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網>>傳媒>>傳媒專題>>傳媒期刊秀:《今傳媒》>>2013年·第12期

基於“諾思悖論”對於媒介產權制度的再思考

李雲潔

2013年12月12日13:58    來源:今傳媒    手機看新聞

摘 要:對於傳媒制度研究來說,制度策略和選擇是個無法回避的問題。在中國社會轉型期間傳媒制度的“轉企改制”受到何種因素的影響。政府作為制度變遷中的一個重要力量,在正式制度形成的過程中有重要的作用。中國的傳媒企業的股份制改革、運作資本的結構變化(更加多元化)主要有政府進行主導,而“民間作用”尚不明顯,這種非正式規則並未大量出現的“被動改革”給目前的“轉企改制”帶來很多矛盾和問題。本文試圖在基於“諾思悖論”的理論基礎上,探究中國媒介制度改革自上而下的方式對於媒介產權制度進一步完善的影響。

關鍵詞:諾思悖論﹔媒介制度改革﹔轉企改制﹔產權經濟

當代學說通過為相關的團體或者社會生產集體商品或利益的能力,來解釋制度的維持與穩定。集體利益可能是很有效率(就資源的分配和使用而言),社會最優化(就社會利益最大化而言),交易成本最小化,穩定或者某些其他功能性需要的滿足。

諾思提出的以市場選擇邏輯視野下的制度變遷理論,主要的觀點在於認為意識形態、宗教決定了一個國家的政治秩序、道德准則,決定了可以接受和不可以接受的行為。而且也決定了政治游戲規則,決定法律制度和經濟表現,經濟表現在國際競爭環境中反饋回來,使意識形態發生變化。在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的框架下,制度的變遷是一個演化的過程。在1987年《制度、交易費用與經濟增長》一文中,諾思指出了“理解制度和制度變遷之困境的關鍵就在於,人們能否認識到那些構成他們的行為准則和規則的東西,僅僅是在一個長時期中逐漸演進的。制度分析從根本上說並不是研究博弈規則,而是研究個人對這些規則的反應。盡管這些規則可以在一夜間改變,但個人對規則變化的反應卻是一個極其復雜和緩慢的適應過程。規則的變化要求規范、慣例和非正式准則的演進。”同時,諾思又拓展了理性選擇的制度模型,認為制度變遷是源於理性的企業家為了節省交易費用而訴諸創新的結果。

一、中國傳媒制度現狀以及其變革過程概述

根據《2012年傳媒產業發展報告》的統計數據,截止2012年3月收集到的各種數據的統計和推算,2011年中國傳媒產業的總產值為6379億元,比上年增長15.2%。而2011年全年國內生產總值(GDP)為471564億元,文化產業總產值超過3.9萬億元,佔GDP比重首次超過3%,種種數據實証了傳媒產業作為當今最重要產業之一的角色定位。其制度改革和發展不容忽視。

在中國,推動傳媒業改革的主要通過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可以說一直是“邊緣突破”而未觸及根本。客觀上來說,與國外傳媒業相比,中國傳媒業在運用新技術、新的資本運作形式上來說還有很大差距,整體對傳媒業的定位仍有些模糊,造成國家對傳媒業的管理體制不適應現代傳媒產業的發展要求,市場體系建設不完善。從微觀傳媒企業層面來看,現代企業制度尚未建立,造成內部管理水平不高,市場化發展不夠規范等等問題。在轉企改制的進程中,出現的最主要的問題也是產權不明晰造成的各方利益分配不均衡。

近幾年來,中國傳媒市場進一步放鬆管制,但卻沒有帶來相應的政策上的改變,也就是說政策上的變動和實際的市場運作需要並不同步。對於目前傳媒國有企業的轉企改制的困難程度和內在因素,並沒有相應的有利解釋或者措施,有海外學者稱中國的媒介體制改革過程中存在“體制中不確定性”(The regime of uncertainty),認為之所以中國的傳媒改制得不到政策上的有力推進的根本原因在於“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即傳媒的市場化進程相比其他國有企業轉制的步驟更為艱難,根源在於其中各種利益群體的力量博弈,因為有人相信——“傳媒業的市場化將會消解政府對於輿論控制的能力,從而使得政府的力量被削弱,權力的弱化。”而實際上,正如Martin Brendebach說的那樣“政黨把宣傳任務委托給商業報紙是最安全的宣傳方式。”而在中國社會的語境中,這樣的論斷需要考慮多重因素,比如財政政策、法律體系和原有的體制背景都會影響到改革進程,而不僅僅在於政府的政策制定方面。在中國呈現出的以威權國家為政治大背景的傳媒業生存發展布局,並不存在公平開放的競爭環境。

