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摘 要：本文通過早期惡搞現象與當下惡搞現象的對比，從文化角度分析惡搞文化的現實走向。認為，惡搞文化在惡搞主體、客體、惡搞方式等方面都發生了明顯變化，這種變化的現實路徑為：前期發展階段，邊緣文化為了靠近主流文化採取迂回的方式顛覆主流文化﹔當下發展階段，邊緣文化突破主流文化的限制表現出對主流文化的消解和主流文化局部自身的瓦解。
關鍵詞：惡搞﹔惡搞文化﹔邊緣文化﹔主流文化﹔江南Style
目前，伴隨出於不同目的的網絡惡搞現象成風，惡搞文化大有再次升溫之勢。7月中旬由韓國“鳥叔”朴載相（Psy）演唱的歌曲MV“江南Style”爆紅網絡，自播出以來已成為響遍歐美，席卷全球的網絡神曲。對於這種現象，人們表現出不同看法。有人認為這是一種糟蹋傳統文化的行為，是在“拔文化的根”﹔有人認為這是藝術的再創作，是一種積極的文化現象﹔也有人從文化本身考量，認為惡搞文化考驗著中國的文化軟實力。惡搞文化究竟如何，使得我們不得不關注其文化走向。
一、看胡戈們：邊緣顛覆主流
2006年，網民胡戈將電影《無極》改編為網絡視頻《一個饅頭引發的血案》。“饅頭血案”一時成為社會各界、全網上下最引人關注的詞語。在胡戈大膽惡搞的帶領下，中國“惡搞文化”登堂入室，掀起高潮。諸如《閃閃的紅星之潘冬子參賽記》、《大話西游》、《東方紅》惡搞翻唱版等一系列惡搞作品的橫空出世和惡搞之風的盛行，著實對當時惡搞文化的流行與泛濫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總結歸納一下，其最大特點即：草根文化對精英文化的沖擊和反思、質疑和諷喻。
1.惡搞的主體大多數是草根、平民、社會底層，表現出濃郁的亞文化群體特征
首先，從參與惡搞的人群看，其創作者大都出生在上世紀70年代或者80年代[1]。這個年齡段的人們的成長正處於“改革開放”的社會轉型期，深受多種文化、多重價值觀的影響，自我意識濃重，而社會話語權不夠，因此具有很深的主體矛盾性。表現在行為上就是以自我為中心，崇尚個性張揚和自我表達，渴求標新立異和一朝成名。因此在某種程度上惡搞文化被認為是青年文化的一種。其次，從惡搞主體的身份來看，其年齡和社會現實決定了他們尚處於一個上升發展且剛剛起步的階段，屬於社會底層，具有很強的草根性和平民性。因為年齡不大，涉世未深，惡搞主體所從事的工作基本處於社會最基層或無業，人微言輕，影響力不大。而這群人對社會對生活卻有著自己獨到的見解。他們關注社會變化和自我完善，在二者的壓力中尋找突破口的欲望強烈。惡搞無疑是某些處於夾縫中的呼聲得到了合法渠道的宣泄。這種來自底層的呼聲和青年文化一樣歸屬於社會的亞文化范疇。早期的惡搞主體們正是這種亞文化的踐行者，向往主流文化，卻融入不了主流文化，最終以邊緣文化的姿態游離於主流文化周邊，對主流文化進行解構、顛覆、批判，體現出一種“游牧式主體性”和后現代精神。
2.惡搞的客體基本限於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中的文化元素或符號
雖然惡搞文化聲名鶴起，惡搞行為無處不在，惡搞作品比比皆是，但不是所有的東西都可以拿來惡搞並具有價值意義，惡搞的客體有特殊指稱。縱觀早期惡搞作品，惡搞客體大致如下：一、藝術作品或知名人物，如名人、名著、名劇、名曲、名物等等。早期惡搞作品基本上都是邊緣文化對主流文化的戲仿和反諷，而能更好體現主流文化思想的無疑是具有一定影響力和代表性的藝術作品或人物，如電影《無極》、紅歌《東方紅》、模范人物雷鋒、女詩人趙麗華的詩歌、社會名流的照片等，利用對這些有利元素的顛覆、拼貼、移植、戲仿進行文化突圍無疑選擇了一條“終南捷徑”，並且在沖擊主流文化的效果上更具諷刺和荒誕意味。二、公眾熟悉的人和事物，包括社會現象、社會群體、社會價值觀念等。這類惡搞客體跳出了“出名”的局限，走向普通卻熟悉的領域。它可以是芙蓉姐姐的S型身段，“我的爸爸叫李剛”的社會問題，也可以是對《新聞聯播》的價值意義反思。究其原因，這種對源自文化經典或者熟悉事物凝聚下來的無形文化資產進行拼貼、移植、顛覆，更易於調動受者的興趣而實現“注意力”經濟[2]。
