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政治的現實與未來

內容摘要：從技術特點和抽象傳播形態來看，互聯網媒體的社會化使用似乎為人們提供了公共議題討論和影響社會政治進程的可能性平台。眾多學者將賽博空間看作是與真實社會空間相分離，並能夠重構真實社會空間的希望所在。這些判斷的前提顯然是互聯網的輿論場在不加外力干涉的情況下，可以成為一個自由共享和平等參與的公共性平台。本文在梳理公共性政治內涵的基礎上，針對幾種有關互聯網民主和公共性的肯定性論述展開剖析，並嘗試討論互聯網空間政治的未來走向。

關鍵詞：公共性互聯網網絡民主參與性代表性

隨著社會化媒體的興起，互聯網當今越來越多地被運用為都市中產階級意見表達的平台。為此，眾多學人為其賦予了“公共領域”的美好想象：沒有限制出入的門檻，沒有權威的中央管理，沒有身份背景的差異，沒有信息自由交換的限制……與以往任何一種新的媒體形式出現時一樣，傳播技術的發展再一次被賦予了積極的政治內涵。眾多學者開始從技術特點、媒體形態和運行方式等多個維度對互聯網的公共性進行合法性辯護。這些論述構成了當前關於互聯網的主流認識：首先，社會化媒體或曰“自媒體”是一個超越現實社會政治，並可以憑借其強大的輿論力量改造現實社會政治的公共討論平台﹔其次，網絡意見是相對於政府和主流媒體等精英統治話語的“公意”，它代表了民眾的訴求，互聯網言論的放開將帶來整個社會的民主進步﹔最后，由於技術形式上能夠提供假想的開放性，互聯網還被看作打破真實社會各種地理和階層邊界，引領我們走向一個自由大同世界的有效工具。

現實情況是否真的如此？網絡輿論空間的出現是不是復活了“公共領域”？“社會化媒體”能否成為塑造公共性政治的平台？我們是否正在依托新媒體技術走向一個互聯互通的美好新世界？要想回答這些問題，我們首先要搞清楚的是公共性政治的內涵和構成要素，從而對現實中網絡輿論場的政治意義提出一個審慎的、實際的，而不是抽象的判斷。

一、 公共性政治與傳媒：思想內涵的解析

概括來說，人類社會對政治的理解不外乎有三種：一是官僚層級上的政治，二是權力支配的政治﹔三是現代的公共性政治。其中，公共性政治與現代民主理念的聯系顯然最為緊密，這是一個最富有理想色彩和積極意味的政治概念。在20世紀西方政治思想的發展中，以阿倫特（Hannah Arendt）和哈貝馬斯（J?rgen Habermas）為代表的學者關於“公共性政治”和“公共領域”的論述構成了一個完整的思想譜系。在互聯網的討論中，對社會化媒體輿論場的各種肯定意見基本圍繞著公共性政治的問題展開，為此我們有必要憑借對更加嚴謹的理論思考進行歸納，來搞清楚如何才能達成公共性政治。

首先來看阿倫特關於公共領域的論述。這些論述的一個重要思想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發生的種種悲劇。按照阿倫特的觀察，悲劇產生的根源是西方社會內部的現代性危機和政治危機：資本主義的無限擴張和財富積累造就了一大群孤獨、無根、與生活世界疏離並自覺是多余者的“群眾”。他們充滿物欲的激情，拼命追求物欲的滿足，全然不顧公共的事務﹔他們與他人隔絕，也隔絕了使他們生活有意義的公共領域。這樣的“烏合之眾”成為了極權主義發生發展的重要土壤，而民主社會在經濟危機與社會危機面前不堪一擊，最終釀成了法西斯的悲劇。當時包括阿倫特在內的諸多知識分子都在考慮如何避免納粹造成的悲劇重演，如何借助精神的力量激勵公眾的政治參與，在多元化的社會中達到一種“公共理性”。阿倫特通過對與“勞動-工作-行動”相對應的“私人領域-社會領域-公共領域”的劃分，取代了以國家與社會二分為基礎的政治分析框架。在這個意義上，公共性政治概念的提出，正是對歐洲傳統自由主義市民社會理論的超越。這一點對於我們理解網絡輿論至關重要。在阿倫特看來，勞動和工作基本屬於“私”的領域，隻有行動（action）是唯一不需要物質中介的人際間相互交往的“公”的活動。

阿倫特認為雖然公共領域是大眾的匯集之處，但是存在於其中的人都處於不同的位置。隻有從不同位置和方向對同一事物進行觀察，以致使聚集在他周圍的人們在多樣性中看到了同一性時，公共領域才具有現實性。在現代商業社會，大眾消費文化使政治性的公眾蛻變為私人性的原子化個人與“散眾”，公共領域也日漸被私人領域蠶食，作為人的本性的政治逐漸被勞動和工作以及消費和物質享受消解。公共性政治所要求的獨立而多樣化的視角，以及對公共事務的共同關心都在嚴重退化。

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理論研究，基本上繼承了阿倫特對近代社會領域興起的批判。有所不同的是，哈貝馬斯跳出了阿倫特的思想史架構，轉而試圖給予資產階級的公共領域一個社會歷史式的分析。在《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一書中，哈貝馬斯將他理解的“公共領域”視為特定的歷史范疇，即是從18世紀至19世紀初英、法、德三國的歷史語境來闡明的一個理想類型，指由具批判性的公眾為主體的資產階級公共領域。在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中，作為私人的公眾可以自由地集合、自由地表達他們的意見，通過對普遍利益問題展開討論，形成公眾輿論，並且和公共權力機關直接相抗衡。 哈貝馬斯認為，晚期資本主義時期傳媒的發展已逐漸背離了公共領域的精神。由於資本主義國家壟斷政策和社會福利政策的大規模推行，私人事務和國家事務的界限不再清晰，出現了“社會國家化、國家社會化”的現象。而這種國家和社會的融合嚴重破壞了市民社會的結構，公共領域由此走向了崩潰，資本主義國家的公共性遭到了嚴重破壞和質疑。 在這種“再封建化”后的公共領域，公眾“開放、平等、理性”的意見表達權利被巧妙地移花接木，民主制度僅僅剩下一個表征，而喪失實質，公共領域變為政治秀場和表演舞台。哈貝馬斯由此斷言，由於大眾傳媒被政治勢力和私人利益操縱，公共領域的公共性消解了，變成了“再封建化”的“偽公共領域”。

綜合以上理論闡釋，對於什麼是公共性政治，我們可以做一個簡單的界定：當社會個體在獨立思考的前提下，從不同的角度，有意識地、平等地參與共享的公共政治議題，並尋求一個正義的解決方案時，公共性政治就產生了。這裡隱含了三個條件：首先是參與的可能性，這是傳統自由主義要求的賦權問題，即有言論自由的參與權利﹔其次是參與的意願，公民必須有意願且積極地參與公共事務，否則再多的個體權利也無法防止專制﹔最后是參與的能力，公民必須有基本的獨立思考能力，而且能夠從“公共的善”而不是私利的角度提出公共問題的解決方案。在公共性政治中，這三個條件缺一不可，隻有發言權利不但不一定達成公共性，而且可能因為缺少民主參與意願或參與能力而產生政治冷漠症或政治狂熱的反民主結果。

理清了公共性政治的內涵，以及公共性政治與傳媒之間的關系，我們再回到有關互聯網輿論的討論中來，對各種社會化媒體公共性的認定進行剖析和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