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動與沖突：新媒體時代跨文化傳播行為研究

摘 要：近年來，從Facebook在全球社交網站中的受歡迎程度可看出，新媒體技術支撐下的“虛擬網絡平台”在跨文化傳播領域發揮的作用已是顯而易見，隨之而來的各民族、各種族、各國家之間的文化交流、文化碰撞、文化沖突與文化融合也逐漸引起了學者們的關注。本文試圖通過對Facebook上跨文化傳播關系的建立過程、運行原理的分析，歸納出Facebook上的跨文化傳播的特點，總結出Facebook在跨文化傳播互動與融合中的積極作用，並呼吁用戶警惕其在“語言霸權”和“文化輸出”方面的消極意義。

關鍵詞：Facebook﹔跨文化傳播﹔互動與融合﹔語言霸權﹔文化輸出

根據我國跨文化傳播學者孫英春的觀點，“所謂跨文化傳播，就是不同文化之間以及處於不同文化背景的社會成員之間的交往與互動，涉及不同文化背景的社會成員之間發生的信息傳播與人際交往活動，以及各種文化要素在全球中的流動、共享、滲透和遷移的過程。[1]”近年來，從Facebook在全球社交網站中的受歡迎程度可以看出，新媒體技術支撐下的“虛擬網絡平台”在跨文化傳播領域發揮的作用已是顯而易見，隨之而來的各民族、各種族、各國家之間的文化交流、文化碰撞、文化沖突與文化融合也逐漸引起了學者們的關注。

一、Facebook上跨文化傳播關系的建立

文化的概念在學界可謂多種多樣。而在基於Facebook這個社交網絡平台的跨文化傳播過程中，文化則以信息的形式存在，這種信息或隱或顯的表現在傳播主體與傳播客體的語言和行為裡，彰顯著特定族群的生活經驗和價值認同。它以語言符號為基礎，以社交網絡為平台，以群體成員之間的互動與交流為紐帶，在特定文化圈與族群圈之間相傳，並隨著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而發生變化。

愛德華?霍爾在《沉默的語言》一書中認為“文化即傳播，傳播即文化”[2]。吳予敏則認為“文化是由特定傳播媒介所負載、並由人們設計的傳播結構加以維護、推行的社會價值觀念體系，以及由傳播網絡限定的社會行為模式”[3]。根據這個定義，吳予敏相應地把傳播界定為“社會賴以存在發展的通訊、交流形式和文化的信息儲存、放大、刪減、封鎖的活動機制”。Facebook社交網絡平台上的跨文化傳播實現的過程，實際上就是一定的傳播主體（用戶）通過言語、圖像、文字、體態等符號系統，傳遞知識、交流情感、表達意願，使得受眾受到影響的過程。這些受眾既包括與傳播主體文化背景相近、文化身份相同的人，也包括與傳播主體文化身份不同、文化背景存在明顯差異的人。

二、Facebook上跨文化傳播運行原理：六度分割理論

1967年，哈佛大學的心理學教授Stanley Milgram（1934∼1984）創立了“六度分割理論”，英文譯作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其核心觀點是：你和任何一個陌生人之間所間隔的人不會超過六個，也就是說，最多通過六個人你就能夠認識任何一個陌生人。這就是六度分割理論。

Facebook的發展實踐並驗証了“六度分隔理論”的意義和價值。在Facebook網站，傳播個體的社交圈會通過朋友、甚至朋友的朋友而不斷地擴大和重疊，並在最終形成更大的社交網絡。比如在Facebook上，有根據相同話題進行凝聚的話題討論論組，有根據愛好進行凝聚的娛樂群組，有根據教育經歷相同凝聚的學習群組等等。這些群組成員在現實世界裡可能相隔萬裡，但在卻可以因Facebook而相互連結、相互影響甚至相互改變。這些社交群組內的成員有著相同興趣、愛好、教育背景和地理區位，在長期的互動和交往中逐漸演變成一個具有共同信仰、共同文化背景和文化心理的文化圈。

