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中國傳媒大學教授胡正榮

倫敦北郊的海格特公墓，長眠著一位偉人：卡爾·馬克思。在他陵墓下方的碑石上鐫刻著一句舉世聞名的墓志銘：“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造世界”。從解釋世界到改造世界，這兩句話幾乎濃縮了馬克思一生的理想與實踐，也吸引著其后無數的智者與英雄前赴后繼。

對於一直在追尋最理想的學術體系來理解與推動中國媒介現實的胡正榮而言，他的宏願中同樣潛藏著一位學者在面對世界時，那種最本真的沖動與最終極的追求。作為新中國杰出的第二代傳播學者，胡正榮的學術人生滲透著時代際遇與個體命運交相輝映的烙印：開放、多元、務實、融通。他說，“沒有普世的學術體系，我想找到一個對中國最具解釋力的理論融合體。”這就是他執著堅持的學術理想，盡管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要實現這個理想，並不容易。

“我最早講的課是社會學”

1982年，因為中學老師的一個建議，原本想學外語、外貿類專業的胡正榮考入北京廣播學院，懵懵懂懂地成為編採專業的一名學生。“其實上廣院是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當時想報的學校沒有理想的專業，老師說，‘你平常不是朗讀挺好的嗎，應該上這個學校’，我就這樣報考進來了。”剛上大學的頭兩年，胡正榮對專業一直沒有產生太大興趣，直到大三時才發生了改變。

“三年級的時候，廣院有一位剛剛留校畢業的年輕教師，在課堂上講到外國有一門學科叫做傳播學，我發現這個學科的視野很廣泛，和社會學有關、和政治學有關，還有歷史學和心理學方面的知識，這麼龐雜、豐富、多元的內容一下子把我的興趣調起來了。從那時起，我就開始到圖書館借傳播學的書看。”讓胡正榮沒有想到的是，正是這個不經意間引發的興趣，給他的學術人生打開了一扇意想不到的大門。

“當時我們學校已經有幾本傳播學的書了，包括美國社會學家梅爾文·德弗勒那本英文原版的Theories of Mass Communication。說實話，那時候並沒有完全看懂，但是卻因此對傳播學產生了很大的興趣。”令人稱奇的是，初出茅廬的胡正榮在看完德弗勒的書后，竟勇敢地給當時還在邁阿密大學任教的作者寄去了一封信，討論書中的某些觀點。而更讓人驚嘆的是，隨后德弗勒不但回信了，還同時給胡正榮寄來了一本研究中國傳媒的著作供他參考。這段經歷給了胡正榮記憶猶深的影響，“德弗勒的回信對我個人未來學術方向的暗示與鼓勵是難以估量的，我覺得這個正面暗示一下子激勵了我，如果他當時給我一盆冷水的話，我可能也放棄了”。

1986年，胡正榮本科畢業后留校，1988年正式走上講台的他又遇到了一個新的拐點。“剛開始我想講傳播學，但是那個時候有一種觀念，認為傳播理論就是新聞理論，兩個差不多，沒必要再開這門課。因為之前看過幾本社會學的書，后來又從頭到尾去旁聽了一門中國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的課程，於是我又提出要講社會學，系裡決定讓我試試。就這樣，從1988年到1993年，全校的社會學都是由我來講。”如果說德弗勒的回信給了胡正榮一次鼓勵和召喚，那麼連續數年的社會學授課經歷則帶給胡正榮難能可貴的學術積澱與思維訓練：“社會學訓練了我的思維角度，為什麼后來我喜歡從社會學角度去看問題，比較關注社會矛盾、社會變遷等，絕對是受了那個階段講授社會學課程的影響。”

不得不注意的是，與同時代成長起來的傳播學者相比，胡正榮這段自稱為“誤打誤撞”的學術旅程顯得有些與眾不同。“我覺得整體而言，中國的傳播學研究在學科背景上存在著一個遺憾，就是現在的傳播學者們之前要麼是學新聞的、要麼是學中文的，這個比例大約會佔到百分之八九十。其實我們真正做了傳播學之后就會發現，傳播學所要用的理論體系、研究框架、思維邏輯，大多數反而是來自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心理學、語言學，甚至包括后來的文化研究、政治經濟學等。也就是說，學科交會越多，傳播學才越容易出成果。而我們整個傳播學研究存在學科背景的結構性遺憾，並且這個遺憾直到現在依舊存在。”胡正榮接著說，“當然，有些人已經意識到這一點了，一些其他學科背景的學生也在走進傳播學的研究領域，我認為這是對的，也是必須的。我們可以看看國外，比如我上次參加的那個愛爾蘭大會（注：2013年愛爾蘭都柏林舉辦的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年會，IAMCR創立於1957年，是世界最大的傳播研究國際性學術組織之一），與會的學者不是學政治學出身，就是學經濟學、心理學的，當然也有新聞傳播學的，反正學什麼的都有，總之，學科之間越交叉，才可能越有創新。”

“我的優勢介於海外學者與國內學者之間”

