當代新聞理論》《新聞理論新編》等著作，這幾本書都是我對新聞學基礎理論問題的研究成果。特別是后兩本書，是我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新聞理論研究和傳媒改革實踐的總結與思考，它們的出版傾注了我不少的心血。2007年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新聞理論新編》一書，是作為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的新聞理論教材出版的，因此我在寫作時更加注重理論框架的完整性和知識結構的嚴謹性，力圖體現中國學者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聞理論框架和知識體系的思考。這本書作為我所承擔的國家精品課程“新聞理論”課的專用教材，在教學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全國許多新聞院校將其作為新聞理論課教學用書。另外，2010年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我的《論新聞學學科地位及發展》一書，主要收錄了我2005年以來發表的一些研究論文。全書以“新聞學學科建設”為主線，集中反映了我關於新聞學學科地位及學科發展問題的一些理論思考，表達了我對新聞學學科建設的一些學術見解與理念訴求。

關於科研成果，除了前面提及的一些外，我想重點介紹一下我主持的“中國少數民族地區信息傳播與社會發展研究”項目。在少數民族地區經濟與社會的發展過程中，良好的新聞與信息傳播能力和輿論傳播與引導環境十分重要。從這一意義上看，了解少數民族地區新聞傳播目前的發展狀況，明確少數民族地區新聞傳播未來的發展方向，探討少數民族地區新聞與信息傳播的特點和規律，交流新聞與信息傳播在促進民族地區經濟與社會發展方面的經驗，以便進一步提升我國少數民族地區新聞與信息傳播的能力，改善少數民族地區信息傳播與輿論引導的環境就成為一項迫切而又重要的任務。

正是基於這一認識，2009年我們研究中心與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聯合全國十幾個少數民族地區的新聞院校，共同發起組織了“中國少數民族地區信息傳播與社會發展論壇”，希望借助論壇形式相互交流信息，總結經驗，探討問題，共同去實現大家所確立的奮斗目標。迄今為止，我們舉辦的以“傳播•團結•和諧•發展”為主題的“論壇”已有四屆，產生了積極的社會影響和良好的社會效果。

為了全面梳理自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少數民族地區新聞傳播發展的狀況，總結其發展經驗，探討其發展趨勢，從而為今后更好地做好少數民族地區的新聞與信息傳播提供借鑒，2009年我又開始主持編撰《中國少數民族地區新聞傳播發展報告》一書（現已由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此書較為完整地梳理了我國各少數民族地區新聞傳播業，特別是少數民族語言新聞傳播業發展的歷史及現狀，同時對不同少數民族地區新聞傳播業發展的特點及規律、成績及經驗、問題與不足等進行了概括總結，並提出了相應的對策建議，兼具理論文獻價值和實際應用價值，這也算我們對少數民族地區新聞傳播業的發展所做的一點貢獻。

可以說這幾年我們研究中心實施的許多研究項目，都是從國家戰略的高度，以“國家與社會急需”為目標，組織專門性研究，取得了許多研究成果，對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產生了很好的社會效果。

記者：您在30多年的新聞教學與科研中取得不少成果，獲得很多榮譽，這裡面傾注了您不少心血！我想，這些榮譽和成果不僅僅是對您辛勤付出的一種肯定和獎勵，更是對您今后工作提出的更高要求，同時也意味著您今后需要承擔更加繁重的責任和艱巨的使命，您說是嗎？

鄭教授：從1981年研究生畢業開始，我從事新聞教學與科研已有30多年，這期間取得了不少成果，也獲得了很多榮譽，這其中自然有我個人付出的心血和努力，但是離不開領導的關愛和支持，更離不開同事和學生們的配合與幫助。可以說我的每一個成績和榮譽的取得，都是在領導、同事及同學們的支持和幫助下取得的。例如這幾年我在氣候變化與氣候傳播領域取得的突破、進展和成績，就離不開學校和學院領導的積極支持，離不開合作伙伴樂施會一些朋友的大力配合，離不開我的博士生們的傾心投入，所以我由衷地感謝他們！

