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傳播學視角下微博情緒化傳播探討

摘 要：微時代自媒體的大熱為民眾自我表達和積極參與社會事件的討論提供了一個舞台，微博等網絡輿論的發展對促進社會問題的解決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但是，伴隨而來的問題也比較明顯，主要體現在網民的個人情緒化表達與傳播，這對於公民社會和理性表達是個阻礙。本文從社會傳播學的角度剖析微博傳播中個體情緒社會化傳播機制，並在此基礎上提出平等對話與構建社群屬性的途徑。

關鍵詞：微博﹔身份建構﹔社群﹔對話

微博是完全不同於大眾傳媒的自媒體，是一個基於用戶關系的信息分享、傳播與獲取的開放式平台，不僅僅在信息傳播上是即時的、自主的，更重要的是，每一個微博用戶自成一統，成為一個微社區，微博用戶間的關系呈交互式形態，關注與被關注均是源於社會關系。因此，微博傳播平台是一個高度自我和基於個人中心性的關系的呈現，這一全新的傳播形態改變了人們的社會關系和話語模式，也正是這樣的“自我為中心”的話語表達帶來了傳播的情緒化表達與個體情緒的社會化傳播問題。任何媒介都是一把雙刃劍。微博情緒化傳播帶來信息環境污染與失衡，並一定程度上虛幻出社會幻覺、社會行為的盲目與沖動。這一逆轉性的后果往往是出乎所料的，美國著名新聞學者李普曼在《公眾輿論》一書中指出，人的行為已經不是對客觀環境及其變化做出反應，而成了對新聞機構提示的某種擬態環境的反應[1]。

微博信息傳播中大量未經考証的信息與個人情緒化表達更容易引起民眾的轉載和關注，留言和謠言的長尾效應由此被放大並在社會上掀起軒然大波並破壞社會秩序的負面影響不時發生，例如在釣魚島愛國意識表達中，個別微博意見領袖、網絡紅人對“釣魚島”事件“煽風點火”、“火上澆油”，對“反日”觀念和行為進行調侃、戲謔，此輿論漩渦卷進了“沉默的大多數”，直接誘發了“打、砸、搶”惡性事件。一直以來類似的網絡暴力事件也從未間斷，從郭美美事件到韓寒現象，再到釣魚島暴力上演。這些事件的出現也並非偶然，一定程度上與我們的傳播環境的變化及其對人們的社會行為與意識的影響有著密切的關系，是對新媒體之下的傳播環境的一個回應和感知。

一、群體身份與意識的同化

微博使用的個人終端化，讓我們每個人變成信息的傳播者和接受者。民眾的自我表達意識在微博的自主平台上得以實現，思想意識的表達前所未有的強烈。話語表達體現的是個體或群體建構和維系其社會身份的自覺意識。布爾迪厄在構建階級框架的過程提供了一種符號化的身份模型，社會個體和群體的身份差異除了依據經濟利益外，在社會榮譽的天平上的排列使得關於個體才能、天賦、秉性的意識形態被強有力的合法化，更易識別[2]。微博信息傳播中掌握著大量社會資本——信息資源的新舊媒體人以及專業、資深人士，他們發布信息並對新聞時事與熱點進行個性化與多角度評析，成為微博意見領袖﹔網民的參與與積極互動、轉播等形成了輿論的漩渦。這種輿論的漩渦在很大程度上構成了微博意見領袖們文化權利的場域，所以，意見領袖身份特征的構建實質上是現實社會中的權利與權威在微博傳播中的彰顯[3]。

微博輿論表達對於社會身份的合法化路徑更深刻的是體現在群體身份與意識的同化過程中。微博傳播中，民眾參與社會公共事件的討論與評價的指標即為正義。正義成為微博意見領袖們的“包青天情結”唯一的道德貨幣﹔在社會道德規范的折射下這一正義道德貨幣被合法化並在輿論的發酵中得到強化，人們通過與自我身份意識相關的描述或解釋，或者通過對具體語境中的具體事情的描述來維系、增強或保護其身份意識。

神聖的目的也要依靠神聖的手段來實現。微博中的精英和名人們在身份的維護建構中卻往往是以語言暴力的絕對權力來實現的，屢屢道德失范，互相攻擊、謾罵。在韓寒事件中，“挺韓派”和“倒韓派”目標一致且都有道理但是卻吵到一起，打口水仗。這樣的非理性的情緒化表達借助一個接一個的新聞與社會事件不斷上演。微博的影響力不是靠謾罵得來的，它是基於對真相的探求和理性表達。

