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政治的現實與未來【4】

三、 互聯互通的美好新世界？

19世紀中期，法國一位典型的啟蒙派學者舍瓦利耶（M. Chevalier）曾經這樣闡述當時迅速崛起的交通和傳播技術：“民主問題是一個依賴技術與工業發展的可變量。新傳播技術和交通網的拓展不僅縮短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而且減少了階級之間的差距。因此這些技術的發展必定是制造平等和實行民主”。

可以想見，在工業革命的亢奮狀態下，將平等和民主問題與新傳播技術的發展勾連在一起的聲音絕不在少數，但是像舍瓦利耶這樣認為新技術會自然帶來平等、民主、甚至階級消除的言論還是多少有些震顫人心。然而，令人遺憾的是，19世紀中后期的歷史並沒有像這位聖西門追隨者所預想的那樣發展。尤其是世紀之交的年代，我們見証的是巨型壟斷公司的崛起、資本對社會和文化的強力支配、金融與軍事力量的迅速膨脹和市民社會公共領域的萎縮，所有這些對平等和民主不利的結果恰恰都是以新傳播技術的發展為條件的。最終，在20世紀的前半期，我們看到了幾個國際經濟領域霸權爭奪者之間的血戰和一場人民的災難，兩次工業革命時期的雄心壯志變成了“西方文明的衰落”和一派號稱客觀、實証的保守知識氣候。

歷史喜歡重演，冷戰的結束和全球市場的拓展讓人們迅速忘記了20世紀所經歷的一切。如今，美國的知識界又冒出一位敢說大話的媒體寵兒，這位叫托馬斯•弗裡德曼（T. Friedman）的評論家試圖為還沒有展開面貌的21世紀寫一本“未來簡史”，題目就叫做《世界是平的》。在書中，他列舉了“碾平世界的10大動力”，幾乎其中所有的“動力”都與新媒體傳播技術直接相關。在這些動力的推動下，舍瓦利耶在19世紀所設想的美好新世界圖景又原畫復現了。更重要的是，弗裡德曼先生的惶惶大著在短時間內成為世界各國，尤其是很多發展中國家的暢銷書，他書中的精彩故事和清晰論述折服了億萬讀者。

《世界是平的》以及其他樂此不疲地鼓噪傳播技術和全球化的論述能夠如此流行，絕不是偶然的。它說明當今的都市中產階級正在無意識地重溫19世紀進步主義的夢想。此時，如果將他們拉回20世紀歷史的放映間，敲打他們的美好理想，不僅顯得過於殘酷，而且很有可能得到充耳不聞、視而不見的傳播效果。

我們在此放棄聳人聽聞的預言，不暗示任何歷史可能發生的結果，不去做弗裡德曼言論的反面，只是希望能夠挖掘這種技術決定未來的分析思路的邏輯和盲點是什麼，希望以此為基礎對互聯網時代做出一些更為穩妥和審慎的判斷。

首先我們想審視這個“未來”的概念，互聯網像許多其他新技術一樣，甫一出現就立刻被貼上“未來”的標簽。但是，為什麼會有“未來”？誰需要有“未來”？歐洲的啟蒙現代性經過幾百年的發展，它的核心要素就是“未來”比“現在”好的時間概念和不斷積累、增長、進步的概念。到今天，這已經成為知識分子們呼吸的空氣，懷疑“未來”的問題可能顯得非常怪異。

20世紀50年代，羅蘭·巴特（R. Barthes）在分析神話學的時候，曾將資產階級當作“匿名社會”來談論。他的意思是一個特殊利益披上了普遍利益的外衣而又不被察覺。這正是葛蘭西所說的“文化霸權”的直接內涵。在互聯網和全球化帶來“平的世界”這套說辭的背后，也有兩個相互關聯的“匿名社會”，一個是資本力量，一個是國際政治霸權力量。資本的力量需要投資“未來”，“未來”是被資本許諾永遠不會最終交割的巨大信用。在一個資本所組織起的社會關系中，每一個本不需要什麼“未來”的普通百姓都被迫在“未來”上下注，卻又都在戰爭和經濟危機的賭局終盤上破產。新技術是“未來”的化身，必須將它神話才有“未來”。於是，資本不斷裹挾人們的獲利期待在每一代新技術上下注，鼓噪每一代新技術的發展將帶來革命性變化。在傳播領域，從鐵路、航運、海底電纜、無線電報、電話再到今天的互聯網，新媒體技術不僅本身成為資本投機的噱頭，而且承擔著支撐“未來”的重要使命。

