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長江與《“抗戰中的中國”叢刊》【2】

二

作為一家經營有道的企業，生活書店邀請范長江擔任該叢刊的主編，無疑是因為范長江在讀者中具有相當高的影響力，是一面含金量很高的旗幟。這裡的含金量當然包括對范長江名字本身所具有的經濟效益的考量。范長江自西北採訪后，在廣大讀者中聲譽日隆，《大公報》的銷售量也不斷上升。新聞紀實類作品因其生動鮮活、富有現場感，特別能激發各界民眾的抗敵熱情和英雄主義情感，以及民族意識的覺醒，是抗戰初期最受讀者青睞的讀物，當時很多出版機構紛紛推出類似叢書以搶佔讀者市場，形成了一個規模宏大、影響深遠的群眾性啟蒙讀物出版運動。生活書店當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對范長江名字本身所具有的經濟價值必然會充分挖掘和有效利用。

另一方面還因為范長江與鄒韜奮兩人關系友好，在政治立場上一致，兩人同是救國會的成員，范長江寫的《抗戰中的黨派問題》被《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拒絕后，即將該文轉送到鄒韜奮主編的《抗戰三日刊》上去發表。原本脫胎於《生活》周刊“書報代辦部”的生活書店，其宗旨和《生活》周刊一脈相承。生活書店曾宣告“本店以促進文化、服務社會”為宗旨，並將之作為生活書店努力的總原則。抗戰開始以后，生活書店又提出了“促進大眾文化，供應抗戰需要，發展服務精神”三句口號。這與范長江的思想完全一致。范長江一直主張新聞報道要為國家服務，他認為新聞宣傳的目的，是為了解決問題，爭取進步。因此，“我們如果隻寫寫戰報，如張家樓李家庄一類的事件，以為就盡了新聞記者的責任，那是大錯特錯。我們必須注意到各部門，而且要盡量研究各種新的現象，要求得出正確的答案，還應當勇敢地使真相能夠傳布。使我們每一次戰爭不是白打，讓廣大讀者接受血的教訓，作為爭取下次勝利的橋梁”[4]。因此，范長江與生活書店合作出版這套叢刊，實乃志同道合、相得益彰之事。

范長江主編的《“抗戰中的中國”叢刊》，主要的內容都是二次傳播，即將在報紙上已經發表過的戰地通訊匯集后重新出版。原因之一是這些戰地通訊在發表后，因受當時媒體發行范圍、渠道等條件的限制，有很多讀者難以讀到，傳播效果受到不少限制，有重新出版再次傳播的必要﹔另外，報紙和書籍雖同為紙質傳媒，都是信息傳播的有效載體，但兩者仍然屬於兩種不同介質的傳播媒介，而傳播媒介的介質特點不僅關乎傳播思想及知識的延續性、完整性，還關乎其深刻性與廣泛性，報紙與書籍在信息和知識的傳播方面，各有特點，各擅勝場，報紙時效性強，長於傳播信息，但容量有限，而書籍雖然時效性弱，但容量巨大，在傳播系統的思想和知識方面有獨特的優勢。范長江對報紙與書籍在傳播效果方面的差異很了解。他在《西線風雲》一書增訂版自序中就說過：“我們幾位工作朋友，抱定真切報道的志願，分頭奔馳各戰場，但是零星發表，很難給人以系統參考的便利，我因為有一時期后方工作的余暇，特按戰爭經過先后秩序，編為是書。本書月前在上海出版后銷行甚廣，因感一般讀者需要之迫切，乃在漢口重印，並將山西戰爭全部材料加入，欲讀者能從本書中，親切地看出戰爭之演變和這些過程中告訴我們一些什麼東西。”[5]《“抗戰中的中國”叢刊》將已經發表過的新聞文本匯輯成書再次出版，顯然是對與報紙有相對區隔的另一種傳播媒體——書籍在傳播效果方面的刻意挖掘和利用，屬於和《西線風雲》同樣性質的主動編輯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