輿論場交鋒：博弈、沖突、互動與通融【2】

二、輿論場之爭的內涵解構

輿論場之爭，看似公共話語權之爭，實則為不同社會階層、不同利益人群及其價值觀的公共平台聚合和思想觀念交鋒，它不僅涉及話語權之爭，也包括公眾知情權、民主參與權、社會管理權、公共監督權在輿論領域的博弈和沖突。

我們不妨從以下六個層面，對輿論場之爭進行認識和解讀：

文化層面的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之爭。

精英文化與生俱來的優越感和居高臨下的控制力，使其習慣於將自身與大眾文化進行主動切割和自然疏離，從而忽略了二者的根脈關聯性，弱化了彼此的思想信任度。進入對等傳播時代后，下裡巴人的大眾文化不僅能夠利用社會化傳播平台自得其樂，而且在信息擴散的領域裡開疆拓土、設置議程、營造輿論，玩得風生水起，在一定程度上擠壓了精英文化的存續空間，弱化了精英文化的統領地位，使得長期高度自信的精英文化，因影響力此消彼長，致危機感與日俱增。而且，出於對精英文化刻板風格和陳舊套路的反感或敵視，大眾文化往往挾銳利之氣和清新之風主動出擊，頻頻發難。紛爭，於是不可避免。

利益層面的權益維護與權力庇護之爭。

隨著現代化進程的不斷加快，國人的權益意識普遍覺醒，但轉型期社會客觀存在的公權肆意侵害私權、公權力濫用、公權力不作為等現象，則不斷刺激著社會大眾尤其是知識階層和草根人群的敏感神經。於是，許多偶發的侵害私權個案，在經過社會化媒體加工披露后，總會在數個輿論場持續發酵，攪動社會焦躁情緒，進而引發社會力量對於公權力的質疑、撻伐、圍攻和挑戰，讓公權力因此蒙羞，形象不斷受損。

語境層面的訴求表達與意念灌輸之爭。

改革開放使得人們訴求表達的渠道和空間得以拓展，整個社會的公共話語環境因此發生根本性變化，掩蓋與公開、禁言與擴散、封鎖與知情、言路阻塞與自由表達，一系列輿論交鋒大戲的背后，掩藏的是不同輿論場之間敘事方式和表達態度的巨大鴻溝。在重要話語平台上，在面對重大公共事件和特殊敏感話題時，誰來說、何時說、說什麼、怎麼說，對立和紛爭明顯存在，且不時呈現出嚴重失衡的狀態。在重大突發事件和公共安全事件的信息披露中，社會化媒體主導的民間輿論場正在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而官方信息發布或因時間滯后，或因措辭生硬，或因避實就虛，或因語焉不詳，往往廣受詬病，使得民間輿論場傳播的所謂“謠言”，時常成為“遙遙領先的真言”。這種局面如果長期持續，將嚴重損害權力機關和官方媒介的公信力。

空間層面的草根舞台與主流陣地之爭。

不同輿論場的攻防之間，目標是陣地，依托也是陣地。現今各輿論場間相對割裂的信息傳播通道和輿論生成陣地，源於彼此迥異的傳播方式，以及互不兼容的領地式傳播活動平台。於是，不同輿論場之間或彼此漠視，不相往來﹔或彼此敵視，對攻互掐。各方在自己相對獨立的輿論空間裡，要麼封閉起來唱獨角戲，要麼敞開大門搞攻訐戰，使得本就匱乏的輿論場互動，呈現為扭曲的對抗形態。攻防轉換，陣地得失，被無端拋棄的是包容和責任。

心態層面的固守殘局與求新求變之爭。

媒介生態和傳播格局的急劇變化，不僅催生了一大批社會化傳播的精銳力量，也培育了更多的參與者和追隨者，他們在求新求變的積極心態中酣然享受著信息生活的饕餮大餐。而作為主流輿論營造者和引領者的精英群體，卻對這種信息傳播的革命性變化認識不夠、准備不足、應對不力，缺乏靈活與變通，顯得被動與生硬。順應變革大潮，我們的管理機構和傳統媒體理當擺正心態，調整策略，自覺應對新變化，力爭引領新風尚，積極主動地參與並引導輿論場格局調整，在破殘局中開新局。

思想層面的個體自由與集團控制之爭。

輿論場之爭的核心和根源，是不同階層、不同人群的思想觀念之爭。當下日漸開放的社會環境，讓民眾自由表達的意願空前高漲，但自由表達的尺度怎麼界定、如何掌控，既是新課題，也是新難題。在鬆綁集團輿論控制力的同時，如何盡可能滿足公眾的知情權、表達權、參與權和監督權，能否有效遏制絕對自由主義、極端個人主義情緒的肆意宣泄，考驗著各方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