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體時代新聞傳播教育的四大轉型趨勢

摘 要：為了適應新媒體技術的發展，新時代的新聞傳播教育將呈現以下四大轉型趨勢：學科融合，大學需要優化內部的所有資源，通過學科的融合推動新聞傳播教育的發展﹔媒體融合，如果一則新聞能夠用30種不同的方式、以30種不同的技術形式來講述，我們需要幫助學生理解新聞的本質，並使用最適合的媒體報道新聞﹔科技創新，高校應該成為新聞傳播的創新引擎，而不是創新的跟隨者，應加強針對新媒體環境的應用性研究，推動產學研一體化﹔理解生態，隻要我們身處的媒介環境發生了變化，我們報道新聞的方式就沒有理由不變，我們新聞教育的模式也沒有理由不變。

關鍵詞：新聞傳播教育﹔新媒體﹔轉型趨勢

2006年，也就是Twitter誕生的那一年，美國《時代周刊》將“你”（YOU）列為年度人物。在數碼文化方興未艾的今天，那些曾經被稱為受眾的人們變身成為信息生產的積極參與者。正如Bradshaw（2007）所言，我們所處的世界已經從一個公眾必須依賴專業媒體獲取信息的社會，變成一個“人們可以自己獲取並且生產信息的社會”。《時代周刊》預言，為數眾多的用戶生產內容平台，如YouTube、MySpace、Wikipedia以及Twitter，“不僅會改變世界，而且還會改變世界變化的方式”（Grossman, 2006）。迅速變遷的媒體環境對新聞傳播教育提出了挑戰。為了適應新媒體技術的發展，新時代的新聞傳播教育將呈現四大轉型趨勢。這四大趨勢概括起來就是：學科融合，媒體融合，科技創新和理解生態。在當前幾近相同的技術環境裡，這四個方面不僅是西方新聞傳播教育面臨的課題，也是中國新聞傳播教育需要重點思考的發展方向。今天，我想圍繞這四大趨勢，立足於世界新聞傳播教育的發展前沿，並結合浙江大學的探索，談談想法。

一、學科融合

先說個案例。最近美國科羅拉多大學新聞與大眾傳播學院似乎被推向了風口浪尖。他們也許是美國歷史上第一家被校方“關閉”的新聞傳播學院。當然，校方並不主張用“關閉”這個詞，他們用的是“重組”。該校高層表示，現有的學院太小，太孤立，太受約束，以至於無法為學生提供他們所希望的新聞教育，也無法使教師從事他們所希望的教學和研究。在重組期間，新聞教育仍然以課程的形式繼續，不過必須是雙主修，或主修其他專業加輔修新聞專業。請注意，是輔修新聞專業。面對學院教師、學生和校友的質疑，校方強調此舉將是提升該校新聞傳播教育的一大契機，未來可能建立一所融合信息、傳播、媒體和技術等多種相關學科和資源的新學院，並可望成為美國最好的。

科羅拉多大學或許只是個案，它有許多內因，如原來學院的內部管理比較混亂等等。但這一個案傳遞出一個重要的信號，就是面臨每天都在改變的媒介環境，我們的新聞傳播教育也需要改變。在這個媒介無處不在、無時不在，而且人人都是媒介的時代，新聞（Journalism）和新聞工作者（Journalist）本身的概念受到挑戰，需要大大拓展。隨之而來的一個問題就是，新聞教育僅僅依靠新聞學院是否足夠？科羅拉多大學新聞與大眾傳播學院被重組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校方認為它沒有很好地與其他學院合作，從而無法提供適應新媒體時代的新聞傳播教育。因此，如何優化大學內部的所有資源，通過學科的融合推動新聞傳播教育的發展，成為新聞傳播高等教育的一個重要議題。