20世紀80年代的北京廣播學院曾經培養出了一批走出國門繼續深造的優秀學子，他們當中的很多人如今已成為國內乃至國際上的知名學者，並且對中國新聞傳播學的發展起著中流砥柱的推動作用。與同時代的他們相比，胡正榮自稱“土生土長”，而這位從90年代起就頻繁出入國門、孜孜追求國際化的本土學者，卻對自身的學術定位有著非常清醒的把握，並且還有著與之相應的對學術責任的理性擔當。

“在整個中國新聞傳播學的華人學者這個圈子裡，包括國內的學者和海外的學者，我跟他們確實有些不一樣，我有點介乎他們之間。為什麼這麼說呢？一方面，我是國內傳播學界裡國際化走得最遠的人之一，因為我出國比較早，語言條件也比較好﹔另一方面，跟海外的學者相比，我雖然沒有像他們一樣接受過嚴謹的學術訓練和擁有更優越的國際化平台，但是我比他們更了解中國現實，並且能夠獲得更多的有關中國研究的第一手資料。”胡正榮坦言國內社會科學的學術根基與研究方法較之國外要單薄許多，缺少系統的海外教育經歷也是他無法更改的遺憾，但正因為如此，他更加清楚自己想要超越的以及應當堅守的分別是什麼。

“我出國開會也好，講學也好，基本上都是跟海外的主流學術圈打交道，我的語言能力和學術話語讓我可以與他們直接對話。同時，這麼多年下來，我也一直跟國內的傳媒決策者、管理者、從業者都保持著一線的交往，他們會跟我談內心最真實的感受。換句話說，與海外的學者相比，我能夠聽到、看到、了解到最真實、最一手、最符合中國實際的素材和資源。我的優勢恰恰介於海外學者與國內學者之間。”

正如他所說，1994年，因為出色的德語水平，胡正榮爭取到了由德國之聲舉辦的為期兩個月的“新聞與時事報道”培訓班的資格，在那個出國機會異常珍貴的時代他先后走訪了德國多地。這是他平生第一次出國，也是帶給他極大觸動的第一次。從那時起，胡正榮就產生了強烈的國際意識，並且在“走出去”的意願下開始了越發頻繁的國際學術交流。將近20年間，他先后走訪了德國、英國、加拿大、瑞典、美國、比利時、愛爾蘭、韓國等許多國家，通過參觀考察、合作研究等多種形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學術滋養與視野開闊，胡正榮說，“學術隻有放在國際性背景下才可能有更大的發展空間”。這是他的心得，也是他的標准。

盡管如此，胡正榮對學術殖民主義與西方話語霸權同樣保持著相當的審慎與警惕。“我對西方的東西全盤接受的階段應該是在十年前左右，那是第一次在加拿大做長期的訪問學者。因為之前對西方並不了解，我開始大量閱讀西方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傳播學方面的書，我發現學術流派簡直太多了，框架、模式、理論、方法也非常多。那時候真的覺得好有營養，感覺特別有收獲。但是，那個過程會過去的，因為你不能光吸納，你還必須要反思，‘學而不思則罔’，你終究是要把那些理論拿過來解釋中國的。”

正是在反復思考如何解釋中國的過程中，胡正榮開始了最初的反思。“有些學者試圖用一套成型的海外理論來解釋中國，我有時候覺得不是太管用，因為他們分析的那些根本不是中國的現實。換句話說，有些學者完全是為了迎合他們理論的有效性而找一些中國的案例來說明問題，但是那些不能夠証明他們理論的，甚至和他們的理論相反、相悖的大多數的中國現實，卻被他們省略、忽略掉了。”胡正榮繼續談道，“2005年我在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做了半年research fellow（研究員），2006年我又作為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勒沃霍姆訪問教授（注：Leverrhulme Visiting Professor， 勒沃霍姆基金會專門資助文化教育，每年資助不到20位全球一流學者訪學英國）在英國待了半年，回來之后我就越來越反思一個問題——如果完整地把西方那套東西搬過來究竟適不適用？而這恰恰是每一個海內外學者都必須反思的問題。”

胡正榮深有感觸地說道：“我們應當承認中國確實沒有形成自己的傳播學理論體系，但如果真的把西方那一套直接拿來解釋中國的現實，至少從我個人的角度來看，在很多時候是隔靴搔痒的。因為我了解那些理論中所描繪的情形在中國根本不是那麼回事兒。所以這幾年國際學術界也在探討這個問題，有人提出de-westernized communication（傳播學去西方化），正是因為現在的金磚國家、發展中國家，具備自身發展模式的已經越來越多，很難把西方的民主、自由等套在中國的環境下。盡管我們也不反對民主、自由這些概念，但是這些概念在國與國之間、文化與文化之間的差別確實是太大了。所謂‘淮南為橘，淮北為枳’，這種情況非常普遍。所以這麼多年下來，我幾乎就游走在這兩個群體之間，雙方的營養我都在吸納，因此我也時常困惑：我究竟要用什麼樣的體系來解釋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