3.惡搞的方式一般是通過互文等手法對原文本進行解構和二次創作，體現出后現代主義多元化的方法論特征
早期惡搞慣用戲仿、拼貼、移植、反諷、雜糅等手法，極盡后現代碎片化與荒誕化的風格特點。因此在具體的惡搞作品中，我們更多的體會到一種“最熟悉的陌生人”式的表達方式。通過對熟悉的人和事物的“陌生化”追求、反映、表現，使之產生幽默、諷刺的效果，最終達到創作者的目的。伴隨這些手法的成功和一批惡搞者的成名，惡搞的方式得到最大化的普及，並且成為商家追逐利益的手段和焦點。
4.早期的惡搞作品大多建立在創作者對現實社會問題的反思基礎之上，呈現出積極意義
由於創作者對社會的認識深刻，隨即產生對現實的不滿和自我意識的強烈追求，但是苦於沒有在主流話語空間的表達機會，轉而採取戲謔的言說方式對現存社會問題進行嘲諷和批判。“這個過程往往體現了作者深刻的洞察力和過人的智慧，一般應該具備居高臨下感、超脫感和愉悅感。[1]”是某些智者以游戲的心態對現實的諷喻和批判，是一種智者的游戲。誠如李娟所言，惡搞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表達了創作者的文化理想，讓他們暫時從理性的現實世界進入到狂歡的彼岸世界”，以后現代的手法“在反叛的語境中尋求本我的認同”[1]。這是一種邊緣文化對主流文化的積極對抗和顛覆，也是邊緣文化尋求自身棲身之地的游擊妥協。
二、看鳥叔們：主流走向瓦解
前者是才思敏捷的“胡戈們”，后面更有不甘示弱的“鳥叔們”。早在鳥叔紅遍大江南北之前，中國大陸已經刮過幾陣類似的全民惡搞風，典型的代表作即意外走紅的“神曲”：如《愛情買賣》、《忐忑》、《最炫民族風》。這次鳥叔的力度更大，地跨亞歐美洲幾乎形成全球惡搞。然而有所區別的是，鳥叔現象不但引起草根平民的參與，更引起無數明星大腕加入其中，甚至驚動主流媒體，得到官方默認，某種程度上應証了某些學者所謂的“全民反諷時代”的到來。事實如此嗎？結論值得商榷。筆者認為，在所謂“全民反諷”的浪潮中，惡搞文化在解構主流文化的同時正悄悄瓦解著部分主流文化。
1.惡搞主體跳出草根和平民的局限，擴展至名人、精英、大眾文化明星等主流文化群體
區別於以往惡搞主體身份，由“鳥叔”帶動起來的惡搞風不僅擄獲平民大眾歡心，更擊倒了大眾明星這些所謂主流文化群體的大眾文化精英代表，再由文化精英的明星效應二次帶動，沖擊著網絡。國際上，如音樂界巨星“小甜甜”布蘭妮、亞瑟小子，體育界明星小德、“魔獸”霍華德、F1賽場。國內，從香港演藝界大腕錢偉國、鄭伊健等到大陸知名主持人畢福劍、趙忠祥等都難逃“騎馬舞”的誘惑，以各種方式惡搞“江南Style”。惡搞不再只是平民草根表達的專利，它的主體正悄悄向更大范圍蔓延。雖然這些表現是個人行為，但大眾媒介伙同主流權威人士或者行業精英賦予了“惡搞”顯著的社會地位，默認並肯定了它的價值所在。所謂主流文化“精英”就在這種默認和肯定中“堡壘”被部分攻陷、主流文化的精英陣營被部分分解。精英們再也堅守不住自己的陣地，跳下神壇與人共舞。另一方面，惡搞主體的群體行為由先前的群體無組織演變為以集群為單位的集合有組織的行為，如各行各業版的“江南Style”。這種勢將惡搞進行到底的行為雖然有組織，但僅限於精神消遣式的娛樂主義，在文化領域最終將陷於無政府狀態。