我很同意你所說的，這些榮譽和成果不僅僅是對我個人勞動付出的一種肯定和獎勵，更是對我今后工作提出的更高要求，它意味著我今后需要承擔更加繁重的責任和艱巨的使命。我想，榮譽和成果畢竟隻能說明過去，今后的路還長，還有很多工作需要我繼續努力，爭取把工作做得更好。

最近剛剛勝利閉幕的中共十八大，為我國未來的發展描繪了壯麗的圖景，全黨和全國人民都面對著以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指導，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堅定不移地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進一步深化改革，不斷創新，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新使命，在新聞領域也有許多新的任務需要我們去承擔。我們要用自己出色的新聞宣傳和輿論引導工作去推動國家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及生態文明建設，去促進人類的和平與發展事業，當然也要推進傳媒業自身的改革與發展。在新聞學學科建設方面，我們要建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聞學的理論框架和知識體系，要提升中國新聞學在世界新聞與傳播領域的影響力，也還有許多耐心、細致和艱苦的工作要做。總之，使命光榮、責任重大，在前進的路上，容不得我們有絲毫的懈怠。更加勤奮和努力，是我們唯一的選擇。我已年近7旬，自己能夠做的事情畢竟有限，因此我會把精力更多地放在人才培養上，幫助更多的學生更快地成長、成才，讓我們的事業人才輩出，永遠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發展力！

記者：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新聞學與傳播學取得了許多重大突破和發展，可謂成就斐然。鄭教授，您認為這些成就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另外今后還需要在哪些方面進一步深化、發展和完善？

鄭教授：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新聞學與傳播學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和進展，實現了不少突破和創新，這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一、新聞學與傳播學學科地位得到提升。我想，對新聞學與傳播學來說，改革開放30多年所取得的最大成就和進展，或是說所取得的最重要發展的標志，就是其學科地位的確立與提升。

自20世紀初新聞學從西方國家引入我國，在大半個世紀中，新聞學一直沒有確立自己獨立的學科地位，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新聞學還是隸屬於語言文學之下的二級學科。1987年，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發表的統計年報第一次把新聞學正式列為我國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15個學科項目之一。1997年新聞學與傳播學又一道被國家提升為一級學科，確立了自己在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術地位。更令人高興的是，在2004年中共中央通過的《關於進一步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的意見》中，新聞學與哲學、經濟學、歷史學、法學、文學等門類學科一起，被列為國家重點扶持發展的九大哲學社會科學之一，其學科地位又一次得到國家的權威認可。這說明我國新聞學學術地位的提升和學術影響力的擴大。在一段時期中曾喧囂一時的“新聞無學論”，以及“用傳播學取代新聞學”等觀點逐漸平息，新聞學得以昂首挺進門戶森嚴的哲學社會科學的學術殿堂，這實在是一件值得大書特書的事情。

我這裡主要講的是新聞學的學科地位與學科發展問題，是因為這些年新聞學的學科發展之路走得太艱難、太曲折，因為它要經受“新聞無學論”的沖擊，要在防“左”和防右兩條戰線上作戰，因此它所取得的進展和成就格外不容易，也格外值得珍惜。

相對於新聞學，傳播學的發展雖然在改革開放之初受到了一些沖擊，遇到了一些阻力，但是后來的發展還算順利。從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從西方引入我國，到1997年同新聞學一起共同被列為一級學科，新聞學走了半個多世紀的路程，傳播學僅僅用了不到20年的時間。如今新聞學與傳播學相依相存，相互促進，協調發展，共同支撐著中國信息傳播與輿論宣傳的宏大事業，造福於國家，造福於人民，造福於社會，造福於世界，成為我國學術之林中不可或缺的社會科學學科之一，這是我們每個從事新聞學與傳播學教育和研究的人感到自豪與寬慰的。而作為一個這些年來一直在為維護新聞學學科地位，促進新聞學學科發展而奔走呼喊的學者，我更是感到無比欣慰和愉悅。

