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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尋最具解釋力的學術體系——

訪中國傳媒大學教授胡正榮【3】

陳娜

2013年11月14日13:48    來源:新聞愛好者    手機看新聞

“我們這一代人的使命是鋪路”

胡正榮對於個體命運和時代環境之間的關聯時刻保持著清醒的認識,這很容易讓人感受到他發自內心的謙謹與自持。他曾說,他個人的發展受惠於難得的歷史發展機遇,他在事業上施展才華的20年,正是北京廣播學院大發展的20年,是中國媒體大發展的20年,也是中國社會大發展的20年——“我出生在一個很有利的時代,簡單說,就是生逢其時”。

“我是一個很幸運的人,當然也不排除個人的努力,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是很勤奮的,因為不時刻准備著,機會來了也不會屬於你。但是我幸運的地方就在於,我進入這個圈子很早,上大學就對這個領域有興趣。我第一次參加全國傳播學研討會的時候(注:1993年6月,第三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由中國社科院新聞研究所與廈門大學新聞傳播學系在廈門聯合主辦),算是年齡最小的。當時與會的包括戴元光、段京肅、李彬、郭慶光、張國良等,我和他們的年齡小的差六七歲、大的差十幾歲,所以說我很幸運很早就進入了這個圈子。當然,在我眼裡,我們都不是第一代傳播學者,北京廣播學院的苑子熙、中國人民大學的張隆棟、復旦大學的鄭北渭,這幾位老師真的是在國內三所高校裡最早引介傳播學的。我們不能苛求那一代人的知識結構怎麼樣、外語水平怎麼樣,雖然他們並沒有做深入的研究,但最起碼他們那時候已經開始介紹了,我始終認為一定要尊重老一代學者。”

正如他所說的,從1978年傳播學正式引入中國算起,早期的傳播學研究者為學科的建立和傳播學教育的開啟立下了汗馬功勞。這些人當中,除了胡正榮所提到的苑子熙、張隆棟、鄭北渭幾位元老之外,還包括復旦大學的陳韻昭,中國人民大學的林珊,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的張藜、徐耀魁等一批資深學者,並且逐漸形成了南北呼應的兩大學術陣地和幾個具有代表性的學術共同體。作為老一輩領軍人物,他們對早期中國傳播學的貢獻可謂功不可沒。

說到這裡,胡正榮用了一個非常形象的比喻:“如果上一代人完成的使命是引介的話,我們這一代人的使命就是典型的鋪路。我們不指望馬上就建高樓大廈,因為我們這代人由於自己的學科背景、學識經驗各方面的原因,只是在引介的基礎之上做了鋪路的工作,也就是使傳播學在國內先初步建立起來了,並且確立了它的學科地位。但至於是不是奢華、有沒有修飾,那個先不談,我們的使命就在這兒了。所以說,如何讓傳播學更有實力、更加豐富,並且被社會科學的其他學科認可,我們還有一段很長的路程,這需要下一代來完成。”

“做一個對社會有直接干預的學者”

對於“學者”這個身份,胡正榮對自己有著非常明確的詮釋與定位:“每個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但是從我個人的角度來說,我願意追求做一個對社會有直接干預的學者。我想,即便是出世的學者,他們也是希望對社會有干預的,尤其是做社會科學。沒有書齋裡的政治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至少我個人的價值判斷是,傳播學者還是入世一點好,要能對這個社會的傳播行為、傳播框架起到一種積極推動的作用。”

或許正因為此,胡正榮所承擔的研究課題都保持了對媒介現實積極推進的一貫傾向,例如1996年立項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廣播電視(含有線台)管理研究”,1999年和2000年分別主持的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項目“廣播電視發展戰略研究”與“西部開放中的廣播電視發展戰略研究”,2000年國家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北京廣播學院廣播電視研究中心重大項目“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的廣播電視發展戰略研究”,以及2002年再次獲批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重點項目“21世紀初我國大眾傳播媒介發展戰略研究”等。“做一個積極入世的學者”,這在胡正榮的學術人生中並非一句功利的表態,而恰恰是他用一以貫之的堅持和真才實干的鑽研來兌現的承諾。