當今的制度變遷理論主要有三種基本框架:一是古典進化論的當代闡述,把社會制度變遷解釋成某種形式的自然選擇的產物﹔二是社會習俗理論,把制度形成解釋為個體行為人無意識決策的結果﹔三是綜合以上兩方面的理論,其中最重要的是以市場為基礎的解釋,將個人交換選擇和競爭機制選擇結合在一起。很多理論無法解釋一個沒有交易費用很高或曰社會無效率的制度結構如何保持穩定,諾思提出如果一個沒有實現帕累托優化制度可以保持結構穩定,那麼例外將有三種情況:一,可能存在還沒顯現的潛在利益,這可以歸結為:這種運作規則的明顯例外﹔二,社會行為人試圖建立低成本的制度形式,也許受著國家利益的限制。這后一個問題,可能跟有意設計與改革的問題相關﹔三,不確定性,根據這個解釋,行為人由於缺乏關於規則創立的能力或知識,所以無法創立成本最小化規則。在奈特看來,諾思作為一個社會集體利益學說的“世故論”者,認為個人的選擇行為(微觀基礎)將會影響到整個社會環境的制度策略。但是私人安排能否在整個社會得到應用還需要時間或者說普及方式。中國的傳媒制度變遷過程中,政府自上而下的改革是主要推動力量,有別於自發形成或者市場協調的交易機制,這種過程包含了政府和當權者的有意努力。也就是說,制度和權利的確立,是一個已經建立起來的政府的職責。權利的本質被看成是國家官員和私人利益群體之間競爭的產物,政治制度中的無效率和非最優化是國家介入制度的產物。

我國傳媒行業所涉及到的利益群體很多,並受整個市場自身調節的影響,政策制定者往往很難掌握到反映行業發展的完備信息,社會成員或者不同共同體的意圖之間互動對於政策制定也存在很大影響。所以著名的“諾思悖論”也就提出了國家具有雙重目標,一方面通過向不同的勢力集團提供不同的產權,獲取租金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國家還試圖降低交易費用以推動社會產出的最大化,從而獲取國家稅收的增加。國家的這兩個目標經常是沖突的。

二、新制度主義(NIE)視角下的中國傳媒產業變革

我國的傳媒治理結構有別於西方國家的傳媒集團,也有別於我國其他的國有獨資公司,傳媒依賴於其生存的制度環境和經濟環境,並受到事業單位產權模糊和行政控制的雙重影響。此時傳媒利益的最大化選擇不僅包括傳媒作為一個企業必備的公司治理,也包括傳媒作為一個公共事業組織所作出的選擇。並且我國的傳媒治理結構的產生和發展具有與西方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完全不同的初始狀態,它是以政治體制改革的一部分,傳媒治理結構的誕生和發展必要受到客觀制度環境和傳統計劃模式的影響和制約,在傳媒制度改革的過程中,人為設計和干預的因素佔主導,而不是伴隨現代企業發展而有相應的自發演變過程。這種內部自生的自發演變來源於“社會中的個人或集團看出這些安排的成本是有利可圖的。創新者能夠獲取一些在舊的安排下不可能得到的利潤。”然而,不管在任何社會或社群中,隻要有習俗和慣例的存在,就會有人採取違背習俗和打破慣例的行為,特別是在由一些非納什均衡的習俗和慣例所調規著的社群和社會中更是如此。當由諸多社會博弈者所構成的動態博弈中的某一(些)人採取了反習俗違慣例的策略選擇從而引致了整個群體中的某些人甚至絕大部分人的福利損失,該社會或社群總是會自發地產生出一些強制性的機構或個人來維護這種自發秩序,監督並且強制每個人都按某種習俗和慣例做大家已經共同約定俗稱的策略選擇,並懲戒那些採取反習俗、違慣例策略選擇的人。社會轉型過程中,宏觀上的政治結構的轉變和重構不僅影響到經濟產業包括媒介產業的重構,也影響到整個社會媒介的話語結構和敘事形態。

分享到:
(責編:王立娟(實習生)、宋心蕊)



社區登錄
用戶名: 立即注冊
密  碼: 找回密碼
  
  • 最新評論
  • 熱門評論
查看全部留言

24小時排行 | 新聞頻道留言熱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