二、新聞學與傳播學專業教育飛躍發展。新聞學與傳播學的發展離不開新聞學與傳播學專業教育的支撐，最初新聞學學科地位在西方國家的確立就同新聞學與傳播學專業教育的發展有著密切的關系。例如美國，其新聞教育起步早，新聞學的形成與發展也居於領先地位。我國新聞學學科的形成與發展也得益於新聞學專業教育的興起與發展。上個世紀初新聞學專業教育在我國北京、上海等地的出現，為我國新聞學的形成提供了最有力的智力支持和人力支撐。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新聞學與傳播學學科地位的提升及學科理論的發展，同樣得益於這期間新聞學與傳播學專業教育的飛速發展。現在全國有數百所大學開辦了新聞學與傳播學專業教育，教學點超過千個，有數萬名高校新聞學與傳播學專業的教師，他們是新聞學與傳播學學術研究的主力。

三、新聞學與傳播學科研成果不斷積累。經過30多年的努力，如今我國新聞學與傳播學可謂碩果累累。這從新華書店和大學圖書館裡琳琅滿目的新聞學與傳播學類書籍，從全國數十家新聞學與傳播學專業期刊每期刊發的不計其數的研究論文，從新聞與傳播院校每年畢業碩士生、博士生撰寫的學位論文，從每年不斷增加的國家社科基金，以及教育部和各省市設立的科研項目及其所提供的科研經費的數目中都可以得到証明。

四、新聞學與傳播學學科體系初步形成。學科的發展需要學科理論的支撐，沒有相對較為系統的學科理論體系和知識體系，就不可能有學科的發展與成熟。近些年來，我國新聞學與傳播學學者對構建新聞學與傳播學學科的理論與知識體系傾注了大量心血，形成了一批具有一定理論水平和學術價值的研究成果，特別是一批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聞學學科理論與知識體系的研究成果的出現，標志著我國新聞學與傳播學學科體系的初步形成，這就為其進一步深化、發展、成熟奠定了基礎。我們相信，在黨的十八大路線的指引下，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統領下，一個科學、規范，符合中國國情，反映中國新聞傳播規律的新聞學與傳播學學科體系一定能夠建立起來。對此，我們應該增強理論自信。

談到今后新聞學與傳播學學科的深化、發展和完善，我想下面幾個問題是需要我們思考和努力的。

一是要進一步鞏固學科地位。我國新聞學與傳播學雖然已經確立了自己的學科地位，但是要使其地位得到鞏固，還需要花費很大氣力，還有許多工作要作。對新聞學來說，“新聞無學論”還會時不時地“回潮”，“左”和右的思想傾向還會時不時地影響一些人，學科的科學性、系統性建設還遠沒有完成﹔對傳播學來說，如何使其真正實現“本土化”，以便更好地為中國傳媒業的發展，以及整個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服務依然是需要認真解決的問題。而這些問題如果處理、解決得不好，新聞學與傳播學學科地位的鞏固就會受到沖擊和影響。

二是要進一步完善學科體系。這是同第一個問題緊密聯系的問題，隻有進一步完善新聞學與傳播學的學科體系，才能進一步鞏固其學科地位。而學科體系的完善，需要有科學的精神和態度，需要作許多深入細致有成效的研究工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聞學與傳播學的學科體系需要建立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基礎之上。即要在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和基礎上，來建構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聞學與傳播學的理論體系，要使這個理論體系能夠真正解決中國新聞與傳播實際工作以及傳媒業發展中的現實理論與實踐問題，要使之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三是要進一步提升學科影響力。我國新聞學與傳播學經過幾十年的發展，雖然在學術領域和社會上已經有了一定的影響力，但就其廣度、深度和力度來說，都還遠遠不夠。特別是在國際領域，我國新聞學與傳播學的話語權還很弱，影響力還很有限，我們學科的聲音常常發不出去，學術成果往往難以得到國際同行的認可。要改變這種狀況，需要我們加快新聞學與傳播學學科建設的步伐，盡快建構和完善學科體系，充實和豐富學科理論，並且要使之更加符合科學規律，符合學術規范，符合社會需要。

