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編碼技術對信息傳播的改變作用

摘 要：電報媒介作為一種變革性的技術對19世紀的新聞形態產生了深刻影響。在19世紀40年代以后，電報與通訊社、報紙建立了直接的聯系，對新聞信息生產過程中內容的形成和傳播起到了巨大的改變作用，這種作用不僅形成了具有固定流向的信息流，還改變了報紙曾經演進的路徑。在這些改變中，起核心作用的就是信息編碼的格式化傳播。

關鍵詞：媒介技術﹔媒介變革﹔信息流﹔格式化傳播

誕生於19世紀前期並在19世紀40年代開始大規模商業應用的電報技術，是媒介技術史中的重要歷史事件，它對新聞行業的事實呈現、要素提煉、背景信息篩選等環節產生明顯的改變作用，有些甚至是結構性的改變。它是媒介史上第一項可以分為“軟技術”與“硬技術”兩個部分的傳播技術，正是它的編碼技術為當時剛剛起步的新聞事業帶來深遠的影響。這種影響，在對新聞的傳播過程中，除了產生了信息的量的增加，還表現出其它的方面，主要表現為：既定的編碼規則硬性約束了信息傳遞的途徑，通過電報網絡拍發的信息，其內容、流動方式和呈現面貌都必須符合一定的接受機制，否則便不能傳播而失去新聞的價值。

一、信息編碼傳播的建立

19世紀前期，探討如何通過電力傳導的方式來傳遞字母信息的試驗很多，在技術產出中優選法則的作用下，對字母進行編碼以實現傳遞目的的方案浮出水面。這個時期能夠產生實際使用功效的編碼體系主要以俄國的希林格碼、德國的斯坦海爾碼和高斯——韋伯碼、美國的摩爾斯碼、英國的庫克——威斯通碼為主要代表。電報網絡的發展很迅速，到1865年時，歐洲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金融中心城市已經均架設有電報網絡。

越來越發達的網絡卻使得一個矛盾日益凸顯：電報使用頻率越來越高，而存在於各國的自成體系的編碼方案，由於需要各不相同的編碼和解碼，繁瑣的重復勞動嚴重影響了電報信息在網絡中的傳遞效率。為了解決這個麻煩，1865年遂由總部設在法國巴黎的國際電報聯盟頒文，強制在歐洲大陸各國實施統一標准的美國摩爾斯碼。拉丁語系的字母統一編碼標准被確定下來。

之所以要推行美國的摩爾斯碼，是由於它的編碼性能要優於當時其它國家存在著的編碼方案。例如，當時德國的斯坦海爾碼隻能傳遞30種信號，法國拿破侖軍隊曾經使用的夏普碼隻能編制196種信號，即使在英國鐵路系統中已經全面使用的庫克——威斯通碼也隻能表達32種信號。摩爾斯碼在歐洲大陸被統一實施后，憑借大西洋海底電纜的鋪通，於19世紀中期以后開始擴展到英國地域並逐漸在商用領域取代廣為使用的庫克——威斯通碼。中國於1873年由上海《申報》開始使用的特制四碼電報來傳遞的內容，雖是基於《康熙字典》的6800多個高頻漢字，但這些高頻字的編碼前提也是建立在摩爾斯碼基礎之上的。

統一的編碼體系解決了歐洲主要國家在通過電報網絡傳遞信息時的解碼障礙。過去雖然能夠收到信號，但如果不是眼界開闊的編碼人員，對於異國傳來的信號所包含的語義通常都是無能為力的，而現實中往往缺乏這樣的技術工作者。因此，在簡便設計的摩爾斯電鍵配合下，國際電報聯盟1865年的這一舉措有效地提高了信息的傳播效率。