2.惡搞的客體發生了變化
首先，主體對客體的解構和創作是全方位的，從創作者、表演者到作品幾乎要麼是抽筋剔骨的演繹，要麼表現的漠然無關。早期的惡搞作品主要限於對作品形式和內容的顛覆。而“江南Style”不僅僅顛覆“鳥叔”形象，拼貼移植MV內容，而且模仿騎馬舞步，使“馬式舞步”成為了全球流行的標志之一。就其火爆程度而言，中新網發文報道《專家預測<江南Style>再火3個月：走紅與歌曲無關》，與歌曲無關卻能紅到發紫確實是神曲。其次，被惡搞的對象其客體身份突破主流文化精英文化的范疇，被部分亞文化、甚至非主流文化偷偷置換。惡搞不再是對主流的惡搞，而是流向非主流一端。如果在神曲《忐忑》、《愛情買賣》、《最炫民族風》的惡搞中我們還能勉強接受惡搞對象的大眾文化身份，那麼在《江南Style》的惡搞之中，惡搞的對象更應被看作是亞文化或者非主流文化的元素。無論從歌詞、曲風，還是MV裡另類的表演，這首神曲都不能被視作主流文化的一支，充其量只是當下部分年輕人熟悉的一種生活再現。這種夸張的再現和表演不同於胡戈們顛覆和追捧的主流文化和大眾文化，而表現出年輕人面對生活的一種幽默、樂觀又有些自嘲的調侃態度，“走紅與歌曲無關”，和高雅藝術更是無關。
3.惡搞方式淪為徒有游戲形式沒有新鮮價值的“空心戲仿”
尤其是迥異於以往惡搞掀起的學習、模仿旋風，表現出對主流文化的瓦解之勢，或許在某種程度上就是惡搞文化自身已經走向價值虛無的瓦解之境。惡搞本身的初衷是通過批判進行表達，而其發展的現狀卻無限崇尚快樂主義，消解理性批判精神，變成了隻有解構沒有架構的娛樂方式。同時由於媒介和惡搞主體過分看重商業價值、經濟利益，惡搞作品大多淪為文化工業下的復制產品，同質化比比皆是，個性泯滅，批判不在，有的僅是“快樂工業”下的娛樂消費意識形態，秉持的是“快樂也是一種逃避，但並非如人們認為的那樣，是對殘酷現實的逃避，而是要逃避最后一絲反抗觀念。娛樂所承載的自由，不過是擺脫了思想和否定作用的自由。[3]”惡搞文化最終不得不走上由娛樂精神開始、陷入商業邏輯而終的道路。當下媒介文化中對惡搞文化中能調動受眾情緒的部分如“馬式舞步”極力宣揚，而對本來惡搞客體所要表現的韓國首爾江南地區奢華之生活方式輕描淡寫，對歌詞的低俗熟視無睹，卻著力狂歡陶醉於一個細節，並有媒體呼吁“《江南Style》跳出中國文化軟實力的尷尬”，實在是文化的悲哀。惡搞本是對經典話語方式的質疑，並努力用一種誤讀的方式解讀、異化已成經典的故事文本，作為某一個案，爭論本身僅僅是一個事件，但惡搞事件本身隱含著某一更深刻的東西，即存在於人類文化中的兩種話語方式的碰撞和斗爭[4]。而當下，兩種話語方式的斗爭明顯緩和了，不是邊緣文化被主流文化有意收編限於自滿的沖擊放鬆，就是主流文化在邊緣文化的游擊輻射中默認妥協內部瓦解。溫床向來更有利於細菌的成長，在這樣的境遇裡，我們寧願相信的是前種狀況。
作者簡介：馬可，女，陝西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文藝與文化傳播、網絡文化、網絡新媒體研究。
參考文獻：
[1] 李娟.“惡搞文化”:理應成為一種智慧而嚴肅的游戲[J].社科縱橫,2008(6).
[2] 朱其志等.透視網絡“惡搞”文化現象[J].時代人物,2008(6).
[3] 於永宏.權力異化:媒介視野中的“惡搞”文化分析[J].漳州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8(2).
[4] 劉雪玉.“惡搞”文化:一種狂歡化的詮釋[J].吉林省教育學院學報,200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