這一目標有不同的實現途徑。科羅拉多大學是比較極端的一種。目前，浙江大學2+2的本科教育模式，在某種程度上有助於這一目標的實現。新生進校都按人文或社科兩大類劃分，前兩年打通培養，主要是通識教育，沒有具體專業。學生在很大程度上可根據自己的興趣選擇課程。從第三年開始，學生進入自己確定的專業院系學習。用校方的話說，就是一種“寬專交”（拓寬基礎、專業培養、學科交叉）的人才培養模式。這樣，就彌補了原有單一化專業教育的不足。當然這一模式在新聞傳播專業也面臨一些問題。例如，大塊的實習時間使得本來就被壓縮的專業課程進一步壓縮，導致學生感到在校受到的專業訓練不足。進入專業較晚，也使學生難以找到專業感覺。頭兩年通識階段選課太隨性，有些課程感覺用處不大。總的來說，這種“寬專交”的培養理念是適合新環境下的新聞傳播教育的，但具體模式還有待進一步優化。

二、媒體融合

這一概念最早由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政治學家普爾教授提出。他認為，媒體融合就是傳統上需要依靠多種媒介技術來提供的內容和服務被整合在一種媒介之上，而這種媒介通常就是數字網絡媒介（Pool, 1983）。同樣來自MIT的媒介融合研究專家、比較媒介研究專業的創始人杰金斯教授對這一概念進行了展開。他將媒介融合定義為三方面的整合：跨越多個媒介平台的內容流動，多種媒介產業之間的合作，以及媒介受眾的主動信息獲取行為（Jenkins,2006）。從這個意義上講，媒介融合並不單純是一種技術現象，而是包括技術、產業、文化和社會變遷等多種因素的復雜過程。

媒體融合的大潮同樣席卷中國。不論是中國政府大力推動的三網融合進程，還是每個媒體內部爭先恐后規劃的全媒體藍圖，都體現了這一趨勢。一線的新聞工作者，則切切實實地感受到媒體融合的壓力。從前，報社記者隻會寫文字稿就行了。但現在，越來越多的記者被要求在新聞現場同時以文字、照片、音頻、視頻的形式通過微博等方式發布新聞。一些記者為新技術帶來的新可能而歡欣鼓舞，還有一些記者則更多地感到不知所措、力不從心。如埃裡克•牛頓所言，“如果一則新聞能夠用30種不同的方式、以30種不同的技術形式來講述，我們需要理解新聞的本質，並使用最適合的媒體。（Newton, 2010）”這對大多數人來說，是一種挑戰。

面對日趨融合的媒介環境，新聞傳播教育如何培養未來的新聞工作者？傳統新聞理論對於新聞現象的歸納和解釋是否仍然准確？傳統按媒體劃分的採寫編評課程是否還適應當前的融合新聞報道？如果對這兩個問題的回答是否定的，我們又該如何改變或重組現有的課程設置？目前，大多數高校選擇的是增量改革的途徑，即對現有課程進行修正的同時，增加一些新的課程。浙江大學也是如此。2011年上半年，浙大增設了《媒體融合》本科課程，我是主講教師。在教師講授相關理論和技能的基礎上，要求學生調研國內外融合新聞報道的前沿案例，最后獨立完成一項融合新聞報道任務。同學們在學習中表現出了極大的熱情，收獲不少。但初次探索，也暴露了一些問題，如課時太少，未能與實驗課結合，發布平台不夠完善等等。

三、科技創新

一直以來，新聞傳播教育，包括研究，與業界之間都存在著一定的斷層。理論研究保持獨立性固然無可厚非，但如果應用研究也與業界脫離就值得反思了。在新聞傳播學科，高校喊產學研一體化也不是一天兩天了，但事實卻是說的多，做的少。常見的情況是，業界在前面嘗試，學界在后面觀望。業界有了成績，或出了問題，象征性地請學界來總結一下，僅此而已。結果就是，業界覺得無關痛痒，學界感到疲於應付。雙方仍然未能找到一個有效的連接點。