二、群體幻覺和無意識聚能

人類的幻覺最早來源於對自然的敬畏，隨著文明的進步，人們開始不再相信神靈，而把注意力集中在人文科學的領域裡，哲學幻覺一度掀起風潮。進入現代之后，社會制度問題及其討論甚囂塵上，當民眾對社會現實感到不滿時，所有的弊病就被歸結到制度上。我們知道，制度本身沒有好壞之分，制度是觀念、感情和習俗的產物﹔對於一個民族來說，它無法隨意選擇自己的制度就像它不能隨意選擇自己的頭發和眼睛的顏色一樣。但實際情況卻是，幾乎所有的人都認為，制度能夠改革社會的弊端，於是民眾開始憧憬，甚至用暴亂來滿足他們的社會幻覺[4]。這種幻覺往往借助於民主、和平、愛國等口號和套話來激發民眾潛意識裡的期望並傳染開來，而民眾的自身利益並未在實質上得到維護，民眾的話語和意識也並未能夠有效溝通和交流。

布爾迪厄在其電視研究著作《關於電視》中曾經提出過“快思手”的概念[5]，為了適應微博的速度，意見領袖被迫成為“快思手”。意見領袖迫於微博傳播特質的壓力，他們對事實的分析和評判是否深入，是否能辨別真偽就有待考量了。同時，網民對意見領袖的輿論易神化和盲目迷信，這就促成在突發公共事件傳播中，微博傳播群體沒有足夠的推理能力和批判精神，當然也不能對事實作出完全正確的判斷。

當下我們的社會正處於改革發展的轉折點，各種社會矛盾，尤其是思維的僵化以及制度上的問題經由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而凸顯了出來，民眾生存壓力大，對一些地方政府政策有意見的，而肩負著環境監測和輿論監督功能的大眾傳媒新聞報道中屢屢失信於民，各種片面、感性的認知和來源不明的信息裹挾著社會新聞事件不斷聚合、增強，在社會中蔓延、感染，情緒掩蓋住了理性的分析和評判，尤其是微博的裂變式傳播特質促成凡此種種的群體幻覺在社會民眾中的傳染與發酵，某種程度上帶來抗爭情緒的積聚，網民越發“犬儒”，這必然帶來社會的高度不穩定。

三、社群自律機制的缺失

艾倫·門德爾鬆在評價麥氏《理解媒介》時說，如果你手捧《理解媒介》，用“電子媒介”這個包羅萬象的語詞去取代他書中的“電視”，那麼，他所謂的新技術使人產生社群感覺的觀點在今天就很有現實意義了[6]。這一論斷對於理解當下微博在創建社群的新功能上有很大的幫助。

網絡成為現實社會人們生存與活動的“另類空間”——網絡社群或者虛擬社區。阿瑟•阿姆斯特朗指出，“虛擬社區”就是一個供人們圍繞某種興趣或需求集中進行交流的地方。對於微博使用者來說，微博的世界就是在網絡世界裡人們生活、工作、學習和娛樂的一個社區。所以，微博中網民之間的互動和交流也應當是團體經驗和社會規范的直接或間接的傳遞﹔個體要不斷地建構自己的實踐能力而不是作為被動的旁觀者，逐步發展到核心的參與，確立自己在團體與社群中的身份和自我價值感[7]。這也是網絡虛擬社群、微博社區確立和完善其自律機制與價值規范的根本路徑。

社群的維系依賴人際間的關系建設。現實社會群體就其傳播行為來看，主要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特征：（1）有較穩定的群體結構和一定的行為規范﹔（2）成員間相互依賴頻繁互動﹔（3）有一定的目標和成員的協作分工﹔（4）群體成員有歸屬和認同。網絡虛擬社群在互動與群體歸屬、認同等方面是對現實社群的超越，但是，當下微博社群以及意見領袖中個人情緒社會化傳播有效控制的社群結構與目標是缺位的，當然也就不能自覺形成一定的行為規范，除了當下的貌似合理公正的“正義”道德籌碼。

但由於當下微博還處於初步發展階段，微博中無論是對佔據著信息傳播資源的意見領袖，還是對一般的微博用戶來說，社群自律意識都是比較缺乏的。加之微博傳播的去中心化特征影響了傳者傳播方式和接受習慣，平等觀念得到提升，去中心化特征為微博帶來前所未有的親和力，使得微博的平民化和草根特性更加凸顯，精英階層在影響力建構需求下也出現話語權力的下移。顯然，這種話語的下移不利於構建微博公共話語空間。由於微博社群以及意見領袖中個人情緒社會化傳播有效控制的社群結構與目標的缺位，不能自覺形成一定的行為規范，也就無法形成理性、建設性的話語空間，無法實現自律、約束的共同社群價值取向的形成。

由此可見，微博公共新聞事件引發的網絡輿論流及其對社會產生的危害，既有微博使用者的主觀誤區，也有微博傳播自身無法克服的缺陷以及當下發展的不充分等諸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在這些因素的梳理中，我們不難看出，問題的關鍵是我們在微博空間的交流是非理性的，也是非合理的，更多的是情緒化。

微時代傳播環境下，我們要建立起相應的傳播價值規范，在此基礎上微博交往主體通過語言的交流和溝通，求得相互間的理解和合作，促進微博話語表達的理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