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政治的現實與未來【2】

二、 網絡自由主義與市民社會觀念

在互聯網輿論場的肯定性論述中，最為重要和主導性的觀點是自由主義以及與其相關的市民社會理論。這種觀念沿襲言論自由的一貫訴求，圍繞個人權力的天然合法性展開討論，對網絡輿論基本持肯定性的態度。它的核心論斷是互聯網的發展極大地加強了民主化過程，通過網絡賦權，市民社會可以成功地擺脫威權力量的控制。1995年，馬克•斯勞卡（Mark Slouka）首次提出“網絡民主”（Cyber Democracy）的概念，此后諸多學者相繼視互聯網為營造新的公共領域、構建市民社會和推進民主的重要手段，人們將由此進入“電子民主”的新時代。

歐洲自由主義傳統當中非常重要的觀點是國家和市民社會的二元論。這種觀念源自歐洲歷史上根深蒂固的日耳曼契約習俗。市民社會內部為了防止暴力和欺詐，建立了普遍的契約關系，而為了有一個獨立的仲裁機構，市民社會整體上再與國家簽訂一個第二重契約，這就是所謂的雙重契約理論。在這樣的契約理論之下，國家是一個外在於市民社會的工具，市民社會的獨立合法性被確認。當代的市民社會理論很大程度上沿襲了這種對國家與社會的二分處理，而隨著技術的發展，互聯網成了市民社會最核心的議論公共話題的場所和平台，成了印証市民社會存在和運作的現實証明，它自然要求自由權力的表達不受外力干涉。

在中國國內，市民社會的討論實際上是與商業社會和企業家群體的崛起同步的。1990年代初期開始，知識分子中就有很多相關的論述。雖然這是全球復興“市民社會”思潮的一部分，但在中國卻蘊含著反思中國現代化道路選擇，希望推動建立新的國家與社會關系，從而推動整個國家民主轉型的政治意味。學界對中國市民社會的想象，歷經農村基層民主選舉制度的市民社會、恢復農民合作組織培育市民社會、通過城市居委會或業主委員會的維權行動來培育市民社會等模式和方案，最終，在網絡空間培育中國式的市民社會成為“公共知識分子”們最重要選項。在一些學者看來，由於中國網民數量眾多，同時各種興趣團體和網絡平台討論活躍，作為輿論監督力量的互聯網空間在現實生活中有一定的影響力，政府機關在輿論的壓力下也不得不向網絡低頭，面向網絡開放。 在這些討論中，互聯網已經成為一個市民社會的輿論載體，成為通向民主的重要途徑，真實社會復雜的經濟關系和階層屬性常常被簡化成“政府權力機關”和“網民共同體”這相互對立的兩端。在網絡平台的公共議題討論中，這種簡單的政治理念經常調用“百姓”、“草根”、“當權者”、“精英”等模糊的詞匯，發言者常以一種為民請願的姿態表達對政策和制度的不滿亦或是冷嘲熱諷。在眾多的網絡空間政治表述中，政府權力這樣一個工具性概念經常在無意識中被本質化為負面的力量，對社會問題的闡釋大多是意識形態的伸張，而不是審慎求真的歷史分析。例如，政府權力、政策和社會制度的改造在什麼樣的歷史過程中發生，有哪些因素影響了當前國家和政黨的面貌和傾向，這些問題幾乎很少被討論。近來，網絡輿論中的簡單政治思維也倒逼了官方的政治語匯變革，例如“把權力關進籠子裡”雲雲，顯然已經將一種中性的政治工具描繪成了利維坦似的怪獸。而這種觀念，正是市民社會理念的明確體現，它已經成為互聯網輿論中不可動搖的共識。特別是近年來微博所創造的微言論，因其語句短小、用詞激烈而少論據說明，更是將這種政治邏輯發揮到了極致。

公共性政治的實現首先是個人參政能力的保障，哈貝馬斯甚至因為議政能力的條件將“公共領域”的參與范圍縮小到有教養的老式資產階級。而對於民主參與和討論的能力的忽視恰恰是傳統自由權利說和市民社會理論對於網絡輿論解釋的一個非常大的盲點。在消費社會缺乏公共理性基礎的輿論環境下，如何能夠依靠網絡的大眾發言達成有價值的政治判斷並付諸實施，這基本上是一個不被討論的問題。因此，這套理念帶來的隻能是基於發言權利的相對主義，而沒有對正義判斷如何產生給出令人滿意的答案。對這個問題，我們將在后面關於消費民粹主義的討論中詳細說明。

更重要的是，當自由主義觀念將市民社會作為一個整體來處理時，已經大大忽視了其內部的復雜性，對於輿論來說，關鍵的就是發言機會和產生影響力的平等問題。現代意義上的民主，一定是以傳播能力和政治身份平等為前提的，缺少了這個前提，連公民身份都成了問題，更不用說公共性了。然而，通過將賽博空間與真實社會空間進行理念上的切割，自由權利觀念將網民看做是一個抽象而內部無差異的共同體，從而極易掩蓋公共參與能力和機會的不平等問題。在網絡社會中，不同身份地位的人發言的影響力差異巨大，這幾乎是一個常識問題。以新浪微博為例，“大V”的影響力遠遠高於普通網民，一個消息被“大V”們轉發，就能在網絡上獲得巨大的影響力，但是“大V”們的圈子極其狹小而具有封閉性：學者、媒體人、明星、企業管理者和律師是“大V”的主要組成人群。關於公共問題的討論，他們往往能達成共識，而這種共識在網絡上往往造成壟斷性的影響，不但不具備公共性所要求的開放和平等，甚至帶有黨派宣傳的影子：網絡輿論領袖經常主動發起政治動員，試圖影響現實政治政策，甚至推動政治體制改革，但是他們的民主和進步代表性卻從來沒有被認真而合理地說明過。

網絡自由主義的敘事方式往往是以媒體為中心，認為新的媒體形態的出現將導致社會逐步開放，走向進步、民主和自由——從近代報業的發展一直到互聯網的普遍應用，這種進步主義的思考方式主導著我們的媒體史觀。過於強調技術形態帶來的變革而忽視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影響，則讓這種敘事方式漏洞百出，其最關鍵的問題是將虛擬賽博空間與真實社會空間進行一種抽象的二元切割。面對網絡輿論，我們更應該關注的是社會的變化，而不是技術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