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諜影重重》三部曲的文化探析

摘 要：《諜影重重》三部曲作為近十年中最成功的系列影片之一，已然成為好萊塢動作片的新經典。影片除了不落窠臼的人物塑造、碎片化的動作剪輯、紀實風格的拍攝手法等方面為人所稱道之外，故事內部蘊含的有關“主體性”的文化課題也為理解本系列電影、理解當代文化提供了別樣的維度。本文便以主體問題為出發點，通過對該系列電影進行一種福柯式的解讀，試圖發掘出電影在表層敘事下隱含的對當代人類主體困境的隱喻。

關鍵詞：諜影重重﹔福柯﹔規訓﹔身份﹔主體性

故事從一場失憶開始，中彈的特工被漁民救起，蘇醒后的他全然不記得自己是誰，身處何地。隻有嵌在皮膚中的紅外線設備，投射出一個蘇黎世銀行的賬號。憑借著這個賬號，他知道他以杰森•伯恩為名，並開始了一場險象環生的尋找身份之旅。

故事的結局，杰森•伯恩找回了自己的身份，卻拒絕接受作為一個“殺人機器”繼續使用這一身份，而最終逃逸。故事的架構看起來像極了一部成龍電影《我是誰》，都是失憶的特工尋找身份的故事。但事實上，兩者在文化上卻有著截然不同的意涵——前者更多的指涉了香港身份的歸屬疑惑，而后者除了表現與國家權力機關的對抗外，更著重於主體問題的探討，即“自我的認知與同一”。

一、規訓的身體

杰森·伯恩絕世的身手、利落的作風使他作為美國中情局間諜的這一角色形象大放異彩的同時也使人清晰地認識到要想擁有如此強大的體能與技能，身體就必須經過最為嚴苛的訓練。福柯曾經在他的經典著作《規訓與懲罰》中對身體規訓有著精准的描述：“古典時代的人發現人體是權力的對象和目標，這種人體是被操縱、被塑造、被規訓的。它服從、配合，變得靈巧、強壯。《人是機器》這部大書是在兩個領域同時撰寫的。一個是解剖學——形而上學領域。另一個是技術——政治領域。[1]”在他的描述中，身體是馴順的，它既可以被解剖又可以被操縱、使用改造和改善。它們是政治玩偶，是權力所能擺布的微縮模型。所以我們才能看到，失憶后的伯恩在對自己身份茫然的同時，卻本能地運用被訓練過的身體，使用各種格斗技能。這似乎在說明，權力對身體的操縱是根深蒂固的，無論是否自覺，隻要身體接受過規訓，就會無意識的遵循規訓的法則來使用身體。

如果我們將《諜影重重》三部曲按照時間的線性順序重新排列，那麼會發現失憶之前的杰森·伯恩對美國權力機關是深信不疑的。他接受了中情局的秘密訓練，以報效國家、拯救美國公民的生命為目的，自願加入了暗殺計劃，甚至為表忠誠，在上司面前槍殺了一個他素昧謀面的人。

此時的戴維·韋伯，也就是之后杰森·伯恩，不僅身體被規訓了，用阿爾都塞的話說，即是“意識形態將個體詢喚為主體，並使主體的‘觀念’存在於他的行動之中。[2]”意識形態支配了他的思想，他的思想又支配了他的行動，於是成為了一個“價值3000萬美元的武器”，服從，是他唯一堅守的法則。

福柯認為，制定紀律就是建立了一種權力關系，這種權力機制不僅讓身體變得有用更重要的是使身體變得更加順從，一種嚴格的征服關系油然而生。被這種權力關系征服的伯恩，其實一直生活在他所要殺的都是“危險的、該死的人”這種簡單的二元對立的觀念中。

然而現實的情況卻是，每次執行任務時總有無辜的人受害，而他要暗殺的對象，也未必真的該死。這時一種人性良知與紀律之間的沖突轟然降臨，使得伯恩心中那“自身代表正義”的觀念逐漸瓦解，直至崩塌。所以，在刺殺翁博希時，本來能夠獲得成功的伯恩，看到了孩子無辜與無助。掙扎良久之后，竟放棄了刺殺，致使計劃完全失敗。