四是要進一步壯大人才隊伍。未來的競爭說到底是人才的競爭，新聞學與傳播學要想鞏固學科地位，完善學科體系，提升學科影響力，關鍵是要有一支具有良好理論素養的人才隊伍，特別是要有一批具有理論自覺、學術涵養和研究能力的青年學者隊伍。這些人要能夠自覺投身新聞學與傳播學的學術研究和學科建設，而且要能夠經受得住各種外部因素的干擾，還要耐得住寂寞，沉得下心來，並且善於理論聯系實際，能夠用學科的理論原理和方法去解決新聞實踐中的問題。

記者：在當前信息化時代，我國傳媒業正面臨日益繁榮發展的大好局面，當然這也給新聞與傳播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鄭教授，您認為當前我國新聞與傳播工作者需要著重提高哪些方面的素養和能力?

鄭教授：如今，我們已經進入了信息化時代和媒介化社會，媒體與傳播的威力和影響越來越大，社會與公眾對其期待越來越高，這在無形中對媒體和從事新聞與傳播的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這種狀況下，每個新聞與傳播工作者應當增強職業素養，提高業務能力。

從職業素養來看，首先應當加強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修養，要能夠運用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認識、分析和解答新聞實踐中所遇到的各種問題。同時，要加強職業精神與職業道德的修養，要牢記自己所肩負的職業使命與社會責任，勇於擔當，敢於負責，始終把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作為自己的職業追求，勤勤懇懇、兢兢業業地為做好新聞工作而貢獻自己的聰明與才智。

從業務能力看，應當不斷增強專業素養，提高業務水平，能夠熟練地運用各種媒介形態、傳播手段及傳播方式來報道新聞，傳播信息，發表意見，引導輿論。特別是要注意增強自己的信息傳播力和輿論引導力，提高自己作為一個新聞與傳播工作者的綜合能力，這樣才能擔負起自己的職業使命與社會責任。

記者：您認為，我國新聞與傳播學學術期刊應該如何為自己定位，才能為學科發展提供更加有力的理論支持？另外，您認為學術期刊應該怎樣才能更好地提高自己的學術影響力？

鄭教授：新聞與傳播學術期刊，顧名思義是指那些以研究新聞與傳播專業領域的理論與實踐問題為基本任務的期刊。從廣義上講，它既包括那些主要由新聞媒體及行業團體主辦的業務性期刊，也包括那些主要由新聞院校和研究機構主辦的學術性期刊。不管是哪一類期刊，它們都擔負著傳播新聞與傳播專業知識、指導新聞與傳播業務實踐、推動新聞與傳播理論研究、促進新聞與傳播學學術繁榮與發展的使命。每家新聞與傳播學術期刊可以有自己不同的讀者、市場和風格定位，但是這些最基本的屬性定位應該是帶有共性的。如果一家學術期刊，不去關注和扶持學術研究，不去探討和解決新聞與傳播中的理論與實踐問題，那麼它就沒有資格把自己定位為學術期刊。隻有真正規范地按照學術期刊的要求去探討學術問題，解決學術難題，才能為學科發展提供更加有力的理論支持。

關於新聞學與傳播學學術期刊如何提高自己的學術影響力問題，我覺得需要在“關注學術前沿，解決學術難題，遵守學術規范，提升學術水平”上下功夫。

“關注學術前沿”，就是要瞄准新聞學與傳播學領域涉及學科創新與發展的學術問題來選題目，作文章。

“解決學術難題”，就是要瞄准那些國家、社會與公眾熱切關注並期待解決，而在理論上尚沒有明確答案的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以及學術領域長期沒有形成共識的疑難問題來選題目，來作文章。

“遵守學術規范”，就是要在學術活動的各方面做好學術研究規范、學術評審規范、學術批評規范、學術管理規范等工作。

“提升學術水平”，就是要從學科建設入手，充分發揮學科的“聚合”效應，積極組織高水平學術活動，鼓勵教師、學生科研創新，增強創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