Facebook的網絡結構主要包括4 個方面組成：用戶、內容、社會網絡、工具。這種結構通過建立低門檻的參與方式，使用戶能夠簡單方便地貢獻內容，又通過訂閱機制幫助個人運營社會網絡，建立“滾雪球”式的反饋模式，有效形成了誘發網絡效應的機制。從社交網絡服務的內涵來看，Facebook的本質是將現實中的社會圈子模擬移植到網絡上，依據不同的屬性和愛好建立和拓寬個人社交網。而推動這種個人社交網建立的深層原因，則是群體成員間的文化認同，它的核心是群體成員使用相同的文化符號、遵循共同的文化理念、秉承共有的思維模式和行為規范。比如在中國Facebook平台上，現在定居美國的香港男孩Victor和旅居澳洲的香港女孩Aimee通過Facebook認識並結為好友，二人皆因為生活在異域他鄉而孤單，懷念家鄉的朋友，又因為彼此都是香港人，有著相同的文化背景而成為朋友。但通過他們的互粉記錄和留言互動來看，二者在Facebook上討論的話題涉及好萊塢大片、美國爵士樂、澳洲大學教育大堡礁等。這是亞洲文化、北美文化和澳洲文化在Facebook上的溝通與互動。由於二人的個人主頁均設置為“對外開放”，因此，Facebook平台上的每一位瀏覽Victor或Aimee個人主頁的人，都會看到他們的談論話題甚至接受他們的思想觀點。這是一次傳播主客體集體無意識的跨文化傳播活動，但卻得到了傳、受雙方甚至多方的互動與參與，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這些異質文化的影響。從這個層面上來講，基於六度分割理論的Facebook社交網站，在跨文化傳播的過程中扮演著十分積極的推動作用。

三、Facebook跨文化傳播的互動與融合

1.身份認同與民族認同。社會心理學認為，群體是人們在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基礎上形成的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集合體[4]。在社交網站Facebook平台上，人際交往是用戶進行其他活動的基礎，大家聚在同一個社交網站中是為了尋找朋友、朋友的朋友、甚至是志趣相投的新朋友等。用戶之間以及用戶個體與群體之間的聯系是廣泛且緊密的，有著一定的必然或者偶然的認同基礎。在Facebook中國網站上，一位從小就旅居德國的台灣女性Androm?de和一位台灣男性Kevinviviyaya在Facebook上互為好友。外派到廣東清遠學習的Kevinviviyaya於2011年中秋節其個人主頁上記錄到，“遠在海的另一邊……在即將到來的中秋佳節，今年讓我深深感受到，月是故鄉明的離愁，還好有你們這些朋友說說話，也祝福好友們一切如意，要什麼有什麼，來自廣東清遠Kevin的祝福。”Androm?de在后面發表了祝福留言，並表示對故鄉中秋佳節的喜愛。這是一種粉絲之間的相互認同，既包含著對文化背景的身份認同，也包含著對華夏兒女的民族認同。

2.語言認同和語言多樣化。傳播是從語言開始的。語言差別是不同文化最重要的區別之一，是同文化傳播與跨文化傳播相區別的顯著標志，也是跨文化實踐最大的障礙之一[1]。在Facebook社交網絡平台上，不同語言的文化群體是普遍存在的。以Androm?de的個人主頁為例，Androm?de本是台灣人，旅居德國，她的個人主頁是在大體框架是中文簡體字。但從她的Facebook留言板上，我們可以看到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四川綿陽的hmilyseven（中文名叫任正勇）與她對話時說道：“很久以前就想問你個問題，你能看懂簡體中文嗎？”Androm?de回答道：“一部分，很多，基本上，應該可以。”hmilyseven隨后跟帖道，“那以後還是用繁體的好了，你們那邊對傳統文化的繼承比大陸這邊好多了。”從上例中可看到，通過Facebook平台，在一個純粹的個人用戶主頁上，出現了三中語言，即中文和英語和德語。其中在用中文溝通時，台灣女孩與大陸用戶在簡體中文和繁體中文之間進行著語言轉換。這是一次漢語言體系內部的沖突與融合。而在與美國人溝通時，Androm?de在中英文之間作著積極的語言切換，她一邊用英語交流，一邊用漢語提問，值得高興的是，美國人goerobert883也在這兩個語言體系裡游刃有余。