違反了紀律，破壞了契約關系就必然會遭受懲罰，這也是整個故事最初的動力。“犯罪使個人處於整個社會的對立面。為了懲罰他，社會有權作為一個整體來反對他。[1]”在影片中，因為伯恩的失誤導致計劃失敗，又因為伯恩的存在成為了暗殺組織的威脅。當整個中情局都站在了他的對立面設法對其進行懲罰時，懲罰的方式便是毀滅他的身體。對身體進行懲罰的歷史幾乎可以和人類的發展史等長。

雖然，懲罰制度在當今社會中已經逐漸脫離了粗暴與血腥，但征服人的意志必先征服人的身體的本質沒有變，拘留、禁閉、監獄仍對身體及其力量產生著強大的征服效果。於是，我們在電影中看到了各種毀滅伯恩身體的方式：槍殺、肉搏、爆炸，隻不過身手矯健的伯恩總能制服對手並逃脫懲罰。

二、消解的主體

笛卡爾的主體哲學建立了人的主體地位 [3]，而馬克思主義哲學卻認為個人主體的確立是圍繞著社會展開的。尼採曾聲稱“上帝死了”，意味著永恆的規則與信仰的消失，而后現代的視野中，所謂主體只是一個虛構的神話並不真實存在，存在的僅僅是主體性而已。

這正是《諜影重重》系列電影所要討論的。身為特工的杰森·伯恩一開始被美國國家意識形態詢喚為主體，服從權力的一切規訓，自願淪為殺人機器而不自覺。然而這種主體，只是一種想象性的主體，是被意識形態操控的主體。他作為個體真正的主體性其實已經被剝奪了。如同我們身處的世界，每個人似乎擁有著選擇的自由，可以根據自己的意願做或者不做一件事，成為或者不成為一個怎樣的人。但真相是我們的每一次選擇都包含著權力的駕馭。從嬰兒能從鏡子中識別出自己的那一刻開始，思想已經開始被構建了。理性、平等、自由只是一種知識型的產物，並非本質的存在。

《諜影重重》第三部中有一個著名的場景——知道“黑石楠”計劃內情的“衛報”記者一直被中情局跟蹤，伯恩卻想與記者取得聯系獲取有關真相的信息，於是一場長達13分鐘的貓鼠游戲在人聲鼎沸的滑鐵盧車站展開。快速移動的鏡頭、凌厲的剪接以及扣人心弦的節奏自然為人所稱道。但更重要的是，在這段鏡頭中我們可以發現無處不在的監視，180度旋轉的攝像機，衛星追蹤器還有大批特工機敏的雙眼，三者交替互換形成一個全面監視的場域。這令人聯想起福柯所描述的全景敞視監獄——一座滿是大窗戶的瞭望塔坐落於中心位置，四周是一個環形建筑，圍繞著瞭望塔。環形建筑被分成許多小囚室，每個球是都貫穿建筑物的橫切面。各囚室都有兩個窗戶，一個對這裡面，與塔的窗戶相對。通過逆光效果，瞭望塔中的人可以看清楚對面囚室囚犯的一舉一動，而從囚室卻全然看不到瞭望塔內部[1]。這樣的主要效果就是對被囚禁者造成了一種有意識的和持續的可見狀態，從而確保權力自動地發揮作用。

這似乎是一個當代現實社會的寓言，隨著科技的發展，世界全面網絡化、信息化、影像化。現代人的生活到處充斥著各種監視器，放置在公共場所各處的攝像頭、個人的影像設備、來自他人的凝視都時刻令人處於監視之中，而証件、指紋、DNA甚至一個網絡賬號都能夠暴露人的身份。這無疑加速了地域間的聯系和個人的安全保障，但它也使想要逃離監視成為一種不可能。在這種無可逃避的監視中，一種持續的監視狀態在人的內心產生了。即便周遭沒有人監視，人們也會形成內在的自我監視力，將不便展示的行為主動過濾。一種虛構的關系自動地產生出一種真實的征服。於是，主體被消解了，死亡了。主體不可能是意義的源泉, 不是能決定自己的意圖和支配自己生活的自由的存在物, 而是話語、結構和權力關系的產物, 思想和行為都受到社會力量、機構的制約[4]。