歷史地看，電報技術的問世帶有一定偶然性，但電報與新聞資訊的結合卻帶有必然性。在電報進入商用領域之后，與其接駁的最重要的、數量最為龐大的、並為電報帶來豐厚資本收益的信息是新聞類資訊而不是軍政部門的使用。19世紀中期，報業（特別是《便士報》）恰逢其時地進入到高速擴張軌道，其所需的大量刊載新聞信息，是當時新聞行業各部門內部所屬的記者隊伍所不能滿足的，隻有遠距離的異地互通，甚至國際間的互通才能彌補報業擴張中信息量的不足。聯接歐洲各國的電報網絡以及統一實施的文字編碼體系能夠提供的增量信息供給，為報業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內容准備和技術准備。如果當時新聞界面臨的是類似於封建割據的電報網絡，新聞生產行業是無法獲得今天新聞史中所描述的那樣的地位的。

統一使用的摩爾斯碼的表達極限在統計學上能達到拉丁字母語言自然語義的75%。19世紀末編碼方式向數字式方式轉變，一種新型的電報編碼——博多碼問世，代替了曾經作為標准使用的摩爾斯碼，其結果是電報網絡的信息流量進一步翻了一番，傳遞速度也發生了幾何級的變化。編碼更迭帶來的量與速度變化，促成信息流動方向的日益固定化和清晰化，這些變化強化了編碼對信息傳播的限定性邏輯關系。

二、編碼技術對信息的四種限定性傳播

（一）對信息內容的篩選式傳播

雖然在電報進入商業應用領域之前，黨報和便士報紙的發展就已經在進行當中，但當時高級報紙的刊登內容以觀念、主張的宣傳和表達為主，便士報以滿足普通市民的文化需求為主。在一些早期報紙（特別是便士報）與電報聯姻后，內容風格開始發生一些顯著的變化。這股變化起源於英國維多利亞社會時期，由於技術進步推動的鐵路擴張所鼓起的經濟泡沫。

鐵路投資所帶來的巨大賺錢效應，助漲了市場對鐵路及相關相應經濟數據（如鐵路股票價格）的需求，於是以專門收集和傳遞這些經濟數據為活動目的的機構和人員應運而生，規模逐漸擴大並與新聞信息報道接軌。這些人員和機構是第一批利用電報網絡傳遞信息的。另一方面，電報公司從商業利潤與編碼傳遞效率兩者的最佳結合考慮，隻願意選擇能夠帶來比普通信息更多利潤的商業信息和數據（即最初的Intelligence信息，主要為金融資產價格等）來進行編碼傳遞[1]。在市場和新型技術的共同作用下，當時英國各地報紙，無論規模大小，其刊登的新聞信息的一個主要內容之一就是為市場提供資產價格類信息，而這也就成為英國“telegraphic news”稱呼的起源。這種做法在當時的新聞信息搜集和傳遞中帶有普遍性，不僅英國如此，法國哈瓦斯等通訊社在其快速發展過程中，也同樣主要是通過電報網絡收集和交換金融資產價格來獲得穩定的市場需求。電報技術重點傳播商業咨詢的特征到19世紀80年代才開始改變。

（二）對信息傳遞通道的壟斷把持

電報技術最大的革命意義是取消了在傳統傳遞工具中，對空間和時間的巨大差距，從而首先取得了對文字傳播的“獨佔權”。“電報的出現，以獨立符號的形式，帶來了物質運輸和訊息傳送的分離。[2]”這個“獨佔權”建立了一個單獨的、公眾意識所依賴的“意義”世界，與現實世界並存而成“兩個世界”。19世紀40年代以后，美國的摩爾斯碼逐漸侵入英國的電報網絡，統一編碼系統中的源源不斷的電報消息成為了美國“能夠閱讀人群”對宗主國情況了解的最為主要途徑。在中期以后進一步的技術擴張中，通過電報編碼后的文字所形成的“閱讀意義世界”被牢牢控制在國際電報通訊網絡的信息流通渠道中。

（三）編碼推動了新聞語體發生變化

文字需要經過編碼才能進行傳播的先行設定條件，改變了新聞信息表達的字、詞甚至句子原先的表現形態。陳昌鳳教授的研究則進一步証明，電報技術的使用導致不同文化的新聞敘事結構朝著“同一個方向”發展，因為“電傳新聞不僅規范了新聞要報道事實，而且逐漸規劃了敘事結構，形成了‘電傳新聞體’”[3]。19世紀末期以后，上海《申報》新聞報道中曾經用過的早期依托《春秋》記史體式的新聞語言特征逐漸消失，源於大北電報公司對於四碼電報的推廣應用。