要改變這種局面，高校應該成為新聞傳播的創新引擎，而不是創新的跟隨者。舉兩個例子。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新聞與大眾傳播學院剛剛建立了一個Reese Felts 數字新聞項目，旨在通過實驗研究探索新聞傳播的新形式。其中一個重要嘗試是，建立一個由學生設計、開發、制作和運營的新聞網站（reesenews.org），然后利用這一平台試驗各種不同的報道和敘事方式，通過對用戶數據的實時監測和分析，測量不同方式的傳播效果。一方面，網站為所有相關課程提供了實踐基地，另一方面，網站實驗研究的結果也可用於指導專業媒體的新聞實踐。另一個例子是前面提到的科羅拉多大學，他們也建立了一個名為“數字媒體實驗廚房”（Digital Media Test Kitchen）的實驗室，從新聞技術、技巧和商業模式這三個方面進行創新研究。

中國大陸的新聞傳播學院在這方面雖然整體上尚未起步，但也不乏開拓者。比如南京大學金陵學院新傳媒系於2008年建成媒體融合未來實驗室，並與多家媒體和IT企業開展了多種合作，初顯“媒體硅谷”之勢。浙江大學最近也利用學校投入巨資升級傳媒學院實驗室的契機，重點建設新媒體實驗室，由認知研究實驗室、數字影視與文化產業實驗室、電子編輯與數字出版實驗室組成。其中，認知研究實驗室配備全球最先進的眼動儀和腦電儀，旨在利用認知科學的研究手段為新聞科技創新提供更加准確的數據支持。

四、理解生態

我們所處的世界已經不是原來的世界，我們所面對的人也不再是原來的人。新媒體技術的發展使我們所處的媒介環境發生了深遠的變化。不論是新聞傳播教學還是研究，都必須時刻把握不斷變換的媒介環境，方能與時俱進。理解媒介生態的關鍵是理解我們周圍的人，理解那些我們曾經稱之為“受眾”的人們。新媒體環境下，人們的思維和行為方式都發生了變化。例如思維方式上，新媒體的出現使人們具有更強的批判能力，不再認為傳統的主流媒體是唯一的、甚至可信的信息來源，對新聞的理解也不再是單一的、靜止的﹔行為方式上，Web2.0的出現使人們不再是消極的接受者和消費者，也成為主動的參與者和生產者。同時，人們的習慣也發生了變化。例如，淺層閱讀逐漸取代了過去印刷媒體時代的深度閱讀﹔多任務（multitasking）逐漸取代人們一個時間隻做一件事情，等等。面對變化的環境和其中的人們，新聞傳播教育不能熟視無睹。我們要通過各種手段，弄清楚現在的人們究竟喜歡什麼樣的新聞。以情感為例，傳統的新聞報道不能摻雜新聞人的任何情感，記者編輯必須冷靜客觀地報道新聞。但研究表明，帶有情感的新聞更容易受到人們的關注，也更容易被人們記住。記者不隱藏自己的情感傾向，反而會使讀者更願意相信。而且，在博客、微博這樣的新平台上，帶有個人感情的報道更容易拉近與讀者的距離。另一個相關的問題是人稱。第三人稱毫無疑問是新聞報道的敘事方式。但人們發現，用第一人稱講新聞，會使受眾感到更有人情味，感到是在跟一個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一個冷冰冰的媒介進行交流。當然，這些都需要更多的研究來幫我們進行決策。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隻要我們身處的媒介環境發生變化，我們報道新聞的方式就沒有理由不變，新聞教育的模式也沒有理由不變。

基金項目：本文是浙江省社科規劃項目：“微博動員信息的傳播機制與效果研究”（G2）的階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簡介：韋路，男，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新媒體傳播研究。

參考文獻：

[1] Bradshaw, P. (2007). A model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sroom[OL]. http://onlinejournalismblog.com/2007/09/17/a-model-for-the-21st- century-newsroom-pt1-the-news-diamond/.

[2] Grossman, L.. You — Yes, You — Are TIME's Person of the Year [EB/OL].Time Magazine. http://www.time.com/time/magazine /article/0,9171,1570810,00.html#ixzz1gWG0CHdA,2006.

[3] Pool, I.. Technologies of freedom[M]. Cambridge, MA: Belknap/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

[4] Jenkins, H.Convergence culture:Where old and new media collide[M].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06.

[5] Newton, E. Four Innovation and Collaboration Trends in Journalism Education[OL].http://www.Knightfoun-dation.org/blog -s/knightblog/2010/9/14/journ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