“因為這樣一個價值取向,所以在做研究的時候,我也傾向於做這樣的課題。雖然我也不排斥做純學術的研究,但是這些東西更能對當下中國的傳播實踐產生干預。盡管媒體、政府不見得會完全採納我們的建議,但是這對他們的決策或多或少會有一點影響,所以我覺得這至少是我們當下這一代學者應該做的事情。”

說到這裡,胡正榮聊起曾經的幾段經歷。“我們早些年做過一個研究海外傳媒集團的課題,還有后來給總局做的一兩個項目,這些中宣部領導都作了批示,當時的中宣部副部長徐光春把我們叫過去談話,讓我們感到他們願意傾聽不同學者的聲音。此外,我們也參與過很多總局的決策過程,比如他們要對某一類節目進行管理之前,也會聽聽我們這些學者的意見。包括我們對地方媒體也做過一些特別有針對性的研究,像內部改版、組織結構調整,甚至全媒體架構等。后來我們發現其他一些台也在按我們的模式做。慢慢地你就會認識到你的研究不敢說改變,但起碼是能幫助現實向前推進一點。我覺得這樣挺好,作為學者,應該有干預社會的使命,盡管不敢說這是唯一的,但也是應有的使命。”

“不要把學術的批判性帶到工作和生活中”

除了學者身份之外,胡正榮還一直承擔著繁重的教學管理任務。1994年,28歲的他出任北京廣播學院新聞系副主任﹔1998年,還在攻讀博士學位的他升任校教務處處長﹔2005年,改任校研究生院常務副院長﹔2006年,不惑之年的他正式擔任中國傳媒大學副校長,而在此之前,他還以34歲的年齡被譽為中國傳播學界最年輕的博士生導師。毫無疑問,胡正榮最令人驚嘆的,還有他多元身份的整合智慧。

“在很多場合我都說過,做管理者和做學者,在很多情況下是極端沖突的。做管理者要學會圓潤,要協調和處理好矛盾,要懂得平衡,還有的時候要有時間設計,注重輕重緩急,管理工作是需要技巧的。而學者卻不是這樣,學術研究要求一針見血,要對現實有及時反應。學者必須非常獨立、非常批判,見到不順眼的必須說出來,這與管理者有很大的差別。總而言之,管理者是處理矛盾的,而學者是發現矛盾的,所以游走在這兩個角色之間,有時候會有快分裂的感覺。”胡正榮笑道。

“好在我28歲就當新聞系副主任了,在這方面還有些磨煉。我的原則就是做事不琢磨人,尤其在行政管理崗位上,我始終給自己這樣的定位。某種意義上我更傾向的是能不能把事兒做成,以事為本、就事論事,找到症結、不扯閑話。所以我喜歡用簡單的方法去處理一些問題。”

除此之外,胡正榮還談道,“我覺得還有一點特別重要,就是要保持一個好心態。好心態就是要寬容一點、豁達一點、開放一點。千萬不要把學術的批判性帶到工作和生活當中,我一再說這句話。其實一個好的學者往往就是學術是學術、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學者一定要在學術上保持高度的批判、高度的敏銳、高度的一針見血,但如果在日常生活中這樣,就無法與人相處、跟人生活。所以我一再強調不要把學術的批判性帶到生活和工作裡來,只是這點並不容易做到”。

胡正榮是一個很特別的人,他的語言表達和他的行事風格一樣:精准、高效。盡管他一直以國際化和前沿性的高標准不斷審視並反思自己的學術道路,但是即便今天再翻看他十余年前接受的訪談和撰寫的文章,仍然不得不佩服他敏銳的洞察力和富有創見的高瞻遠矚。這源於他的眼界,更得益於他的智慧。

訪談的最后,胡正榮不忘談到對年青一代的期待:“第一是要國際化,當你擁有全球的視野和眼光的時候,很多問題便會一覽眾山小﹔第二是要接觸中國的現實,你不了解中國,又怎麼能做中國問題的研究呢?”

他頓了頓,說:“簡單地說,就是既要頂天,也要立地。”

這是他的期盼,也是他的寫照。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當代杰出新聞學者口述實錄研究》的階段性成果之一,項目批准號:10CXW001﹔特別鳴謝天津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2011級學生李慧琪為本文整理原始錄音素材)

(作者為天津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講師,復旦大學新聞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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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趙光霞、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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