三、迷失的身份

特工這個職業本身蘊含的身份問題既復雜曖昧又神秘模糊——他擁有多重表象身份，真實身份卻無跡可尋﹔他將權力機構作為身份的歸屬，但遇到問題時卻得不到保護與承認。所以這種充滿了戲劇性張力的職業，成為了好萊塢一直以來愛不釋手的靈感源泉。如同《諜影重重》的直譯英文名《伯恩的身份》，電影中杰森·伯恩的主體問題主要表現為身份問題。

福柯理論認為主體已死，“危機”隨著人在對自身產生質疑而來。而伯恩遇到的“身份危機”恰恰是“危機”的一個側面。從他喪失身份的那一刻起，便陷入了一種茫然無措、無所依靠的人生窘境。頭痛、噩夢及情緒化都在不斷折磨著他本就脆弱的神經。隻有當他對自己的身份逐步清晰時，他的果敢、智慧與高超的技能才愈發彰顯，這是身份本身給人帶來的歸屬感與安全感。然而身份問題並未就此終止，明晰自己身份的杰森•伯恩卻在認同上產生了危機。作為一個暗殺計劃失敗的幸存特工，他的特工身份不僅沒有得到認同反而招來殺身之禍，而作為他自身則更加不認同曾經擁有的“殺人機器”身份。身份所指的兩種取向：自我的識別和同一﹔自我社會地位的辨識。前者是一種自我內在的認知，后者是社會意義上的群體性認同。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杰森•伯恩，實際上在兩個意義層面上的身份都迷失了。

事實上，伯恩的“身份危機”只是現代人所普遍面臨的“身份危機”的一種戲劇性象征。現代人在權力的操控下，為了不被“懲罰”，便不得不以權力所要求的方式來構建自己的身份。財產、社會地位、品味喜好甚至生活習慣都有一個統一的標准。權力雖然以非強制的面目出現，但這種隱形卻強大的力量造成的“懲罰”卻是真實的。高速發展的交通和通訊技術將空間感抹平，所謂的地域性不復存在。於是個體對自我和他人的區別便產生了障礙，加劇的自我懷疑導致了“身份危機”的出現，現代人普遍存在的焦慮感隨之而來。

然而，伯恩的失憶可以看做是一次重生。雖然影片用了三集的篇幅來描述伯恩如何重新找回自己的身份，但找到真相的他最終卻放棄了杰森•伯恩的身份，重新叫回自己原本的名字——戴維?韋伯，確立了自己的主體性。這與原版小說有很大差別。小說中，伯恩在找回自己的身份之后，仍作為特工繼續為中情局賣命。這種差異的有趣之處在於，小說中的伯恩即便意識到主體性的喪失，但最終仍屈服於權力，接受了這種不平等的權力關系。而《諜影重重》卻讓伯恩成功潛逃。雖然這個開放式結局並沒有直白的告訴觀眾伯恩是否仍需要面對強大的權力機器。但可以看到伯恩自身對權力的對抗以及對主體性的追求。

《諜影重重》三部曲作為一套風格統一、情節連貫、敘事完整的好萊塢動作劇情片獲得了巨大的成功的同時，其在文化思考上也做了一次有益的嘗試。雖然因其包裹著商業電影的外觀，而未能對“主體性”問題進行更深遠的探討，但就影片目前所展示出的信息而言，還是部分指涉了福柯對權力與身體、權力與主體、權力與身份的議題，以引發更深入的思考。

 （作者系：北京電影學院 電影研究所）

參考文獻：

[1] (法)米歇爾·福柯著.劉北成,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M].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

[2] (法)路易·阿爾都塞著.李恆基,楊遠嬰譯.意識形態與意識形態國家機器[A].外國電影裡論文選[C].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

[3] 陶家俊.身份認同導論[J].外國文學,2004(2).

[4] 趙彥芳.主體的死亡與復活——福柯生存美學的審美主體及其當下啟示[J].揚州大學學報,20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