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神劇”的創作矛盾

2011年，原國家廣電總局已對抗日題材劇庸俗化、游戲化、娛樂化現象提出批評。時隔兩年，這股庸俗抗日劇的浪潮不僅沒有得到有效遏制，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勢。從創作層面分析，抗日“神劇”的批量生產凸顯出四對矛盾。

一、同質化題材飽和與電視劇創新之間的矛盾

教條的歷史沒人看，敏感的歷史又無法呈現，逼迫著創作者借歷史的殼裝游戲的夢，將抗日劇改編為一個個充滿現代消費元素的舞台秀，披著政治正確和民族正義的外衣，行著肆意篡改歷史真實的實際，在博取觀眾的訝異和謔笑時，把民族經歷的殘酷與創傷，轉變成充滿各種刺激元素的商業游戲。

以往，抗日題材的電視劇容易對英雄人物和歷史事件進行完美刻畫，突出正義方人物形象的“高、大、全”，這樣的演繹在新時代遭到觀眾詬病，走向困境。2006年，從傳統制作思維中跳出的電視劇《亮劍》，因其對英雄人物的個性化塑造，與之前的僵化形成創作反差，在觀眾中贏得好評。隨后，一系列類似題材電視劇迅速走出了一條獨特的抗日英雄闡述路線。

這一創作思路延續至今，原本獨具匠心的創新成了家常便飯。創新——被模仿——同質化，成為抗日劇創作的普遍現象。為了尋求新的突破點，一些融合多種題材和元素的劇本應運而生。

歷史劇既是改編自歷史事實，就要有對基本事實的尊重，在此前提下才可以合理想象、豐富細節。實際情形卻是，歷史題材劇挂羊頭賣狗肉，空有一副歷史的架子，卻無基本的史實和合理的邏輯，胡編亂造、天馬行空，要將民族創痛作為這個“秀場”的一道幕布。

嚴肅對待歷史，是對國家和民族負責的表現，創新絕不意味著對歷史人物，尤其是對歷史真實的篡改，這樣不僅會誤導青少年群體，也是對民族苦難史的褻瀆和玩弄。荒誕可以是藝術創作的一種方法，但它不適用於調侃歷史的常識與是非曲直。歷史承載著民族的記憶和靈魂，世界上有哪個歷經二戰的國家，將那段民族的苦難幻化為意淫式的虛假想象。

將抗日題材同其他的內容形式融合，造成了既有歷史又有傳奇、既有事實又有玄幻、既有抗日又有武俠的雜糅劇。這本質上體現了歷史劇市場的飽和和創作困境，從業者困守圍城而出現的審美偏差。

二、唯物史觀與大眾趣味的矛盾

歷史題材的電視劇要把藝術創作與脫離實際的神化虛構區分開，遵循邏輯反映事實。不少受眾在觀看抗日劇時往往有一種潛在的精英史觀，他們更喜歡看到屏幕上的主人公機智勇猛、英雄不死。但娛樂有底線，娛樂化的抗日歷史劇，成了誤導青少年抗日史常識的精神麻醉師。

電視可以娛樂，但歷史不可以調侃。導演們從不同的角度或層面對歷史做出不同的解讀並以次為靈感制作電視作品本無可厚非，令人警惕的是打著歷史旗號，卻全然脫離事實范疇和邏輯思維的人物形象與故事情節的刻意造假行為。

游戲化的拍攝方式、傳奇性的人物形象、科幻式的電視情節，觀眾看了覺得過癮刺激。電視作品中經常會出現抗日英雄以一當百、奮勇殺敵，卻從不受傷的情節，暗合著中國觀眾的心理，但忽視戰爭殘酷性的情節，缺少了合理邏輯的人物演繹，塑造的卻是歷史虛無的價值觀念，炮火還未遠去，歷史已被解構，抗日劇無意識中傳達出的危險也恰在這裡。

三、制作風險與內容熱度的矛盾

嚴格的審查制度給電視劇制作帶來了風險，敏感的歷史話題不敢觸及，普通的歷史題材缺乏熱度，熱播劇的制作成本又很高，制作商索性將觀眾愛看的愛情、武俠、俊男美女、個人英雄主義，全部放進抗日歷史題材的外套裡，既規避了風險又吸引了觀眾。

也正因此，我們在屏幕上看到了衣著光鮮靚麗的酷男抗日英雄、價值不菲的先進裝備、夸張離奇的人物技能﹔騎著類似好萊塢大片裡的精裝改良摩托車從二樓高的地方直接飛躍寬闊的大街進入到街對面二樓的窗戶裡﹔被炸彈擊中的汽車也能從地上一躍而起飛向高空，這一系列的劇情早已超出抗日劇所應表現的內容。豪門恩怨、愛恨情仇、賭場風雲與科幻大戰等元素在抗日題材的掩蓋下，更容易通過審查投放市場。制作風險與內容熱度的矛盾，體現了制作方投機取巧的動機。

四、市場效益與理性價值觀的矛盾

當下國內電視劇創作受到了多元文化思想與價值觀的挑戰，消費主義的意識形態把電視劇拉入了市場化的制作軌道，對歷史文本的解構與重構也遵循著商業化的原則，解讀歷史劇所要求的歷史態度也在利益面前被拋棄，將歷史生產成泛濫的商品供受眾消費。

盡管電視劇的創作者有選擇創作的自由，但是對史料的考証查閱，借鑒吸收歷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卻是必須的工作。觀眾對導演編劇及其作品的包容態度，是建立在整體真實並有所創新的基礎之上的，而非將天方夜譚色彩的歷史劇照單全收。“天馬行空的想象無傷大雅”是普遍存在於創作者中的觀念誤差，甚至認為情節越是離譜越受歡迎，殊不知任何偉大的藝術作品都是戴著鐐銬的舞蹈，要在一定的束縛下跳出新意和與眾不同的姿態。

無史可依的歷史劇一旦被觀眾信以為真會產生嚴重的影響，不論是對歷史的態度還是價值觀，都會因接受和分析電視劇傳達的信息而出現偏差，進而表現在觀眾審美對諸如此類電視劇的追捧，而這種反饋又會促進新的一批缺乏事實基礎和邏輯思維的電視劇投入市場，形成惡性循環和劣幣驅良幣的示范效應。

這種市場效益與理性價值觀的矛盾實質上是電視從業人員面臨的時代矛盾，答案需要從廣電系統內部實現事企分離、制播分離中尋找。事企分離之后，電視台只是節目的播出平台，新聞以外的節目大多交由台內外的制片公司承擔。理順經濟效益與社會公益間的邊界，加大對電視劇制作的監管力度，抗日“神劇”的現象才有望避免。

（楊狀振：河北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宋瑩瑩：河北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