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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尋最具解釋力的學術體系——

訪中國傳媒大學教授胡正榮【2】

陳娜

2013年11月14日13:48    來源:新聞愛好者    手機看新聞

“學術研究就是尋找最具解釋力的框架和方法”

胡正榮曾經把自己的學術道路劃分為三個階段:1986年至1995年是受到“傳播學召喚和學術起步”的幾年﹔1996年至2003年是完成博士學位攻讀並且在國際視野的推動下實現“學術研究上路”的關鍵性進階﹔而2003年以來則被他稱為是“遠未完成的國際化”。對於第三段依舊在路上的征程,胡正榮對自己還有著更細致的解讀。

“如果細分的話,2003年至2006年應該算一個吸納、咀嚼、回味的階段。我開始把在國外學習到的東西應用到我的研究中去,所以這個階段中我發表的一些論文和我過去的學術立場都不太一樣,我自己也認為我的學術視野變寬了。”正是在這幾年間,胡正榮先后發表了若干具有轉折意義的代表作,包括2003年的《后WTO時代我國媒介產業重組及其資本化結果——對我國媒介發展的政治經濟學分析》(注:發表於《新聞大學》,2003年秋季號),英文論文The Post-WTO Restructuring of the Chinese Media Industries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Capitalization (注:發表於Journal of the European Institute for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2003,Vol.10.4),以及2005年的《我國媒介規制變遷的制度困境及其意識形態來源》(注:發表於《新聞大學》,2005年春季號)等等,這些文章的出爐真實反映了胡正榮在理論框架的融合與創新方面所做出的嘗試以及他對日益明朗的學術理想所付出的努力。

“剛開始讀博的時候,我也是什麼熱研究什麼,沒有形成自己的一套理論。2003年從加拿大訪學回來以后,對批判學派的東西開始接觸比較多,所以后來做研究的時候,我的框架基本上都是從批判的角度來做,大部分採納了政治經濟學的東西。但是與此同時,我也不排斥意識形態分析,也不排斥文化研究。我認為學科是交融的,研究方法是交融的,框架體系同樣如此。做社會研究絕對不能單一化,必須要多視野、多角度地分析問題,所以對我來說,有解釋力的東西我都要用。”

“為什麼說國際化的階段仍是未完成的呢?就是因為我前面提到的反思問題。我已經吸納了國際化的一部分東西,雖然不能說很成熟或老道,但我總在想:我吸納的這些東西是否管用,當它不管用的時候我們應該怎麼辦?畢竟,傳播學的研究是要有地方性特點的,將西方通用理論當作一把能開所有鎖的鑰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考慮的是,能不能有一套框架和體系,可以對中國的現實做非常有力的解釋。應該說這是2006年以后我一直在思考和尋找的東西,但是還沒有答案。不光是我沒有答案,世界各地的學者們都沒有答案。所以,學術研究其實就是不斷尋找對現實最具解釋力的一套框架和方法,而這恰恰是最令我困惑的。”

實際上,這個令胡正榮感到困惑的問題還有著更為深刻的背景。“新聞傳播學的研究就各國來說體系是不一樣的,你不承認都不行。這和我們了解傳播學有批判學派和經驗學派的區別是相似的。像美國以實証為主,非實証的他們根本看不上。而歐洲有文化研究學派、政治經濟學派,他們卻認為並非一切都可以測量。再比如法國的后現代和德國的后現代也都不一樣。經濟學裡同樣有芝加哥學派、凱恩斯學派。心理學還分實驗心理學、精神分析等。西方僅僅政治理論就有很多,包括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還有女性主義、環境主義、自由主義、保守主義等。所以說,世界上沒有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學術體系,沒有的。”胡正榮認真地說道,“如果說哪個國家的新聞傳播理論已經有現成的東西,並且做得很成熟,我們就直接拿過來用,這絕對是自我矮化和 奴化,反而不是科學的態度。”

“所以,雖然不可否認各國文化之間有相通之處,但是任何文化和經驗也存在著本土差異。誰敢否認地方性經驗和地方性知識是不存在的,我認為那就不是一個嚴謹的學者。”胡正榮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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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趙光霞、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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