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聞為業——新聞人的視野、知識與價值觀【4】

三、以新聞為志業

我們看這張圖，你也許會有點驚訝，這些著名的作家、思想家、革命家竟然都曾經是新聞人，有的還是非常出色的新聞記者。講到這，你可能更能體會我前面講的那種將新聞人比作思想家和文學家的觀念。沒錯，很多十九、二十世紀的偉大人物都做過記者。如阿倫特、杰克•倫敦，馬克思也給《華盛頓時報》做過很長時間的評論人。狄更斯寫的《雙城記》等很多小說的素材都來源於他早年做議會記者的經歷，也包括他對社會的觀察﹔海明威的小說寫作風格也部分來自於他寫新聞的時候所練就的凝練語言的本領﹔馬克吐溫就更不用說了，他的諷刺小說也來源於做記者的經驗﹔還有馬爾克斯——來自南美的大文豪，伏契克——來自捷克的革命家，法國的社會學家雷蒙•阿倫等等。甚至哈貝馬斯也短暫地做過記者。這些人的政治理念各不相同，但是他們都是十九、二十世紀非常偉大的思想家、文學家，他們都做過記者。所以記者並不是那麼簡單的工作。

在近代中國，有一個現象值得注意，最成功的報人往往並不把新聞看作是職業邊界十分明確的一項工作，這對今天的新聞人來講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包括梁啟超、鄧中夏、瞿秋白、陳獨秀，幾乎沒有人強調我們作為一個新聞記者應該怎樣，他們對新聞的理解與今天我們對新聞的理解不一樣，他們將其看作是對人生、社會的追求，或者是一種政治表達的途徑。當然，這套理念放在現代社會有一點理想化，這是必須承認的，但同時我們也要警惕，現在所形成的職業意識，是否過於限制了我們的文化想象？我們是否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

新聞中常常蘊含復雜的思想，蘊含著對政治、社會的豐富理解。我們舉一個例子來說明。我並不完全贊同阿倫特的政治理念與她對問題的看法，但是她有一篇非常有名的、也是非常出色的採訪，報道的是二戰結束之后，在耶路撒冷，猶太人的法庭對德國戰犯艾希曼的審判。艾希曼是一個劊子手，執行了法西斯的反猶的政策，屠殺了大量的猶太人。阿倫特在做這個報道的時候，本來是將其當作普通的對二戰戰犯的審判來報道，但是她在採訪的過程中發現了一些有意思的細節，對她產生了很大的震撼——人們都認為艾希曼是一個劊子手，是一個殺人魔，但是阿倫特發現他就是一個非常無聊的中年男人，很愚鈍地坐在那裡，除了官話、大話，沒有任何精彩的發言，更沒有任何瘋狂的發言，所有的語言都是那麼的平庸，並且所有的精神病測試對他一點都不起作用。這樣一個正常的人，是如何犯下滔天大罪的？所以阿倫特開始反思她之前對戰爭的理解，她曾經認可戰爭是“極端的惡”，但現在她認為不對，她根據自己的採訪，提出了一個影響深遠的政治哲學概念——“平庸的惡”。艾希曼只是一個執行人，而不是一個策劃人，也就是說他只是在沒有反抗的情況下，去無意識地助長了惡，但是他本身並不是一個極端的惡人。阿倫特的這篇報道在發表后引起了人們非常大的爭論，特別是猶太人對這篇報道非常反感，認為其在為戰犯說話。后來，阿倫特無法承受巨大的壓力遠赴歐洲。

我們來看阿倫特報道中蘊含的政治理念，我們可以提出這樣的問題：你是否支持猶太人對阿倫特的批評，是否支持猶太人的看法？他們認為艾希曼是暴行的象征，這次審判的意義已經不局限於個體正義，而在於歷史態度。或者說你贊成阿倫特的觀點？她認為審判的意義不在於復仇，而在於正義。所以，這裡涉及到挖掘歷史的態度，是在於事實，還是在於態度？事實與態度之間是什麼關系？在不違反事實的情況下，你是否可以有態度的調整？你可以說，對於歷史，總有一個公正的判斷和評價？或者干脆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歷史就是意識形態本身？我們回到中國的新聞事件也是如此，不要瞧不起新聞的操作，這些微小的事情當中所體現出來的很可能是非常重大的價值觀念，非常深刻的政治意識形態的轉變。