四、Facebook平台上跨文化傳播的消極意義

1.語言霸權蔓延。Facebook之所以能在全球137個國家暢行無阻，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英語的全球主導權。即使在一些官方語言非英語的國家和地區，這些使用Facebook的用戶大多都受過良好的教育，有一定的英語基礎，雖然他們在與國內用戶互動的時候用我們國家的母語——漢語進行溝通與互動，但在與大多數外國人互動和分享活動的時候，基本上都是以英語為交流紐帶。在Facebook平台上，這已經形成了用戶交流時的一種潛意識，一旦互動的內容具有跨文化性質，大家都會不約而同的使用英語來對話。盡管Facebook進入一個新的異質文化圈時會主動採取一些本土化措施，但在語言上的掌控權卻似乎絲毫沒有退讓。Facebook平台上的這種語言霸權，在某種意義上說，除了設計者本身在平台架構和語言版本等技術層面有“人為”操作之外，更多的是基於全球英語普及的語言環境所致。

2.技術操控下的“文化輸出”。盡管Facebook信息傳播網絡化給人類的交流和互通帶來了極大的便捷性，但它使人們在感受世界正在變成一個“地球村”的同時，也不得不面對一個無奈的事實——這是一個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國文化統治的信息世界。在傳播技術層面，因特網在中央處理器方面佔有絕對的優勢，而微軟在操作系統和大型應用軟件方面更是一枝獨秀。而在傳播媒介層面，Facebook具有著先入為主、先發制人的絕對優勢。這些方面的優勢使美國在世界信息化的過程中成為了當之無愧的盟主。更重要的是，美國除了在信息產品方面具有巨大的優勢外，它還具有語言上的優勢，雖然有多個語言版本，但英語是唯一通用的，而且是基本的語言。而語言本質上就是文化的表達，因此懂得語言的前提就是懂得文化背景、道德觀念、價值觀念等，這就無形中加速了文化的滲透，而這種潛移默化的積累達到一定程度就會使民族文化發生無形的改變。因此，有人擔心世界文化將趨向於一體化，甚至可以說是美國化。辯証地說，以Facebook網絡平台來進行跨文化傳播對各國固有的民族文化的發展，既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基於Facebook平台架構下的跨文化傳播活動，以其獨特的實踐形式向我們表明，在傳播技術高度發達、傳播平台高度開放、傳播范圍無限延伸的全球化媒介生態環境下，學界對跨文化傳播研究的視角應該有所調整。作為這一領域的關注者與研究者，我們的研究思路應該更加開闊，研究路徑應該更加寬廣。傳統的跨文化交際與跨文化活動的確應該是我們關注的重點，但新媒體時代的跨文化傳播學者，應該把包括Facebook在內的新型社會化媒體納入我們跨文化傳播研究的結構框架之內。這類社會化媒體帶來的跨文化溝通與融合，一方面使全球社會信息化向著各民族多元文化的共同繁榮理性目標邁進，另一方面，也為語言與文化霸權滋生了繁衍的土壤。因此，如何在社會化媒體平台上更好地掌握跨文化傳播的主動權，除了需要新媒體技術研發者重新組合、規劃並建構一個更加適合我國文化對外傳播的傳播架構之外，還應積極主動地加強社會化媒體的綜合管理，促進社交網站用戶共同心理特征的形成，增強社交網站用戶群體的認同感和穩定性。

 （作者系：湖北大學 文學院）

參考文獻：

[1] 孫英春.跨文化傳播學導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第1次版.

[2] 愛德華?霍爾著.劉建榮譯,沉默的語言[M].上海人民出版社.

[3] 吳予敏.傳播與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4] 羅石編著.社會心理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