（四）推動新聞閱讀習慣的改變

每個單詞高昂的編碼價格迫使新聞信息採編人員必須養成精煉的寫作風格。直陳式、簡短式的表達方式在電報通訊的黃金時期深受普通閱讀群體的喜愛，但深究其中原因，他們的閱讀興趣本質上是被電報技術設定的。這種被動的綁定關系，反過來又是源於當時社會各階層對電報技術特別是編碼傳遞超越時空界限限制而所產生的神秘感和崇拜感造成的，凡是標有電訊字樣的通訊稿件，理應被認為既重要，又真實，還應當能夠具備一切閱讀要素。事實上，電報稿件做到了，至少是被認為做到了。人們對電報產生了不可動搖的依賴。

三、信息編碼傳播的研究意義

無論是早期由於其形態比起電報設備的制造技術來講形態簡單、復雜度低，不易引起注意的編碼（即使是1865年以后形成的國際統一標准協議，其形態仍然為眾所周知的摩爾斯碼），還是在19世紀70年代以后開始出現較高復雜度的、帶有二進制和三進制式數字（numerary codes）特征的編碼，如反射二進制式（如格雷碼），循環式（如博多碼）等，都是19世紀30年代以后相繼產生的四個國際通訊社的堅定追逐對象，四大通訊社以技術的力量直接推動19世紀中期以后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內部和國家間出現的高速流動信息流。1840年法國的哈瓦斯社為整個巴黎地區的報紙提供來自歐洲其他地區的信息，1858年法國的股票市場價格信息主要由路透社提供才能到達倫敦的金融界。通訊社通過電報技術讓信息變成了流動著的數據，報紙則成為了通訊社事實上的消費者，這其實是形成了一個“被動”的具有明確方向的信息流動路徑而不是“自由”的信息散動。這是早期城市社會信息化進程中呈現的一個特征。

除了上述方面，電報技術還產生了另一個影響，即推動19世紀媒介變革，促進報紙運動的內部分化。

便士報在19世紀20年代以前電報尚未進入商業應用領域之前可以看作是處於自由發展期，總體特點概括為過去報紙的簡約版，各方面的做法，如語言風、內容、版面設計都是模仿傳統的報刊。19世紀中期以后，編碼統一標准以及昂貴的拍報價格對新聞語體的格式、字數容量都有很強的塑形作用。信息和資訊的採編者為了讓這些轉化為能在電報網絡中流動的數據，會改變寫作風格和報道傾向，以適應統一編碼系統的“格式化”要求。其極端體現之一是“電報縮略語”的出現和大量使用。電報縮略語源於當時信息採編者出於快速精確表達內容，根據編碼需求而創造的一些特定詞語。它們在信息傳遞的高頻率使用下滲透進自然語言的使用中，進而對便士報的新聞語體產生改變作用。這樣，便士報結束了它的自由發展狀態，以編碼式語體，較低拍報成本而符合了電報傳播的技術門檻，它以快速生產周期（日報、早報、晚報）適應了信息高速流動的時代特征，在商業競爭中獲得了獨立競爭優勢。因此不是單純報業自身自然演變的結果，是技術力量推動的媒介新物種。

在當前基於網絡編碼語言的文化和表達前提下，一些新媒體的研究中容易看到一種傾向：技術總是以一種擁護的態度站在文化面前。這個傾向應如何可能予以避免呢？如果能從信息技術的發端，即電報及編碼體系的確立和應用角度參照，對研究新媒體的視角的補充不無裨益。

（作者系：北京信息科技大學公共管理與傳媒學院）

參考文獻：

[1] Karwatka D. Claude Chappe and the First Telegraph System[J].Tech Directions,2002 (10).

[2] 殷曉蓉.關於電報的傳播學意義——一種基於媒介技術與文化內涵的思考[J].新聞大學,2011(1).

[3] 陳昌鳳.電傳新聞對中美新聞敘事結構的影響——1870∼1920年代《申報》與《紐約時報》的敘事結構比較[J].國際新聞界,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