在對互聯網等新媒體的討論中，將這些技術看作是自生自發的進步力量是一種普遍觀念。但是如果沒有資本力量的主導，這種轉型幾乎是不可想象的。舉一個具體的例子，如果不是互聯網企業擁有巨大的吸金能力，能夠以高額的資金搭建基礎設施和吸引人才，那麼報紙等傳統媒體是不會簡單地因為一個新傳播技術的出現而喪失人才、丟失廣告，進而走向衰亡的。所以這種媒體轉型的過程中，起到關鍵作用的不是技術，而是資本。換句話說，技術的“未來”是資本的許諾和施舍。也正因為如此，至少在資本主義迄今的歷史上，技術的發展還沒能超越資本力量的控制，真正“社會化”的技術從未獲得有效發展。如今的互聯網企業，擁有巨大的資源聚攏能力，不僅逐漸壟斷信息內容的生產，而且橫跨網絡金融和數據業務咨詢等多個行業：一方面，憑借技術優勢，很多互聯網企業本身就已經成為一個金融投資集團，他們的政治經濟操縱能力極強﹔另一方面，互聯網企業所掌握的海量數據由社會個體行為匯總而成，為實施商業監控和政治監控提供了最便利的條件。以美國國家安全局（NSA）與互聯網企業的合作為例，這個政府機構每年用於從谷歌(Google)和微軟(Microsoft)等高科技公司收集信息的項目就耗資近3億美元，它向我們展示了信息產業領域的跨國集團和美國軍政力量之間的緊密關系。

這個現象正引出了我們所說的第二個“匿名社會”，就是以主權國家為依托的國際霸權力量。任何互聯互通的自由溝通都需要有個統一的技術標准，沒有這個標准，隻能是封建割據的狀態，不可能發生暢通的傳播活動和資本的大規模積累。在19世紀，這種技術標准可能是鐵路軌道之間的距離，在20世紀則可能是電報電話和互聯網等的通訊標准。在當今國際社會，誰掌握了關鍵傳播技術的標准，並用強大的知識產權法律體系加以保護，誰就掌握了支配力，誰就能成為國際體系的核心力量，誰也就自然會不遺余力地倡導打破國家壁壘、促進信息自由流動和自由貿易。因為在這個自由傳播的游戲中，標准制定者總是最容易獲益的一方。我們將這種制定標准的“匿名社會”稱作國際政治中的霸權力量。如今，對網絡自由的倡導和推崇最為賣力的當然是在互聯網技術上佔有絕對領先優勢，能夠制定最重要的技術標准，並掌握最多終端服務器的國家——美國。

但是，我們特別想要提醒的是，這種技術霸權並不穩定。隨著資本和技術從發達國家逐漸流向發展中國家，國際政治中的新興力量隨時會崛起。這就像17到20世紀，國際霸權從荷蘭到英格蘭再到美國的轉移，標准的制定者可能因為國力的衰弱而讓渡權力。在19世紀晚期，各個主要工業化國家都試圖在第三世界推廣自己版本的鐵路、通訊等技術標准，這個過程與對殖民地的爭奪和傳播網絡的爭奪同步展開，而20世紀初期的兩次世界大戰，很大程度上就是歐洲內部各主權國家間爭奪霸權席位的激烈化表現。當我們談論互聯網所容納的多樣化表達和充分互動的時候，如果脫離開這個背后的技術標准問題，以及掌握技術標准的“匿名社會”問題，那就隻能是“不識廬山真面目”了。更有甚者，第三世界國家中很多知識分子打著所謂沖破主權壁壘、倡導互聯網言論自由和爭取民主平等的口號，實際上卻很可能是助長了霸權力量的反民主和反平等的技術支配權力。

統一的技術標准、強大的知識產權保護和壟斷資本的推動力量，這些因素都決定了互聯網這種新媒體天生就不帶有自治和多樣化的基因。而正像前文所述，那些將互聯網言論平台看作開放平等的市民社會議政平台，認為網絡消費空間帶來自由意志解放和更多公眾權利的觀點，必須建立在一種賽博空間與社會空間的二分法之上，即必須將網絡空間的政治討論與真實社會空間中的文化狀態、階層分化等問題隔絕開來。可是沒有哪個網民不是帶著真實社會身份和真實社會建構的文化意識進入賽博空間的，因此，這種抽象的分割顯然無法成立。

因此，互聯網政治有沒有民主前景的問題，並不能在現有的技術條件和現有的社會文化中去討論，否則我們永遠無法跳出資本和政治霸權這兩個“匿名社會”所設定的窠臼。要解決互聯網民主的問題，必須發動社會力量從根本上改造技術形態和知識產權體系，創造一種“社會性技術”，一種充分自治的、沒有支配結構的技術。與此同時，通過文化教化和對消費文化的對抗，改造社會的消極政治狀態，重塑社會的公共性精神，並將這種精神帶入賽博空間的公共討論中。如果這兩個條件遙不可及，我們就要重新討論20世紀70年代的國際信息傳播新秩序問題，以主權國家為基本單位，要求基於國家間平等的傳播權力。總之，改造互聯網政治的基礎，是改造社會，而不是改造技術。（作者系：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