所以我認為，新聞不是簡單的學科。作為一個新聞人，其知識體系應該是放在大歷史的環境中的，而不是將注意力放在規則、原則、定理和採寫編評上的知識體系。

所以，各種社會新聞和公共事件，價值觀判斷的問題，實際上可以在你擴展知識之后，對它有非常豐富的認識。對於價值、事實和歷史的關系，我們強調這樣一種認識：真理最大的敵人往往不是故意編造的謊言，而是長期流傳的似是而非的神話。馬克思也說過一句話，相當長的時期以來，人們一直用迷信來說明歷史，而我們現在要用歷史來說明迷信。為什麼要用歷史來說明迷信呢？因為普遍性的共識，在不同的情境下有時是不適用的，甚至是矛盾的，所以我們強調是從規律的新聞學到視野的新聞學。新聞學受到傳播學的影響很大，媒介中心、規律出發、原則出發，當然這些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它們在一定情境下有參考價值。但是問題是你不要走到另一個極端去，所以我強調給陰謀一個機會，然后要回歸歷史，知識和視野的相互決定，視野對新聞人的立場和態度的關鍵作用。

這樣來看，我覺得新聞專業是一個有非常美好前景的專業，大家選擇新聞專業是非常幸運的，它可以超越社會科學死板的羈絆，它可以不囿於職業階層的僵化的意識形態，這實際上是我們最大的優勢。你想想，在大學這個門檻裡，還有哪個專業是可以如此廣泛地、如此不受限制地來討論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政治問題、文化問題呢？中文系的人必定得顧及到文化文本的闡釋，經濟學的人必定得顧及到經濟理論的延展。這些社會問題你僅僅能夠作為一個領域的專家出現，而我們新聞人是廣泛地涉獵各種各樣的領域，這是一個擁有無窮潛力和無窮魅力的行業。但是問題是它需要掌握非常豐富的知識，你不能夠受到任何學科的限制，更不能受到我們八九十年代形成職業階層以后所出現的這些意識形態的束縛。這些東西會不會束縛你的文化想象力，你要去思考這樣的問題。新聞人更大的魅力是實踐、調查、參與歷史、報道歷史。

總之，這是一個視野與精神的問題，所以最后我們講到一種精神——超人，這是尼採提出的概念。尼採曾經指出是他把有限跟無限連接在一起了，這是個偉大的思想貢獻。尼採受到叔本華很大的影響，叔本華是一個非常悲觀的哲學家，他說生命就是欲望和不滿足，不滿足就帶來痛苦，所以人生總是痛苦的，所以人生生不如死，他是這樣一個哲學觀點。但是叔本華的哲學不徹底，因為他自己沒自殺。我們清華的一位導師，著名學者王國維，受叔本華的影響很大，自殺了，更徹底。但尼採比叔本華進步，他溝通了有限與無限，從而找到了生命的價值。尼採說生命雖然是有限的、痛苦的，但是我可以跟無限的意義聯系在一起，我可以跟我創造的無限的價值聯系在一起。我們中國一個很普通的士兵也說過類似的話，就是“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當中去”，我覺得這是多少年來中國人說的最精彩、最偉大、最深刻的一句話，它的哲學韻味是回味無窮的。我們活著到底有什麼意義？如果你不把有限的生命跟更大的意義連接在一起，你的生活真的變得很無聊了。所以我們講社會的希望在哪兒？我們講制度，我們講規律，我們講原則，我們還要講一種文化，一種“新人”的出現，這是馬爾庫塞講的一個觀點，我覺得非常有道理。

我在給本科生講課的時候說，你們是90后，你們想想一百年前的90后，想想那一代人給你帶來的激勵，當你遇到同樣的社會困境的時候，你怎樣促使自己產生更加豐富的文化想象，怎樣促使自己去更多的學習豐富的知識，來完善你對社會和歷史的理解，你才能做好新聞人，才能做好對新聞現象、對社會實踐的理解。這是我想要傳達的一個理念，但是它並不是一個非常嚴謹的科學研究。我就講這麼多，抱歉講得很瑣碎，謝謝大家！